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发布日期： 2015-06-29 原文刊于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金奎明承元制，实行世袭军户制度从军军户被纳入分布在各地的卫所当中，进而形成庞大的卫所军户群体，成为一种特殊的军事性移民，对当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就明初山东半岛上的移民与海防建设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一、问题的提出前辈学者曾提出“明朝政府刻意将军士调离原籍，实行南北互易，远离乡土，同一县的军士不准在同一卫所或同一地区服役，以防其同谋逃亡或共谋反抗”[ ①] 的观点， 并被广泛接受 近年来， 这一观点开始受到质疑于志嘉率先提出明代军士远离乡土的原因在于明初卫所草创阶段没有通盘规划，卫所频繁调动，致使卫所军逐渐远离原籍[ ②] 个人认为，明初刻意将军士调离原籍的现象的确存在过，但仅限于归附军士，也就是从陈友谅、 张士诚等敌对阵营投诚或收降过来的军士不过这些归附军士与其说是被调离原籍，不如说被调离“根据地”——旧阵营控制区——更为贴切另外，明初的谪充军基本不在原籍附近服役 不过这是一种司法惩戒措施，并不会发生在一般军士身上更为重要的是，明初军户的另一大来源——垛集军的服役地一般在原籍或邻近省份[ ③] 。
就近服役的垛集军户的存在也是前人观点需要适当修正的核心证据但是在山东半岛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出于防御倭寇的需要，洪武一朝先后在山东沿海设立了10 个卫 [ ④] ，除了登州卫、莱州卫、宁海卫设立较早外，安东卫、灵山卫、鳌山卫等七个卫都创立于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说，山东半岛上的大部分卫所都创立于洪武末期[ ⑤] 明朝军户的来源，按照传统分类，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充和垛籍四种从征和归附主要在洪武初年使用，谪充是一种与司法制度相配合的集军方式，且不是军户来源的主体洪武中后期征召入伍的军户，主要采取垛集方式，也就是从新设卫所附近地区的民户中按照一定的比例签充大致从洪武十七年开始，明朝政府的海防战略开始发生变化洪武初，对倭寇及方、张余党采用主动出击战略，定期派出大规模舰队沿海巡航但在沿海局势相对稳定后，这种近海防御战略逐渐被近岸防御战略取代，大规模的出海巡逻不再独立举行，开始与海运结合进行 东南海区的巡逻任务则交付地方都司负责洪武十七年，汤和等人被派往浙江，开始在要害地区大规模设立以被动防御为主要特征的卫所以及附属堡、寨等 浙江陆上海防卫所建设完成后，这一政策被推广到闽粤沿海，并于洪武三十一年起，开始在山东半岛落实。
沿海地区的卫所因为设立时间较晚，其军官大多从其他卫所抽调，离开原籍是必然现象但士兵大多采取垛集方式，从附近府县民户中签充例如《明太祖实录》 卷一八七记载，洪武二十年十一月，信国公汤和奏言：宁海、临山诸卫滨海之地，见筑五十九城籍绍兴等府民四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兵，凡得兵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先是，命和往浙西沿海筑城籍兵戍守以防倭寇，至是事毕，还奏之[ ⑥]又如洪武二十年四月，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廵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 ⑦] 山东沿海各卫设立时间更晚，按理，应该也是以垛集为主要征兵方式，即以附近人口为主 但现在的山东在人们心目中却是军户大省、移民大省 居住在半岛上的人们大多声称自己是山西洪洞人、四川人、 枣强人、 云南人以及江苏东海人的后裔，也就是来自山东以外人们记忆中的祖籍，大多能从谱牒资料中反映出来如《日照丁氏家乘》“初修本后序”载：祖考中翰公行述: 本为江南海州之东海人，明初祖顺北徙，占籍于邑南之刘家寨迤东二里许。
时朝廷命郡县募壮士守沿海哨墩，以勇敢募，且利其少，既禀为资斧，竟以军籍隶青州伍，世为日照人四传皆业农，积渐田连阡陌，至今人呼其处为丁家庄[ ⑧] 又如（昌邑）《陈氏家乘·谱系叙略》记载：始祖（得甫）原居成都南关铁臼巷，洪武二年以军籍来昌邑，遂家焉二世、三世均充辽东广宁左卫差，至四世乃罢今该处之姓陈氏者，多吾同族也[ ⑨]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为什么山东沿海海防卫所的建置时间很晚，反而出现了有别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现象呢？可以肯定的是，洪武三十一年明朝政府曾经在山东地区执行过垛集征兵，如胡士文在永乐二年撰写的《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中曾写道：洪武戊寅春正月，特命魏国公徐、都督朱垛集本处之民，置立沿海卫所[ ⑩] 这在个案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诸城县人杨喜孙， “洪武三十一年垛青州左卫总甲”[11] 又如日照县人卜官儿，“洪武三十一年投充青州卫后所总旗”[12] 后者虽然是投充，即主动从军， 但也说明明朝政府曾于洪武三十一年在山东半岛进行过征兵工作因为随机接受主动投军人众仅发生在战乱时期，和平时期是不会随意接受投充军士的不过从威海、成山等卫一般只有三个千户所，并未达到额定编制来看，洪武三十一年的垛集征兵效果并不好[13] 。
其中固然有部分军士被补充到此前早已设立的青州左卫等卫所的缘故， 但主要原因似乎应归结于本省潜在军户资源的短缺上本地兵源不足， 只能借助于外省人口， 于是才有了大批跨省军事移民的涌入那么， 山东本地兵源短缺是否真的存在？原因又是什么呢？二、山东本土军户的外流元末，山东地区迭遭兵火，红巾军、元朝政府军、察罕帖木儿军、地方武装等多支力量曾在这里展开反复较量，给当地造成严重损失远在江南的朱元璋也对这里的局势发展十分关注，特意派著名谍报员何必聚以厨师的身份潜伏到山东红巾军领袖毛贵的儿子身边 时太祖欲知齐鲁、燕冀虚实，乃遣何必聚为毛平章烧饭食，以探中原小毛平章年幼聪敏，必聚至数日，待之甚厚，以金盒盛玉带一条谢之”[14] 1367 年称吴王后，明军开始北伐山东一带的军阀陆续倒戈投降或逃走，大批军士投入明军战前对山东形势非常了解的朱元璋对这些曾多次改换门庭的降兵降将非常不信任当年十月，沂州守将王信表示愿意投诚，朱元璋密谕大将军徐达：“王信父子反复，不可遽信宜勒兵趋沂州以观其变如王信父子开门纳款，即分两卫军守其地信父子及部将各同家属遣至淮安若益都、济宁、济南俱下，各令信军五千及我军万人守之，其余军马分调于徐、邳各州守城，然后发遣其家属与居。
[15]王信父子正式投降后，朱元璋又在当年十一月十九日命令徐达等人，“王信来，其部下得力头目，尽数收拾，与王宣父子等管解来 ,, 军人全用然是全用，须要分于各部， 随我军征守每军各带家小，于所守城内住坐止可数千调用，不可满万[16]吴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认为徐达、常遇春等没有认真贯彻自己的要求，又派人告诫他们：“今山东诸将虽皆款附，而未尝遣一人至此，若留诸降将布列旧地，所谓养虎遗患也昔汉光武命冯异平三辅，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璧，无使复聚古人之虑患深矣将军其思之[17]都督同知张兴祖推诚待人，“于其降将有可用者即使领其旧兵，俱以进取”朱元璋认为“此非良策闻兴祖麾下降将至有领马军千骑者，若一旦临敌，势不足以相加，因而生变，何以制之？”于是命令张兴祖；“今得一降将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来京，勿自留也 [18]几天后，朱元璋再次遣使晓谕徐达等北征将领：“闻大军下山东，所过郡县元之省院官来降者甚多，二将军皆留于军中吾虑其杂处我军，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屈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来，使处我官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 可无后患 若济宁陈平章、 卢平章， 东平马平章， 各官家属亦发遣来，我将厚待之。
[19] ”朱元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到半年，洪武元年闰七月，在济南就发生了降将乔佥院的叛乱 [20] 乔佥院原本是从福建航海北上，往大都运送大象的军官因为局势的迅速变化，航海至山东的他主动登岸投降按说，他在山东地区并没有什么根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可以鼓动成千上万人和他一起叛乱，足见原本在此经营的元朝旧将发动叛乱的风险会更大要把风险降到最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投诚兵将分散并调往外地安置从大量个案资料来看，明朝政府正是这么做的如高邮人葛敬，原为元朝“山东行枢密院佥院吴元年归附，克取青州洪武二年并枪，选充骁骑前卫壮士，三年充壮士旗手，十一月除怀庆守御百户 ,, ”[21] ；沂水县人邢拳， “前王信下佥院，吴元年归附洪武元年钦除沂州卫百户，五年除宁国卫百户，十一年调太仓卫后所”[22] ，等等为确保新复地区的稳定，朱元璋曾在要求把降军调离使用的同时，命令“惟土兵勿遣” ，即来自当地的降兵可以继续留在家乡附近卫所服役[23] 不过由于明初卫所军调动频繁，这些一度被留在本省的归附军士大部分也被陆续调离如洪武元年八月， 徐达在设置燕山等六卫时，即改“乐安卫为燕山左卫、济宁卫为燕山右卫、青州卫为永清左卫”[24] 。
这在个案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济南府乐安州顺礼乡人张林，“洪武元年二月于华指挥归附从军，克大都，洪武二年调燕山左卫中所,, ”[25] 同样来自乐安的王成也被发往燕山左卫中所[26] 又如济南人管庆， “洪武元年归附，拨燕山右卫军” [27] ；武定州人金木消， “吴元年归附，大兴右卫军 ,, 七年升除骁骑左卫总旗”[28] ，等等为了最大限度的消灭敌对势力，朱元璋对战争中被打散的敌军非常重视，在战争仍在继续的吴元年十二月，他即命令中书省出榜晓谕亡将散卒，“尔等昔皆良民，因世乱，不得已而从军王师之举正为民驱除祸乱，使得复业尔等各有父母妻子、祖宗丘垄，岂不因此得以休息，遂仰事俯育之心何乃迷而不复？以此为终身之谋，得无失计若体此意，能自言于官，军则月给以粮，民则各归本土如不从命，天宪靡逃，一丽于法，悔无及矣[29] 不过因为战场形势错综复杂，并不是所有归附降兵都能及时编伍安置，如诸城人王恕， 吴元年归附，洪武元年才被编伍，“拟充权百户”[30] 郯城人明亮，更是直到洪武六年才充军入伍 [31] 像明亮这样先回家乡生活了一段时间，此后才被征召入伍的归附军士有很多，与之相关联的是一项针对这类人群的特定政策：收集。
所谓收集，即把因为各种原因散落在民间，未能收编入伍的元朝旧军户以及曾在敌对阵营当兵的人户重新征集，纳入军户系统的政策这一政策在洪武朝曾长期执行，甚至累及第二代 [32] 在山东地区，收集旧军人的行动也曾多次出现如洪武四年闰三月，命侍御史商暠往山东、北平收取故元五省八翼汉军暠至，按籍凡十四万一百十五户，每三户令出一军，分隶北平诸卫[33]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东川侯胡海奏：招集山东故元军士凡一千四百四十余人”[34] 洪武十八年八月， “命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高翼招集莱阳、即墨等处故元将校一百九十八人为军” [35] ，等等这几次收集行动都记录在《明太祖实录》中另从零散个案资料看，明朝政府在山东还有一些小规模的收集行动未被记录入实录如济宁州人黄贵，“洪武十年收集，充济宁左卫军，调济州卫后所”[36] 等经过多次收集，流散在民间的旧军人数量已寥寥无几可这些被收集上来的军士又被安顿到了哪里呢？出于对这些潜在敌对势力的不信任，归附军人大多会异地安置从种种迹象上看，山东籍的归附军士除了投降不久即入伍，随军转战四方者外，大致有两个去向一是被安置到了京卫，也就是南京地区，由中央直辖的卫所中洪武二年三月，朱元璋对指挥同知袁义说：“尔所统军士，多山东健儿，勇而好斗。
[37] 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七四的记载，这个袁义是羽林卫的军官，也就是京卫军官，并曾领兵“捕逐苏松温台滨海诸郡倭寇”[38] 前文中提到的郯城人明亮，最高官职即“羽林右卫前所世袭百户”[39] ，进一步说明羽林卫中的确有很多山东籍军士在其他卫中也有山东归附军士的例证，如登州蓬莱县人王疲儿，“洪武三年充登州卫军，拨府军卫中所”[40] ，等等洪武二十年（ 1387）闰六月，“上以京卫将士多山东、河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