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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内容摘要：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悄然发展起来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文章首先上溯了理论的源头，阐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凡勃伦在阐述“缘由累积”时所隐含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萌芽；接着文章介绍了理论的正式提出者诺斯等人的论点；继而，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坎贝尔和瑞哲罗的观点，从而描述了1990年代中期路径依赖理论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得到的深入发展；最后，文章介绍了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检验成果。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文献综述一、理论的萌芽：凡勃伦路径依赖思想的提出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首先应归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的理论
2、根基是“缘由解释”（Causal Explanation）方法，“缘由”被认为是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由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 参见A. Wolfe, “Functional Economics”, In The Trend of Economics, edited by R. Tugwell, PP443-PP482,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24。缘由解释方法并不等同于决定论（Determinism），其间的区别参见Hodgson (2002), “Darwin, Veblen and the P
3、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组织和复杂系统的演化都必然牵涉到变异（Variation）机制、承袭（Inheritance）机制和选择（Selection）机制；在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复制体”（Replicating Entity）未能成功完全复制其自身时，达尔文进化（Darwinian Evolution）发生了。这一提法包含了三方面内容：（1）进化主体总是受承袭机制
4、影响，其发展演变是以对自身的承袭为基础和立足点的；（2）受初始条件区别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变异不可避免；（3）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换言之，不同方向的变异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其存活的几率并不一样。这一作用过程适用于任何开放的演进系统。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探讨了将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引入社会、文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可能性。贝奇霍（Bagehot, 1872）探讨了承袭和自然选择机制在社会学领域的运用及人类知识和科学发展的自然选择效应；亚利山大和基德（Alexander & Kidd, 1892）探讨了伦理原则的自然选择效应；瑞奇（Ritchie,
5、 1896）则将思想、习俗和制度的自然选择效应同个人和种群的自然选择效应做了区分 转引自Hodgson (2003), “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 March, 2003。而在经济学疆域内引入达尔文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整体演进范式，并成为路径依赖理论先驱的，则是凡勃伦。凡勃伦接受了达尔文的缘由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方法不仅是生物学的准则，而且是哲学准则。凡勃伦（1919）指出，“任何演化科学都是自足的理论，是过程的、关于缘由累积持续进程的理论。这些非个人的缘由累积和效
6、应将因其累积性特征而在惬当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大行其道”。“现代科学将（因达尔文缘由解释方法的引进而）成为一门关于持续演化的学问，呈现出自我持续、自我繁殖及无终极的特点”。在经济学领域，凡勃伦同样强调用缘由（而不是目的）来解释有序不断的变迁，并不求对终期或结局作任何推测的研究，他强调“从发生学的角度把握正在展开的过程，把制度演化当作累积因果的过程来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凡勃伦将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三种机制具体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凡勃伦（1899）认为，“制度是过往进程的产物，它与以往的客观条件相适应，因此总是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的要求。因此，制度包括思维习惯、具体观点和处事态度（在演进过程中）总是
7、相对保守的因素，这是社会惰性、思维惰性和保守主义的根源”。在社会经济学领域内，制度的这种由承袭机制决定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成为演进的最主要障碍，而制度的变迁则是对这一障碍的突破。凡勃伦（1919）在论及“制度的起源、发展、延续和变异”时认为，尽管“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承袭性累积的进程”，但“每一新的进展都创造了新的条件，这些新条件的出现使总体的承袭过程必然包含变异”，并且“这些新条件本身就是变异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既是以前变异因素产生的结果，又是将来新变异产生的原因”。当不断追本溯源到哲学层面上时，凡勃伦（1914）认为人类“天生的好奇心”（Instinctive Curiosity）是产生一切变
8、异的本源。凡勃伦在将变异了的条件因素置于累积因果进程中的思想开启了路径倚赖和路径歧异（Path Divergence）分析的大门，但其对变异本源的阐释则引起一些非议 譬如凡勃伦的追随者汉密尔顿就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谬误，相反，如将行为主义哲学（behaviorism）引入制度创新分析，将能获得更好的理论说服力。参见Hamilton, David B. Newtonian Classicism and Darwinian Institutionalism.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53。在凡勃伦的理论里，变异机制代表了制度演进的
9、促进因素，而承袭机制则是演进的主要障碍，制度的演进体现的是变异机制对承袭机制的克服。这一论点虽然描述出两机制的一些特征，但却很难称为是深刻有洞见的。事实上，承袭机制的存在正是变异机制存在的基础。如霍奇森（Hodgson，2003b）正确指出的，“制度的持续性使个体对他人的行为得以形成稳定预期。制度使人类行为规范化和持续化，造就了合规性思维、预期及行为在制度与个人的正反馈作用下，制度的维持不仅需个人在制度框架下的行为实现，并且制度本身塑造了个体的行为”。正是这种稳定预期才使个体的“天生好奇心”获得现实的实现基础，离开制度规范下的稳定预期，个体的天生好奇心只能流于空想或妄想，而不可能成为促进制度变
10、异的动力（之一）。简言之，凡勃伦对制度变迁的承袭机制的描述以及缘由累积的分析方法尽管接近于后来的路径依赖概念，但他将承袭机制和变异机制简单对立起来，从而未能进一步深入分析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之间的密切关系。凡勃伦的这一关于机体整体演进的缘由累积思想得到汉密尔顿（Hamilton，1953）的支持。他第一次把达尔文置于制度主义者的行列中，并将这一范式与古典范式相提并论并进行类比：“古典主义起源于十八世纪的牛顿主义，制度主义则是十九世纪达尔文革命的产物”。汉密尔顿强调“经济学是关于过程的研究”，制度经济学的特色就是其对演变的极端重视：“在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学者将社会结构视为累积变迁的结果，并且正在发
11、生着进一步的变迁”；“牛顿主义的变迁概念基本上是理性的和技术性的；而达尔文式的变迁则是非技术的过程，是累积性的进展。未必导向正确或美好的结局”。二、理论的提出：诺斯相对凡勃伦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更象是一个命名错误（Fallacious Nomination）：它在理论基础上正好与强调整体演进和过程导向的制度主义传统背道而驰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理性、目的导向和对成本收益的简单数字计算。在对制度变迁的考察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戴维斯和诺斯模型（1979），它就行动团体在时滞存在的条件下的制度变迁利润计算了现值，并勾勒出一个制度变
12、迁的标准流程图；它把制度变迁完全、彻底的新古典主义化了，制度变迁成为与营销策略变更、生产工具改进或投资策略决定一样的完全可计算的商业程序，凡勃伦的累积因果、承袭变异和自然选择，被完全理性的“人为选择”替代，制度变迁被纳入可完全预期和精密规划的牛顿经济学范式中。单就理论的纯粹性而言，D-N模型是十分成功的：它把制度变迁这一因素成功地放置到了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实现了制度变迁研究的主流化；但遗憾的是这一成功仅仅是理论上的一次幻觉，D-N模型的不切实际，即便其创立者诺斯在创立之时也不得不承认，“现存制度现实地制约着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因此他与他的合作者在实际考察制度变迁时“在许多方面不
13、得不放弃效率解释并考虑现存制度的保守性”，于是“一有必要就诉诸这一保守原则去解释一套既定的预期”，这一持续不断的干扰使他提出的模型“被弄得支离破碎”（Field, 1981），从而使模型逐渐沦为理论上的空中楼阁。诺斯在19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开始逐渐脱离新古典范式，转而向制度主义传统靠拢。在1981年的一部过渡性著作中诺斯指出新古典模型在考察经济史中存在的不足和偏差，并认为“历史的变迁与稳定要求有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来说明这种偏离”。嗣后，诺斯（1990）更为明确地提出“有必要废除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同时指出，“非正规的制度（文化）影响着个体对其所处环境的解释，这与个体的限制性
14、行为空间共同构成制度变迁具有高度延续性的基础”。“信仰体系之演变，是共同体集体学习的过程，因而是一种文化适应的累积过程”，而信仰体系及其演变则“通过制度而表达”。他坦承自己之前提出的模型（D-N模型）无法涵盖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无法解释这种“过程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发生；因此，他和其他一些对既有的制度变迁模型不满的经济学者共同提出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概念。“路径依赖”这一概念从未得到过明确的定义，大家都将其视为无须定义的自明（Self-illustrated）概念：指的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对以往制度形式及变迁历史的高度依赖特点。如
15、戴维（David，1994）指出的，路径依赖产生“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s），这使“次优选择行为成为常态；在解释（当前的制度及其未来的变迁）时历史是重要的”；于是，“微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影响整体制度的变迁，使之进入一并非最优选择的特别路径”。一般说来，路径依赖的发生根源于以下三方面原因（David，1994）：（1）制度是协同博弈（Co-ordination Games）的解，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多重预期（Multiple Expectations）总是存在的，而这些预期又无一例外地植根于初始条件，于是制度变迁必然是初始条件依赖的。（2）组织内部交流体系编码投资的不可逆性。（3）组
16、织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彼此之间不可避免的交错性和相关性，新目标的附加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因此它们总倾向于在既定的路径中发展。诺斯（1990）认为，“体现在信仰体系中并由制度表达出来的激励决定了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经历时间的信仰体系之演变是共同体集体学习的过程，因而是一种文化适应的累积过程”；“一个社会中的知识存量及其信仰结构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政策制订者所拥有的、能改变经济发展方向的自由度受制于行为人的信仰体系和制度矩阵，因此成为政策指导的是适应效率而非（资源）配置效率”。尽管诺斯首先提出并阐述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从而为解释现实世界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可能拥有广阔前景的思路，然而，诺斯的理论止步于揭示路径依赖确实存在，他无法通过将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融合在经济学模型里去解释过程理性在宏观领域里是如何运作的；他同样未能洞悉导致路径依赖效应发生的微观基础；这些理论空白为后起的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驰骋天地。三、理论的发展：坎贝尔和瑞哲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