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春秋戰國時期“忠”觀念的演進春秋戰國時期“忠”觀念的演進 ——以儒家文獻爲主綫兼論忠孝、忠信與忠恕觀念 丁四新 一一、春秋時期、春秋時期的“忠”的“忠”觀念觀念： 《左傳》 、 《國語》 、 《論語》： 《左傳》 、 《國語》 、 《論語》 《左傳》本爲史書，不過既然是爲孔子所編述之《春秋》經作傳，且其作者又相傳與孔子彼此尊尚，①則該書在編寫之初已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痕，這是可以肯定的 《國語》一書，據各國舊史集成，與《左傳》的材料、觀點互爲補充和印證 《左》 、 《國》在完成其作爲“歷史的”史料價值的主要目標的同時，也達成了與某些儒家觀念，特別是《論語》所反映的孔門師徒的觀念的一致性 《左傳》 、 《國語》 “忠”的觀念，是在當時天下紛爭和邦國内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的政治背景下展開的，因此其目標自然首先指向保衛“邦國” （ “社稷” ） 、 “人民”的安全，其次纔是處理君臣、上下關係的利益問題對於貴族而言，不管是其對於社稷的盡忠，還是臣下對於主上的忠誠，都特別強調關係化的政治身份認同的一面 《左傳》言“忠” ，在反復宣揚“事君盡忠”的觀念，將“忠”看作臣德之一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將所忠的對象指向一國的君主。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春秋時代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忠君”的觀念但是此“忠君”的觀念由於是通過臣下忠於“君事” 、“君命”之活動來踐行的，因此“忠”主要落實在臣下對於“君事” 、 “君命”的關注與考慮上面從保存社稷和家國的目的性而言，這裡就容許臣下對於這些“事” “命”是否合理、合法展開必要的反省實際上，臣對於“民”之忠，也即是對整個貴族共同體的忠誠纔是第一位的當君與民、邦國或者社稷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忠最終指向了後者：從政治化的倫理角色而言，臣下應當忠誠於君上；但是從君臣關係賴以存在基礎及其服務的目的來看，則君主的地位無疑低於邦國、 社稷和人民 或者說， 君主只是保護宗族利益和邦國強盛的一個必要手段 因此， 《左傳》 、《國語》都強調了君主對於國家、社稷、人民的忠誠問題與此密切關聯的是，在霸道橫行和國際關係十分複雜的春秋時代，邦國的整體利益得到突出的強調，私家與邦國之間的權利鬥爭必須嚴格地限定在一個必要的範圍之内，否則可能危及邦國的整體安全，乃至遭受滅亡命運於是， 《左傳》提出了“以私害公，非忠也”及“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的主張，認爲“忠”與“公”在價值上具有同一性可以看出，春秋時代正是形成“國家至上”觀念的時代，而“忠於國家” ，乃至“忠於公家”的觀念，②無論對於當時的封建制社會還是此後的君主專制社會，都有至爲根本、深遠的影響。
① 《論語·公冶長》 ：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是一個證明當然，有的學者認爲此左丘明非彼左丘明，甚至連左丘明為《左傳》之作者的傳統説法也加以徹底否認而《左傳》多引“仲尼曰”、 “孔子曰”評論事義、是非，於時人中足見作者最爲推重孔子 ② “邦國”與“公家”概念是有區別的： “公家”相對於“私家”而言，從正常秩序來看， “公家”當統率“私家” ；而“邦國”則包括“公家”與“私家”等集團構成的權、利共同體從常態而言，忠於公家也就是忠於邦國，這是此後攫取國家權力的最高統治者或集團 （家天下或私天下者）所一直樂意宣揚的；在非常時期， “革命”的合理性則將此種政治忠誠觀徹底打碎和抛棄 2 《國語》與《左傳》一樣，反復申述了“忠於職守”的觀點，①並且君對民，或上對下之“忠”觀念得到了更爲有力的強調而這種忠於邦國的觀念，也因此給臣民和君主的身份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此種忠誠觀雖然對於此後（特別是漢代以後）的儒家在身份認同問題上給予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從根本而言，主要是對於國家意識的一種直接反映，而著重代表了統治集團的利益以孔子爲代表的先秦儒家則大體上屬於天下主義，而超越了狹隘的國族主義觀念。
《左傳》 、 《國語》 言 “忠” ， 亦注重從德性和内在的方面加以論説 尤其是後者， 不但説明了 “忠” 與該字從 “心” 、從“中”的深入關係，實現了理解路綫的轉向，而且爲儒家從内在主義的角度理解該觀念提供了原初的契機和根據《國語》雖然沒有“恕”字，但是其觀念内涵實際上在多處文本中已經被包含在“忠”之中從原文及韋《解》來看， “恕”道的力量根源正在於盡己之“忠” ，因此忠道内在地包涵了恕道 《左傳》 “恕”字用例數見，皆將其作爲施爲活動的自我省察準則來加以應用，但是沒有作出更爲明確的解釋另外，這些用例幾乎與“君子”人格相關，而且其中最爲重要的兩則文本就是直接由孔子加以評説的在《論語》中， “恕”是孔子師弟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具有非常深刻和經典的解釋綜合《國語》 、 《左傳》和《論語》的文本情況來看，大概在孔子之前作爲概念形式存在的“恕”可能還沒有正式產生，而是隱括在“忠”的觀念内涵之中正是由於孔子的發明和創造，該觀念纔得以在根本上從“忠”中釋解出來，成爲一個流行於孔子師徒之間的重要概念 《左傳》 、 《國語》 “忠信”連言之例較多，包含了政治與德行兩個方面的論説，但前者是主要的。
而二書將“忠信”看作治國爲政之本的思想，則深深地影響了戰國諸子和時君世主的統治觀念 “孝”是一個形成歷史更爲悠久的概念，在《左》 、 《國》中有非常多的論述由於邦國安全的問題在春秋時期變得日益突出和重要，導致君主和公族的地位也不斷上升，並加劇了君統與宗統的分裂而從“邦國”的身份認同衍生出來的“忠”觀念在不斷受到強調的同時，也不斷與國家的合法代表——“國君”發生同一性的緊密關聯，從而逐漸發生“忠於”對象的轉移因此，“忠”與“孝”之間的緊張性也隨之得以較爲複雜地展開不過從總體上來說，在春秋時期“孝”在力量上仍然超過了“忠” ，仍是整個社會的根基這裡，最著名的莫過於晉太子申生自殺和伍子胥爲父復仇的例子，從中仍可以看出“孝”的基礎性作用對於孔子師徒而言，更是如此比如在《論語·爲政》篇中，孔子認爲君上的孝慈正是臣下爲忠的前提（ “孝慈則忠” ） ，甚至直接將孝悌之道看作是爲政的基礎和本身（ “書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爲政” ） 其弟子有子更將“孝悌”看作實踐仁道的根本而當忠孝發生尖銳衝突的時候，孔子雖然站在“直”的原則上來加以權衡，但是從《子路》篇對於直躬證父的案例所作的“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的評論來看，他顯然將“父子相隱”肯定爲“直”的一種直接表達形式。
因此，父子相親的孝慈之道在孔子思想中具有一定的優先性和特殊性然而爲什麽孔子要肯定它的優先性和特殊性呢？因爲在當時而言它是表達“直”道的現實基礎 與《左傳》 、 《國語》從反映政治現實的角度突現政治關係中的“邦國”或“社稷”的地位不同，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則站在德性主義與天下主義的立場上， 對當時禮崩樂坏的現實作出了強烈的批判， 而呈現出對於 “人” 和 “人倫”的一般意義世界的高度關注②在《論語》中，仁、禮、天、智、德等概念成爲孔子師弟關注的重心， “忠”則① 賓口富士雄將“忠”之“盡職”義看作是戰國時期，乃至荀子的時候纔產生出來的看法，這是不正確的 《荀子·王霸》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一句，源自郭店竹書《忠信之道》 ；在郭店竹書《六德》篇中，有六位、六職、六德的劃分，儘管該篇將“臣忠”與“事 人”之職相應，但也著重是從“職守”的意義上來說的 《左》 、 《國》以“盡職”言“忠”者，例子多見賓口觀點，轉見佐藤將之： 無“忠信”的國家不能生存：春秋戰國時代早期“忠”和“忠信”概念的意義，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學術國際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 2005 年 12 月上旬）論文 ② 從政治關係的角度來看， “天下”的觀念得到突出，孟子“民貴，君輕，社稷次之”的主張將“民”的地位放在“社稷”之前突現出來，這是儒家理想區別於政治現實的重要特徵之一。
《孟子·盡心下》 ：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3 明顯放在其次的位置上孔子一方面將“忠”的觀念從政治關係的立場轉進到道德主義的立場上來評判政治活動自身，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主忠信”和“與人忠”的觀點，則不僅擺脫了政治關係的語路，而且直接將其作爲修身與倫理實踐的基本原則，並著重思考了“人”自身的價值意義問題君臣關係本來是一種政治關係，但是孔子特別強調其倫理關係的一面，並將“君使臣以禮”看作“臣事君以忠”的必要條件，與後世片面的忠臣觀迥然不同另外，孔子師徒將“恕”的觀念從“忠”中釋解和突現出來，更加強化了“忠”的“盡己”之義 二、二、戰國戰國儒家“忠”的觀念儒家“忠”的觀念：：郭店竹簡、 《孟子》 、郭店竹簡、 《孟子》 、 《荀子》《荀子》 、大小戴《記》、大小戴《記》 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發動已經不需要“尊王攘夷”之類口號的掩飾， “兼併”本身已經成爲發動戰爭最爲正當而直接的理由與目的， 所以邦國的安危成爲一國君臣更加憂心掛懷的頭等政治大事 面對這一頭等重要的政治大事，整個統治集團不得不讓渡私家的利益而將君主推向集權的道路，並將邦國與公族的利益統一化，這樣效忠君主的忠臣觀也就必然地被突現出來。
儒家面對此種忠臣觀，從一開始起就採取懷疑和批評的態度，即使是到了戰國晚期流行的荀子學派和儒家孝行派，在宣揚忠孝一致性觀念的同時也仍然拒絕將臣下之自我加以消解，而投注到毫無原則地服從君主的權威之中 郭店儒簡屬於戰國早中期的著作竹簡《六德》篇有“臣忠”的説法，這是從“六位”的倫常關係中來説的，它更加深入、系統地將政治的問題轉化爲倫常和德行的問題來處理，而且“忠”的重點仍然放在“盡職事君”的涵義上面由於君權的集中和加強，因而主張絕對效忠君主的忠臣觀得到了宣揚，但是儒家基於“義”的立場則斷然予以否定在竹簡《魯穆公問子思》篇中，子思持“恆稱其君之惡”和“爲義而遠祿爵”的忠臣觀此种價值觀，後來被孟子所繼承和發揚在《性自命出》和《語叢》等篇中， “忠”被看作是“由中出者”和包含在“性”中的内涵之一，也即是說它被看作人的内在本性之一此种觀點，後來亦被孟子所繼承在《唐虞之道》篇中，作者將仁孝看作臣忠的根源，而這一點將先秦儒家處理忠孝關係的出發點充分顯示出來 《忠信之道》從宇宙、天地意識的角度來思考忠信之道對於爲政者的重要政治意義，是一篇比較特出的文章而由“忠者，仁之實；信者，義之基” 的觀點來看，作者在突出忠信觀念的同時也表明了它們是仁義觀念的演繹。
總體説來，郭店儒簡所言“忠”的内涵比較複雜，是戰國中後期同一觀念的思想前導 孟子對於“忠”的觀念在涵義上並無多少創造，不過在《孟子·告子上》中將“仁義忠信”看作“天爵” ，表明對他而言“忠信”與“仁義”一樣不是外在的，而是人性的必要内涵 《荀子》一書非常重視“忠”及“忠信”的觀念與孟子迥異的是，荀子將“忠”或“忠信”看作僞善的一面，而與情性之惡相對而言在此基礎上，荀子將“忠”或“忠信”之德的獲得看作修身或心理活動的結果，同時將其與“禮義” 、 “辭讓”觀念一起看作爲政之“道”或“大本” 的確，荀子宣揚了“忠臣”觀念，並將其與“孝子”並提，但是這一方面是君統與父統之間的張力運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儒學在戰國中後期必須面對的問題從《禮論》篇來看， “忠” 、 “孝”在荀子“禮”的觀念中獲得統一，前者被看作實踐後者的動力根源，而更加強調“盡實” 、 “盡誠”之義大概在戰國中後期之際， “順”成爲“忠”最爲顯著的涵義之一，這在《荀子》一書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順” ，可能原本是“孝”的固有涵義，但是隨著國家和君主地位的不斷上升，作爲臣德之“忠”不得不接納由孝“從”而派生出來的此一内涵，並在戰國中後期之際被凸現出來。
雖然如此，荀子反對盲從的愚忠和曲意奉承的偽忠，批判了那種主張臣下應當徹底消解自我而絕對服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旣成，粢盛旣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 《離婁上》 ： “孟 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