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诏图传》文字卷考释——南诏国宗教史上的几个问题[温玉成]《南诏图传》是研究南诏早期宗教史最宝贵的资料本文对其中的“文字卷”考证后认为，早在唐高宗中期，就有婆罗门教的湿婆派传入乌蛮； 大乘佛教也在武则天时期传入景东至西双版纳地区婆罗门教与大乘佛教经过了长期融和的过程所谓“建国观音”实即婆罗门教徒，“大封民”即大梵天之异译《南诏图传》又称《中兴图传》，今存日本京都有邻馆中它分两个长卷，即《图画卷》及《文字卷》1963年，李霖灿先生著《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由台湾民族学研究所出版；198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重刊时，首次用原色彩版公布了《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南诏图传》等珍贵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关于《南诏图传》的年代，美国海伦嘉颦博士（Dr.Helen B.Chapin）依图书卷上之观音形象，推断为十二至十三世纪的作品注：转引自李霖灿：《大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55页，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2年刊行李霖灿认为当是文经元年（945 ）稍后的摹本，但不肯定是否是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再摹本注：转引自李霖灿：《大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55页，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2年刊行。
向达先生依画上文字“全无唐人笔意”等项，认为最多只能是大理时代的画，不能看得太早注：向达：《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1954年 1期近年，汪宁生先生考释认为：原画作于中兴二年（898）；“文武皇帝”部分补作于郑买嗣时代（903 －909 ）；今日所见者可能是一个晚期之摹本注：汪宁生：《〈南诏图传〉考释，载《南诏大理文物》，文物出版社，1992年 12月笔者赞同汪氏之说我要补充说明的是， 今日所见之 《南诏图传》 可能是崇佛的张氏家族保存下来的一个摹本或底本，而不是进呈中兴皇帝的那幅画卷理由有二，首先，《图画卷》及《文字卷》上皆有错字、漏字，并加上了小注，它不可能是进呈皇帝之原件；其次，图传中屡屡表现张氏信佛之举自“开南普苴2 诺苴大首领张宁健”、子张健成（即张化成）、“三赕白大首领张乐尽求”、“酋望张傍”、“大清平官、澜沧郡王张罗疋”及儿子“大军将张疋榜”、“银生节度张罗诺”、“本《图传》上呈者之一、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张顺”到更堪注目者是陪侍“文武皇帝”的“侍内官、幕爽长、赞卫、丘双、赐姓杨”者此杨姓者旁有注云：“赏看（着？）装龙头刀、臣保行，即是白崖、乐尽求、张化成节（族？）内人也。
故知此人原名“张保行”，是白崖张乐尽求、张化成之族裔推测张顺所保存之《南诏图传》“底本”或“摹本”，由家族传至张保行，张保行补绘了“文武皇帝”供养画面，再传于后代一、《文字卷》的史料价值《南诏图传》之《文字卷》，一向不受重视海伦嘉颦、向达、徐嘉瑞、汪宁生等先生对《文字卷》均无论列；不少学者以“虚幻之神话”视之实际上，尽管《文字卷》中有种种神话之色彩，但它仍是研究南诏早期宗教史最珍贵之史料李霖灿首开研究之端倪，继有张增祺氏借以研究南诏之纪年注：张增琪：《〈中兴图卷〉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载《云南铁器时代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0月《南诏图传》 是由“巍山主掌内书金卷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和“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张顺二人为响应皇帝舜化贞之号召而作他们依据的文献是：《巍山起因》、《铁柱记》、《西耳河记》及《张氏国史》等，今诸书已佚失，赖此图传，传递了早期的信息他们的《图画卷》，亦非凭空所造，应是参考了或摹写了保和二年（825 ）张疋傍等人奉命查找“圣源”时所进奉的“绘图”正因为王、张二人掌握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所以皇帝下“敕书（二月十八日）后不足一个月（三月十四日），他们就呈上了奏章及《南诏图传》。
《文字卷》明显地可分为三大部分：1．“圣僧七化”，摘自记载南诏的《巍山起因》以及记载白蛮张氏的《铁柱记》、《张氏国史》之“图书圣教初入帮国之原”部分；2．“中兴皇帝敕书”；3 3．王奉宗和张顺所写的“赞颂”，也参考了《西耳河记》其中，“中兴皇帝敕书”是《文字卷》的核心，是现存南诏宗教史上最早的一份官方文件，全文如下：“敕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因以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札之灾，吾谷有丰盈之瑞然而，朕以童幼，未博古今虽典教而入帮，未知何圣为始？誓欲加心供养图像，流形于今世，后身除灾致福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辩今之流，莫隐知闻，速宜进奉敕付慈爽，布告天下，咸使知闻中兴二年二月十八日注：引自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后所引《文字卷》资料，皆引自李著，不另注出此件敕书表明：1．至舜化贞中兴二年（898 ），国家对“圣教”的传入史已不甚清楚，例如是从何地传入及何圣为始？2．南诏国自称“大封民国”是何含意？我们依据《文字卷》并参考《图画卷》考释如下二、关于“三赕白”张乐尽求圣僧传法的历史，《文字卷》采用了“七化”的形式，可能是模仿了道教的手法。
宋代黄休复著《益州名画录》中就记载中、晚唐时益州有道士张素卿的《二十四化真人图》、李升的《二十四化山图》及丘文播的《二十四化神仙图》等等《图画卷》中共有九幅圣僧像，用表阿嵯耶观音的“七化”，实际上反映的是传教史上若干个不同的圣僧我们用圣僧手中持物的不同，将其区别为三类，即“持钵僧”（前四人）、“持钵杖僧”（中间三人）和“持瓶、柳僧”（后二人）《文字卷》中《第一化》是引《铁柱记》的一段文字，概述南诏开国因由，具有总序的性质，故而《图画卷》中并没有相应的画面4 《文字卷》开始即曰：“《铁柱记》云，初，三赕白大首领、将军张乐尽求并兴宗王等九人共祭天于铁柱侧，主鸟从铁柱上飞憩兴宗王之臂上焉张乐尽求自此已后益加惊讶兴宗王乃意此吾家之主鸟也，始自欣悦这段话在《第六化》之后，《第七化》之前，又重复出现一次在《第六化》的画面上，张乐尽求的榜题是“都知云南国诏、西二河侯、前拜大首领、将军张乐尽求三赕白”即是三个白蛮部落的联盟，包括了白崖赕（今称渡县，又称勃弄赕）、云南赕（今祥云县南部），另一赕名不祥注：可能包括越析赕该赕属白蛮，且有酋长名张寻求者张乐尽求这位白蛮部落联盟的盟主，大约在唐麟德元年（664 ）前后被唐政府授为“大首领、将军”。
注：据《旧唐书．韦仁寿传》，麟德元年（664 ）前后，唐朝在西洱河地区设置了许多羁州、县，授其豪帅为牧宰张乐尽求主盟的铁柱祭天，是三赕白蛮与蒙舍赕乌蛮大联合的历史事件此事件据《铁柱记》、《张氏国史》等早期文献之记述，是发生在兴宗王蒙逻盛（时为“巍峰刺史”）的时期，而不是在奇王蒙细奴逻的时期换言之，此一事件约在 674年以后，712年之前将“三赕白”册封为一个帮国——“云南国”， 张乐尽求被追封为“西二河侯”， “云南国诏”，大概在皮逻阁统一六诏（737 ）之后云南国”应是传说中的“白子国”铁柱祭天以后，蒙逻盛取代张乐尽求成为西洱河地区白蛮与乌大联盟的盟主，势力大大增强传说中的蒙舍诏受张氏“禅让”说即本乎此 唐朝政府决定支持蒙舍诏来做统一大业的基础也在于此画面上题榜中按《张氏国史》列出了铁柱祭天的九人是：“云南大将军张乐尽求、西洱河右将军杨农拣、左将军张矣牟拣、巍峰刺史蒙逻盛、勋公大部落主段宇拣、赵览宇、施拣望、李史顶、王青细莫等九人其中张、杨、段、赵、李、王应是白蛮姓氏，施姓可能是施浪诏乌蛮祭天的地址应在今弥渡县太花乡蔡庄村的铁柱庙附近， 当时属白崖赕地域至今那里仍保存有建极十三年四月十四日（872 ）建立的“南诏铁柱”。
三赕白”张氏世代为豪族剑川县石钟山石窟第十二窟亦张氏所作造像记云：“沙退附尚邑三赕白张傍龙妻盛梦和男龙庆、龙君、龙世、龙家、龙千等，有善因缘，敬造弥勒佛、阿弥陀佛国王天启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题记 （850 ） ”（注：剑川县石钟山文保所： 《石钟山石窟》 （初稿） ，1983年 8月编，笔者于 1985年 11月 6日在石钟山考察时又加以辨认5 “沙退”，即剑川城西南的“沙追”，明代仍称“沙退”，今称“沙登”张傍龙父子皆联名制依 《文字卷》之《第七化》 中， 全义四年 （819） 复礼朝贺的‘酋望张傍’，王张《赞颂》中保和昭德皇帝（824 －859）在位）时的“掌御书、巍丰（峰？）、君长封开南侯张傍”，或者“大清平官、澜沧郡王张罗疋”之子“大将军张疋榜”，有可能是张傍龙之父张傍是否是张疋傍之省称，有待考证第十二窟所造的弥勒佛居右，结跏跌坐；阿弥陀佛居左，结跏跌坐，禅定印二佛皆高肉髻，螺发，发中有髻珠，面相方圆，脸扁平、深目、扁鼻、厚唇，鼻两翼作八字沟纹此二佛之造型，属晚唐风格，唯面相略有蛮意，其佛像原型，似来自蜀中也三、巍山圣僧应是一位婆罗门教徒《文字卷》之《第二化》及《第三化》故事，发生在奇王蒙细奴逻（又名独逻消，629 －674）时代，依画面，此时蒙细奴逻已有儿子逻盛及儿媳梦讳。
如果假定此时蒙细奴逻为四十岁，则当唐高宗总章元年（668 ）因此圣僧在巍山的时间即可界定在 668 －674这七年内观此住于奇王家乞食的梵僧（持钵僧），头戴“赤莲冠”，（注：在石钟山石窟第十一号（俗称“全家福”）中，坐于左侧的女主人即头戴与此类似之莲瓣纹冠有胡须，似非佛教徒之相梵僧在巍山顶，坐于石上，向蒙细奴逻妻浔弥脚及儿媳梦讳“授记”时，“左有朱鬃白马，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铁杖；右有白象，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方金镜，并有一青沙牛这里应是虚构的一个婆罗门教祭祀场面马神陀第克罹（Dadhikra）、象神、湿婆之子犍尼萨（Ganesa ）均以侍童面貌出现湿婆神之牛，名难陀 （Nanda ）这里用青沙牛代表， 《第三化》之未， 用小字注云“后立青牛祷，此其因也画面上牛旁文云“青沙牛不变，后立为牛祷，此其因也至今云南白族仍有十月一日“祭牛王”之俗， 不知是否因此而来 这一“授记”的场景， 在张胜温画卷中称作“建国观世音菩萨”图剑川县狮子关雕刻的头顶“黑淡彩”，手牵白犬的人物，也是这位“建国观世音菩萨”（1179 ）较晚的一例是剑川出土成化六年（1470 ）的“建国梵僧观世音菩萨”6 这一虚构之场景或许是梵僧向浔弥脚说明授记时应有之仪典，但当细奴逻等“相随往看”时，“诸馀化尽”，“并见地上有一青牛，馀无所在。
表明梵僧授记时，只有青沙牛，便因陋就简，作了祭仪此梵僧“授记”云：“鸟飞三月之限， 树叶如针之峰，奕叶相承，为汝臣属 ”此授记之事， 《第七化》引益州金和尚话云：“云南自有圣人入国授记，汝先于奇王因以云南遂兴王业，称为国焉按金和尚即新罗僧无相（684 －762 ），上距“授记”时间约九十年左右，称梵僧为“圣人”，亦表明此梵僧并非是佛教徒金和尚还特别驳斥了唐朝人传说是玄奘（600 －604）入云南为奇王父子授记的说法四、穷石村梵僧亦是婆罗门教徒《第四化》云：“兴宗王蒙逻盛时，有一梵僧来自南开郡（应是开南郡）西、澜沧江外兽赕穷石村中，牵一白犬，手持锡杖、钵盂这位梵僧（持钵、杖僧）是兴宗王蒙逻盛时而来，即 674 －712年之间主要活动地点在开南郡西、澜沧江外（西岸）的兽赕穷石村（注：穷石村的位置应在开南城以西、澜沧江西岸的远处汪宁生认为在洱海以东的宝川县，误也《铁柱记》（即《第一化》）云：“又于兴宗王之时，先出一士，号曰各郡矣，著锦服，披虎皮，手把白旗，教以用兵；次出一士，号曰罗傍，著锦衣此二士共佐兴宗王统治国政其罗傍遇梵僧以乞书教，即‘封民之书’也张胜温画卷中，“建国观音”左下角画文、武二士，右下角画“奉册圣感灵通大王”，应即是蒙逻盛。
画面上“文士罗傍”双手捧有二卷“封民之书”南诏自称“大封民国”，隆舜即位后自号“大封民”，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解“封民”即“白民”、“白人”之意，实为大误按“封民”即“梵摩”，印度婆罗门教崇信之“梵天”也大封民国”即大梵天之国；大封民隆舜，即大梵天隆舜也7 穷石村的村主加明王乐第三十人“谓圣僧为妖怪，以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