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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 李红涛乔同舟一污名化与标签理论：综合的理论视角 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1。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负污名的属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对具污名一方有着刻板印象）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污名化呈现为一个动态的
2、过程，它是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意义上与群体特征的对应的指称物，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是一种视角（perspective），它不把异端行为看作特定社会行为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将它视为社会解释的结果，通过这种解释那些行为才被贴上异端的标签。这种理论取向尤与Becker的论述（1963）相关。他认为，各种社会与社会群体都确立一些凡是违反它们就构成异端行为的规则，然后将它们加诸特殊的人群，给他们贴上外人的标签，由此制造异端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被视为异端的行为之所以错误
3、，就因为其他人群是这样解释的，特别是社会中那些拥有权力以确保其解释或标签具有最大威力与法力的群体2。污名化过程，当然还包含了贴标签之外的策略，但从贴标签这一种操作中，我们当可窥见污名化的实践过程。一个标签，最初可能只与某群体中的个体相连，随后，这一标签可能被更多人接受用来指称某一特殊的群体，标签的指称物件泛化，标签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凝固僵化，标签反映的特质，成为该群体的固有本性，到此，污名化的过程就完成了。从过程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污名化与标签理论结合为综合的理论视角，用以考察城市社会中的各种话语建构特别是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主要借助贴标签这种策略对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进行的污名化实践。社会学家孙立平
4、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物件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3。下面的这段文字，取自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创作的出于关爱和教育目的向农民工教唱以提高其素质的歌谣：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不看黄盘和小报，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 小农意识、说话粗鲁、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看黄盘和小报，文中的这些标签几乎与孙立平列举的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这
5、些污名一一对应。这些标签出现在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创作的歌谣里，显示出更深一层的反讽与黑色幽默的意味。在这个轻松的歌谣里，我们看到了整个城市社会对农民工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与此相对，歌曲标题中将农民工称呼为民工兄弟的相当友好的态度，却显得那样虚伪与刺眼。 如果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污名化放入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一条从盲流到农民工的污名化轨迹。 盲流一词最早出现在国家的政策法规之中。1953年国家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9年，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最初，盲流是作为动词的盲目外流的名词化缩略，指称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而随着社会变迁，这一
6、指称特定群体的词语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评价色彩的内涵，一个有着共同的流入城市行为的松散的群体，被想象性地建构为行为、人品与道德方面都呈高度负面的同质性群体，这种建构甚至在某些城市管理体制的针对盲流的执法实践中趋于僵化。正如盛洪指出的，（盲流一词）从发音上，倒过来就是流氓，使人联想起人格低下，道德败坏的一群。这个词包含了一些城里人不那么健康的心理，仿佛从这个词中他们能够发现自己可怜的优越感5。从盲流到农民工，对这些词语所指称的社会群体的污名化，发生在城市市民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两个社会群体之间，建基于我们（自己人、熟人）和他们（外人、陌生人）这一本原性的区分，更建基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不同的社会身
7、份，它形象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作为外来人、作为农民的农民工，不应该来到城市，更不应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综而言之，对农民工的污名化，源于城市人对流动而无根的陌生人的恐惧，这是自我对他者的恐惧6，这种原初的恐惧，被城市农村村、市民乡下人等显示着群体之间高下优劣的二元概念的落差进一步放大，并借助城市社会中的各种话语建构过程通过贴标签等等策略得以表现，进而形成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这些观念与制度化的歧视性政策相互扭结，锻造出几近凝固与僵化的污名化现实。 二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城市社会中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现实，在社会各个层次的话语建构中都有共鸣和呼应的表现，这一现实也流向了大众媒体，并在
8、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再现中表现出来。对于传媒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一些研究从刻板印象等角度提供了资料。曹越等对扬子晚报的研究发现，2001年该报中城市农民工的形象比较差，正面角色只占10%，而负面角色占66.7%。2003年下半年该报农民工的形象仍然比较差，尽管负面角色下降至45.5%7。陶建杰考察了2002年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和文汇报的情况，发现涉及民工的报导中，负面内容的比例分别为24%、29%和33%8。这两项研究都证实了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中，负面形象占有相当的比重，特别是前者，资料结论是负面形象的比重远远高于正面形象的比重，但两项研究所得结果的差距也比较大。本研究通过对工人日报、北京晚报
9、、成都商报三份报纸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一年间的112则报导样本的内容分析，结合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导中的事件类型，考察了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对事件类型的研究发现（见表1），就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遭遇占有最大比重，为57.9%，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农民工被塑造为一个弱势群体。趋向积极的形象建构的事件类型个人奋斗与创业，占有18.4%的比重，不过，偏向消极甚至负面的冲突事件（农民工可能是冲突当事人，也可能是受害者）、荒唐事或不理性行为和违法犯罪三种事件类型累加，也占据了约21.1%的比重。 表1：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导中的事件类型 Frequency PercentVa
10、lid PercentCumulative Percent Valid个人奋斗与创业76.318.418.4就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遭遇2219.657.976.3荒唐事或不理性的行为1.92.678.9 冲突事件（讨薪；其他冲突）54.513.292.1 违法犯罪21.85.397.4 其他1.92.6100.0Total3833.9100.0 Missing System7466.1Total112100.0与此相应，对形象定位的研究发现（见表2），受侮辱与损害者这一形象类型的比重最大，为48.8%，接近全部形象类型的半数，这充分说明了农民工群体被媒体呈现为一个弱势群体。其他形象类型的比例，
11、均在25%以下。其中，正面形象的比例为24.4%，负面形象比例为9.8%。这一结果，与前述文献有比较大的差距，一来，本研究中正面形象的比例高于负面形象，二来，负面形象的比例也低于前两项研究，更与第一项研究有着近于悬殊的差距。 表2：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 Frequency PercentValid PercentCumulative Percent Valid正面形象108.924.424.4负面形象43.69.834.1受侮辱与损害者2017.948.882.9无正负评价76.317.1100.0Total4136.6100.0100.0Missing System7163.4Total
12、112100.0对于这一资料反映出来的差距，我们认为，除了研究设计的差异和操作上可能的偏差这些因素之外，还需考虑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研究选取的时间段不同，在近两年内，媒体逐渐开始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比较深入而全面的观察和报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负面媒介形象的降低，曹越的研究亦指出了这一点；第二，研究选取的报纸类型不同，本研究包括党报和市民报在内，而另外两项研究选取的均为偏向市场化的报纸，特别是前者，仅仅选取了一份市民报作为研究物件，本研究进行的报纸*形象类型交互分析（表3）发现，市民报中负面媒介形象比例较高，而党报中的这一比例较低，由此中和了负面形象的总的比例。第三，媒介形象的类型划分不同。前
13、两项研究只将媒介形象区分为正面形象、负面形象和无正负评价三个方面，本研究在这三者之外加上受侮辱与损害者这一形象类型。这一分类方式，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农民工群体被称为弱势群体，受侮辱与损害形象类型是这一界定在媒体上的体现，此外，这一种形象类型，也出现在市民报中大量的以农民工为主角的偏向奇异、惊耸（意外、死亡、性压抑等）的社会新闻之中，因而其中的某些形象类型虽然不算负面，但具有很强的消极色彩。可以相信，倘若取消这一形象类型，该类型下涵盖的媒介形象将被分到无正负评价和负面形象两种形象类型之中，而不会增加正面形象的比例。表3：报纸*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Cross tabulation农民工在事件中
14、的形象定位 正面形象负面形象受侮辱与损害者无正负评价Total 报纸工人日报46111成都商报128213北京晚报526417Total10420741本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媒体报导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近10%（9.8%），但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媒介中关于农民工的刻板印象甚至负面形象确实占有相当的比重，大致的估算，应该在20%至25%之间。同时，结合对取样范围内的报导的全面阅读获得的经验，在个别事件的报导和一般化的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中，都存在着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倾向与操作。 三农民工的污名化：从城市社会向大众媒体的流动从抽样报导的内容分析结果出发，结合对所选时段（2003年7月2004年6月）所选报纸涉及农民工的报导的泛化阅读获得的经验，我们试图对发生在传媒舞台上的污名化进行一番清理、辨析与解释。前面论证过，贴标签是污名化过程中的重要策略，而既往的研究指出，大众媒介是传布这类标签并使之合法化的一种主要的制度化根源，特别是它们经常对那些行为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与价值的群体进行刻板印象式的报导9。通过对媒体报导的泛化阅读，我们发现，媒体报导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用以污名化的标签，通过对这些标签的识别，可以粗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