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宗周与晚明儒学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成进士，以行人司行人累官顺天府尹、工部侍郎他为人清廉正直，操守甚严，立朝敢于抗疏直言，屡遭贬谪，不改其志明亡之次年乙酉（1645），清军南下入浙，他在家乡绝食殉节观其一生，从政时间很短，多半生从事于讲学育人，故其弟子遍天下，而以黄宗羲、陈确、祝渊、张履祥等最为著名学术上，刘宗周“于《五经》、诸子百家无不精究，皆有所论述”， （1）堪称为宋明道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和有明三百年学术之殿军如何了解、认识其学说思想？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的哲学都“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事出的孤立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2）刘宗周以“慎独”为宗旨的儒学思想体系（3）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只有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孤立的个性来研究，而是将其置于思潮史背景下，来釐析其与当时盛行的几种主要儒学思想体系的关系，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悟刘宗周这位晚明儒学宗师的思想特质一、刘宗周与心学明代中叶以来，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但因其日益僵化而遭学者厌弃，故在知识界真正盛行的乃是心学。
其时具有影响力的心学思潮，包含着陈（白沙）、湛（若水）之学和阳明学两大体系（4），而刘宗周与之均有密切关联从师承渊源上看，刘宗周之学本出自陈、湛一系宗周蚤孤，少依外祖章颖家授学217 岁考取秀才，20 岁中举人，24 岁进士及第26 岁（万历三十一年，1603），经陈植槐介绍见许孚远，遂执北面礼师范事之许孚远（1535—1604），字孟仲，号敬庵，浙西德清人，嘉靖壬戌（1562）科进士，历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其学以“克己为要”，“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5）著作有《大学古本》、 《大学述》、 《大学述答问》、 《许敬庵稿》、 《敬和堂集》等许氏之学出自唐枢唐枢，字惟中，号一庵，浙西吴兴人，著作有《礼玄剩语》、 《三一测》、 《证道篇》、 《宋学商求》、 《六咨言》、 《真心图说》等 20余种，多汇入其《木钟台全集》，一庵之学出自甘泉湛若水氏，若水之学出自白沙陈献章氏这样，就师承关系而言，刘宗周属于与阳明学并行的陈、湛一脉湛甘泉是陈白沙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其亲自选定的“衣钵”继承人甘泉对白沙十分尊崇，称“白沙先生之学，追濂洛关闽之轨，以入孔孟禹汤文武尧舜之大道”（6），认定白沙是自己的思想先驱。
但甘泉并未完全承袭白沙之学，而是有所修正他不满意白沙“静中坐养出个端倪”， “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7）的主张，提倡“随处体认天理”，认为：“盖道、心、事合一也，随时随事，何莫非心；心定则何动非静，随处体认则端倪随现，何必静养？”（8）这就使其学成为一呼仍留有程朱理学痕迹的、不很彻底的心学体系故在阳明心学盛行之时，甘泉门下很难保持其心学的个性特色，多“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9）如其及站弟子中著述最多的唐枢即折衷师门的“随处体认天理”说与阳明的“致良知”说而发明其“讨真心”之学，细究则实“于王学尤近”（10）许孚远亦信“良知”、言“慎独”，尝告诫刘宗周：“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因追溯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考功力之进退蕺山得之猛省 ”（11）陈、湛一系，尤其是许孚远对刘宗周确有深刻影响他坦言：3余尝亲受业许师，见师端凝敦大，言动兢兢，俨然儒矩其密缮身心，纡恶不肯放过，于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尝深夜与门人弟子辈窅然静坐，辄追数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证，其所学笃实如此 （12）可见刘宗周毕生“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13）的人格精神是在师门传统影响下形成起来的。
此外，许孚远曾面责泰州王（艮）学传人罗汝芳，说其“治学大而无统，博而未纯，久后难有结果”，引起罗氏与他长达数年的激烈论辩（14）；又尝撰《九谛》，向以无善无恶为宗的王畿（龙溪）门人周海门发出论难（15）由此看来，刘宗周后来对王阳明后学批评甚烈，并与周海门、陶石梁等人有所论辩，可谓由来有渐，并非偶然刘宗周同阳明一系虽无师承关系，但阳明心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自谓：宗周，东越鄙士也，生于越，长于越，知有越人越人知有道者，无如阳明先生其所谓良知之说，亦即家传而户诵之，虽宗周不敏，亦窃有闻其概，沾沾自喜也 （16）其实，他之所以会接受阳明心学影响，并非只是出于对乡先贤的钦敬，而是另有更深刻的原因阳明为学，举良知说以正世道人心，这就儒学之全体大用而言，乃是显学术之功于社会层面，以开太平盛世处晚明腐败政局之下的刘宗周自然对之默然有契据《年谱》记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宗周因不满朝政，请假归籍，阖门读书， “久之，悟天下无心外这理，无心外之学”，遂作《心论》天启五年（1625）夏，奸党魏忠贤等大兴钩党之狱，缇骑四出削籍遍天下宗周认为：“天地晦冥，人心来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遂会讲于山阴解吟轩，痛言：“世4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
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 ”他每会必“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柢凝定，为人道之基，尝曰：‘此心绝夫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不容发处，恰是此心真凑泊处此心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于是有慎独之说焉 ”六年（1626），宗周读书于韩山草堂， “每日晨取有明诸儒文集、传记考订之，盖有意于道统录也 ”七年（1627）， 《皇明道统录》辑成正是在著辑此书过程中，宗周“读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为论次曰：‘先生承绝学于辞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鹜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17）本来，刘宗周并不喜阳明心学，他是由陈、湛一脉启途问学的，全祖望说：“念台之学本于敬庵，敬庵出于一庵，一庵出于甘泉，甘泉出于白沙，白沙出于康斋（吴与弼），其门户盖与阳明殊 ”（18）许孚远教宗周为学之亏实与朱熹相近。
由上引《年谱》所记可见，刘宗周后业转向阳明心学，乃是基于其痛感时艰的心态而阳明心学的影响又是其形成、发展起自己学说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不过，宗周并未盲目信从阳明心学早年一路下来的学脉使他对阳明教法心存怀疑（19），而当时日显的王学末流之弊更激发了他的不满崇祯五年（1632），他与以禅学解释阳明心学的陶石梁展开论辩（是为“白马岩之辩”），后又寄书陶氏，晓以学术大义，说：“今天下谈新建（阳明）之学者，未有不借路葱岭（即禅宗），即当日一种教法，所谓天泉问答等语，近日亦不复拈起高明之士谈性宗而忽彝伦，卑暗之士乐猖狂而恶名检”，并5希望陶氏“力以师道自任，为世人作津梁 ”（20）十一年（1638）冬十月，宗周删定《阳明传信录》成，驳王畿《天泉证道记》中四无之说，以明朱、王学术之同归，谓：“朱子以察识端倪为下手，终归涵养一路，何尝支离？阳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于去人欲、存天理，以为致良知之实功，何尝杂禅？”（21）十五年（1642），宗周著《原旨》；十六年（1643），又著《证学杂解》、 《良知说》等在这些著作中，他畅发其以“慎独”为宗旨的儒学思想，从中不难看出其与阳明心学的区别总之，从丙寅始读阳明文集到乙酉殉难前改定《人谱》，刘宗周对王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这正如其门人董瑒所说：“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辨难不遗余力始疑之，以其近禅也；中信之，信其为圣学也；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谓其言良知，以《孟子》合《大学》，专在念起念灭用工夫，而于知止一关全未堪入，失之粗且浅也夫惟有所疑然后有所信；夫惟信之笃，故辨之切，而世之竞以玄妙称阳明者，乌足以知阳明也哉？”（22）此一对王学由疑而信而批评，乃至修正的过程，正与其逐渐形成起自己以慎独为宗旨的心学思想体系，并因之而成为独具个性的儒学宗师的过程相符应 二、刘宗周与泰州王学泰州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是位出身盐丁的平民儒者他曾就学王门，接受阳明心学的熏陶阳明在世时，他即已时时不满师教，显露出自己的思想个性；阳明殁后，他不仅形成、发展起以“百姓日用之道”、 “安身立本”的格物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而且更自立门户，开创了泰州学派这是一个颇具战斗精神和“异端”色彩的平民儒家学派，其学是与官方儒学和士绅儒学相异趣的平民儒学（23）6刘宗周与泰州王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他对泰州后学多有指责，并曾与之展开过激烈论辩，这是治蕺山之学者耳熟能详的事实但他又同泰州王学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
譬如，王艮曾提出修身工夫只在慎独说，曰：“既知吾身是个本，只是毋自欺，真真实实在自己身上用工夫，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略无纤毫假借、自是自满之心，是谓自谦，即《中庸》‘敦厚以崇礼’者也谦者，无不慊慊者未必能谦也，然工夫只在慎独而已， ‘不怨天，不尤人’， ‘下学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如此而慎独，则心广体胖身安也 ”（24）其门人王栋伸张师说，认为“慎独”与“诚意”密不可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而二、二而一的体用关系他说：“诚意工夫在慎独独即意之别名，慎即诚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动之处，单单有个不虑而知的灵体，自作主张、自生自化，故举而名之曰独少间，搀有以见闻才识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则有所谓商量倚靠，不得谓之独矣世云独知，此中固是离知不得，然谓此个独处，自然有知则可谓独；我自知而不及知，则独字虚而知字实，恐非圣贤之立言之精意也知诚意之为慎独，则知用力于动念后者，悉无及矣故独在《中庸》谓之不睹不闻；慎在《中庸》谓之戒慎恐惧，故慎本严敬而不可懈怠之谓，非察私而防谷得也 ”（25）泰州三传罗汝芳讲“慎独是诚意时事”，谓：“《大学》分明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今观慎独是诚意时事，则致知当在诚意先也。
”（26）曾经读过罗汝芳的著作，又对泰州王学“格物”说颇有称许，以为“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27）的刘宗周，以“诚意”明“慎独”，说：“《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地，其为物不二，故曰独……惟于意字不明，故并于独字不明，遂使格、致、诚、正俱无着落，修、齐、治、平递失原委……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 《大学》之道，慎独而已矣；《中庸》之道，慎独而已矣；《语》、《孟》‘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矣慎独，而天下能事毕矣 ”（28）应该说，他的这种思想7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其门人董瑒、黄宗羲注意到宗周与泰州王学在此问题上的认识相同之处，但不予深究，只是以刘氏“未尝见泰州之书”为由，断定二者之间的相同只是“恰合”（或“不谋而合”）这自然没能将泰州王学视为刘宗周学说思想的理论来派之一（29）淮南格物”论的影响之外，刘宗周思想还有一个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即其所倡圣、凡本无别的平等观泰州一脉平民儒者大多主张“圣人亦人也，我亦人也”的人类先天平等原则，如王艮虽然承认圣、愚之别，但他把这种区别归绳索为知识上的“先知”与“后知”（或“先觉”与“后觉”）的区别，说：“夫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谓圣；知不善之动，面临昨焉执焉之谓贤。
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一知一觉，无余蕴矣此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合内外之道也 ”（30）刘宗周也提出“非以圣凡歧”的观点他认为，人必须自重自信、自尊自贵， “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孔眼”，说：“学者第一义在先开见地，合下见得在我者，是堂堂地做个人，不与禽兽伍，何等至尊至贵！盖天之所以与我者如此，而非以圣凡歧也圣人亦人，尔学以完具其所以为人即圣矣偶自亏欠，故成凡夫，以我偶自亏欠之人，而遂谓生而非圣人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