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尽管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在学术界有诸多争议，有人认为这本书结构混乱，作者本人的观点不突出，甚至还陷入了抄袭的怀疑中不管真相如何，首先作者花十年的精力和心血阅读大量的书籍资料，结合自己的思想写下这本书，我觉得十分感动，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阅读这本书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尤其第一部《理与物》哲学思想十分浓厚，我也只是囫囵吞枣，但是这本书确实把人带入了一个更高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让我们不只是局限于常识的积累，而是打开了一个缺口，引起大家对世界的思考就如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的“想法决定言辞，言辞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们的想法决定我们的道路 ”不论是个人、国家还是整个社会，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将走向何方，所以了解我国古代思想的演变和现代思想的兴起对我国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
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汪晖认为，宋儒思想的核心是“天理” ，即将“物”与“理”分离，而不是像传统儒家中的“道”的观念那样，将两者合而为一理是内在于事物的，也存在于日常的礼仪实践 中，它要通过“格物”去把握 （明儒的“心学”则呈现了主观性的转向，认为天理内在于个人的自我中，要通过个人的内省去掌握 ）在京都学派看来，这一天理观即是中国思想转向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表现，它几乎是一种原初型的科学的世界观但是，正如汪晖指出的，在宋朝的历史语境下，天理的提出，实际上恰恰是为了批评内滕湖南学派所称的原初型现代的诸特性回到“三代”的说法即包含着对当代政治的批评，包含着对重新联结政治和伦理的关注；对重建三代的井田制的呼唤，则包含着对均田制的崩溃以及其后的赋税制度的批评；而对三代诸侯割裂的封建制的呼唤，则包含着对郡县制下过分中央集权化及其官僚制和与之伴随的科举制度的批评现代主义的叙述导致我们曲解宋明理学的历史意图汪晖坚持将宋儒的思想放入其“内在”的语境中，这与现代主义式的理解构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这一比照，以及对于历史背景的关照，使我们得以抓住了宋儒天理观的指向。
对于汪晖来说，这一历史化的内在理路反过来又可以帮助我们对晚清思想和历史提供另一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不同的关照现代西方科学（坚持将科学与伦理和政治分离）的方式，以及一种观察当代中国的不同方式当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替代性选择的可能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汪晖的下一步工作转向了晚清和民初思想的变化他指出，晚清思想家，尤其是严复和梁启超，将“天理”重塑成了“公理” ，在这里， “理”包含了类似于科学公理和进步的内容，但仍然包含了旧“天理”观的内容，即“天理”不仅包含了自然，同时也包含了政治和社会也正是作为这一“公理”观的一个部分，严复创造了“群”或社群这一观念科学话语继“公理“的出现而兴起在这部四卷本著作的最后一册中，汪晖论述了中国转向现代性的这一重大发展科学共同体不仅仅是职业化团体——由科学家、工程师、现代大学和学术社团组成，包括他们的出版物、先进技术在工业和物质生活中的应用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专家阶层的崛起和影响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普遍流行的世界观，并对如何评价、改革和引导公众生活重新确定了一个伦理方向科学世界观及其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相关设想逐渐被接受，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共同点。
一方面，科学的世界观脱离了建立在礼乐文化和宇宙论基础上的传统观点；另一方面，它也继承了蕴含在儒家思想中的普遍性原则于是，科学话语的兴起就重新激发并延续了长期以来追求普遍性原则的文化冲动，从天理到公理的转变就表明了这一普遍性汪晖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为什么科学话语对现代国家、法律体系和个人权利的构成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公共事务和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对科学话语而言，中立和客观性的观念是不言自明的无论有多少文化和伦理上的差异，真正的科学知识都被假定为是共同性的用汪晖的话来说，它“使得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被置于一种可以进行客观评判的状况之中客观知识的观念遮盖了知识得以生产的社会体制和知识规范的要素，进而成为现代人所普遍接受的信仰 ”作为一个事实，科学引发了五四文化与过去的传统的断裂然而，汪晖最发人深省的一个观察是，科学重建了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延续性联系，而不是使之一刀两断从天理到公理，最后以科学的世界观为结束，这是一种以普遍性、标准化原则为特征的绵长的连续性那么，科学普世主义如何成为了现代性的标志呢？传统文化里的普遍性规范是用天、道、理来表达的现代体系包括了民族国家和彼此竞争的文化差异，那种传统的包罗万象，涵盖天地的原则就失去了其权威和普遍性感染力。
科学话语作为一种新的规范的普遍原则提供了对整体性的设想，它使社会、政治结构和世界秩序得以成为“客观的“概念科学是对真理的追寻，获得真理的基本设想和经验主义研究的过程都要求去除偏见、成见、狭隘观念，排除主观好恶和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文化价值汪晖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详细描述了科学世界观和伦理--政治新取向之间的重要关系他以列奥塔的一段话来强调这一点，“从柏拉图以来，科学合法化的问题已经与立法者的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观点认为，即使关于这两个权威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决定什么是真理的权利与决定什么是公正的权利也并非毫无干系问题的关键是，所谓科学的语言类型与所谓伦理和政治的语言类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晚清知识分子急切地向外面的世界学习，科学世界观和民主政治的联系在其中显而易见，也为五四高举“赛先生“和“德先生“铺平了道路在充满激烈冲突的二十一世纪，这一联系似乎变得更为重要在“发达“社会中，科学结论或科学发现不会自动地带来公共的、公开的论争和政策制订，也不一定能促进对健康的、公共的市民精神和政治共同体的维系相反，科学正频繁地沦为寡头集团或大公司追求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修辞术科学与权力的牵连则无疑是后工业社会中广泛的合法性危机的症候。
如果科学家和科学发现都不过是自私自利的政治议程和商业规划的工具，那么真理和客观性亦不复存在，政治领域中大行其道的是嘈杂而冗长的辩论、怒火、意见、信念、偏执和谴责敌对的政党之间缺乏对话的共同基础，更别提进行仲裁了填补了科学的、规范的客观性空白的是文明冲突、文化战争、军事对抗、伦理本质主义、宗教分裂和种族特殊论科学研究自然，并尊重自然法则和它精巧的设计但科学也常常同权力政治卷在一起，结果是背弃自然天命意味著对自然满怀敬畏的谦卑和对其崇高设计的尊重在现代语境中，自然就应该转化成独立于党派政治的科学标准但实际上，自然已经成了一种易于得手的猎物，科学的、规范的标准不过是政客、特殊利益集团和大公司的掌中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