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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讲 科技进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王建安 浙江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一、经济发展理论中的 技术创新学派与制度创新学派之争,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创新概念 引进一个新的产品 采用一种新的工艺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获得一种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 实行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 所以，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可惜，熊彼特之后的创新学者，分离为彼此独立甚至对立的两个流派：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学派强调技术创新是促进增长推动经济发
2、展的决定因素 其代表作是，索洛于1957年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一文。 该文在历史上首次给出了一个测量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规范方法，即计算产出的增长率扣除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后的“余值”法 技术创新学派认为，这个“余值”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度量,制度创新学派强调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反问道：当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不变，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就不能增长了吗？ 其答案是，显然不是。其代表作是诺斯于1968年发表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根源一文 该文通过历史计量学研究表明：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创新
3、，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高 诺斯的解释是，尽管这期间没有重大技术创新，但由于海盗对商船的私掠活动的减少，以及经济组织和市场制度的改善，海洋运输成本降低了，因而生产率大大提高 所以，在这两个半世纪里，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其根源不在于技术创新而在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学派与制度创新学派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 其实，索洛根据产出增长率扣除要素投入增长率贡献而得出的“余值”，是把导致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即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效率的提高，在统计核算上分解了开来。 确切的说，“余值”代表了要素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要素效率的提高既可源于技术创新，也可源于制度创新 所以，
4、索洛的理论也有其制度含义,至于诺斯对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上述解释，罗森堡曾提出过如下中肯的批评 简单地说，其原因应该用制度环境的变迁对技术扩散的影响来解释 其实，早在1600年荷兰人就已经发明了一种商船荷兰长笛，因为其索具设计简单，船体制作轻巧又不装备武器，故而制造成本低，驾驶容易，需要配备的船员减少，载货量增加，所以可以大大提高运输效率。但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很长时期内荷兰长笛仅限于在已经消灭了海盗的波罗的海上运载货物。后来，随着海盗及其对商船的私掠活动在其他海域逐渐被消灭，这项海洋运输技术才得以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整个海洋运输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 所以，确切地说，技术创新及其在适当的制度环境匹
5、配下的扩散，才是海洋运输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所在,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匹配：一个理论框架,经济发展中的周期现象：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约5060年），还有中波和短波 熊彼特曾用其创新理论作过纯技术经济的解释：技术创新在时间上的集群(clustering) Freeman和Perez提出了一个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匹配而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 用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与社会制度框架（socio-instiutional framework）之间的一种匹配（match）或失配（dis-match），来解释康氏长波,为说明这一理论，需先介绍Freeman的创
6、新分类法（根据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来分） 渐进创新，对现有产品和工艺的不同程度的改进，个别效果微小但累积效果明显，如空调中引入变频技术 根本创新，创造全新的产品和工艺，个别效果明显但影响范围是局部的，如人造纤维 技术体系的变革，一系列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相互关联的根本创新和渐进创新的组合，并常常伴随着相应的组织创新 ，导致新的经济部门的产生，如火车运输系统 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指“技术体系”的某些重大变革，由于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对整个经济系统都有重大影响。这里不用“技术范式”而用“技术经济范式”这种表达方式，原因是要强调这种变革包括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如大量生产（mass pro
7、duction）的引入既包含了技术创新又包含了相应的组织创新乃至某些制度创新，如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因此远远超越了特定的产品技术或工艺技术的范畴 各类创新的关系（一电视机为例）,按照Freeman和Perez的理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要在旧的范式中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孕育期和竞争过程 它必须首先在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中被证明是有潜力和可获利的、能够实现生产率的跳跃式提高。而它在整个经济中的成功扩散只有在经历了一种结构调整危机和社会制度框架变革之后方能实现 这种危机实际上表明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与旧的社会制度框架的失配状态。失配的原因在于社会系统中技术经济子系统和制度框架
8、子系统这两个部分变革速率不同,一般而言，由于赢利动机的推动，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变革较快，而社会制度的变革则常常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表现出很大的惰性。制度变革只有在失配现象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即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或萧条时才会实现，并往往伴随着深刻的社会革命 制度变革的结果是实现它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这时经济便逐渐复苏，最后达到高涨。这样，经济发展的长波现象便通过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框架的匹配或失配而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释 这里，赢利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技术经济范式是经济发展的导向机制，它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而社会制度框架则为这种技术经济范式和它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合适的制度环
9、境,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就可以把西方自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五次康氏长波，与五次技术经济范式的更替联系起来 它们是：18世纪70年代、8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早期机械化康氏长波；19世纪30年代、40年代至19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蒸汽动力和铁路康氏长波；19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电机和重化工业康氏长波；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福特式大量生产康氏长波；以及现在正在兴起的信息和通讯康氏长波 而五次技术经济范式更替的时间则相应地超前25 30年,三、一个案例分析,下面我们以福特式大量生产康氏长波为例，对技术
10、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框架的匹配和失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活动的周期性，作一简要的说明 图1是福特式大量生产康氏长波及其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的一个示意图，注意由于制度的惰性，图中社会制度框架比技术经济范式滞后半个周期,时间,从图中可以看到，福特式大量生产技术经济范式是在旧技术经济范式的生产率增长潜力达到极限时出现的，当旧技术经济范式在旧社会制度框架的配合下推动经济发展至最高点时，也正是旧技术经济范式的生产率增长潜力耗尽之时 物极必反，此后经济开始滑坡。为了超越旧范式的极限，这时福特式大量生产技术经济范式便应运而生了。新范式在此时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时经济正处在最繁荣时期，自然会有更多的财力去进行
11、技术创新，因而更有可能作出重大创新，其他时间则可能性很小 这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尽管具有巨大的生产率增长潜力，但由于旧的社会制度框架并未改变，社会制度框架与技术经济范式处于失配状态，所以经济还在继续衰退。而且，随着这种技术经济范式在经济系统中的扩散，它与旧的社会制度框架的冲突日益严重，从而使经济不断衰退并最终达到危机而跌至最低谷即萧条，此处对应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在经济衰退直至萧条的同时，在社会组织的不同层次上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制度创新试验也正在进行，这些试验必然伴随着与旧制度框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所以，社会制度框架的转变往往需要通过剧烈的社会动荡乃至战争来实现，如二十
12、世纪三、四十年代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与福特式大量生产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社会制度框架开始出现 在国家层次上， 新制度框架强调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所谓凯恩斯主义政策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这种政策通过直接的基础结构、国防和公共服务开支以及间接的再分配而导致多种多样的需求管理机制。 而诸如大规模的消费信贷、大众传媒的广告宣传、大众通讯手段和各种故意设计成不耐用以期消费者再购买的所谓计划淘汰产品（planned obsolescence）等创新，则又进一步推动了消费者的大量消费,在企业层次上， 通过横向一体化和一系列相应的管理体制的引入，出现了一种新的巨型公司组织，在这些企业内部普遍
13、建立了研究开发实验室，它们与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联合就成为“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基础，其雏形是“曼哈顿工程”，而“阿波罗计划”则是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形态。 通过诸如此类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国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可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某些预定目标进行攻关，从而一方面创造出对大量生产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一系列与新技术经济范式相配套的技术创新,在国际层次上， 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协议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非殖民化打破了以往由不同宗主国控制的殖民地之间的投资和贸易壁垒，使得发达国家间可以通过更加灵
14、活的竞争机制去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以大量生产那些高度消耗原材料和能源的产品； 不断增加的各种“共同市场”协议又在国际规模上满足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所必需的大量市场的要求； 而联合国的成立则为维护新的国际经济体制提供了政治上的协调机制,总之，由于建立了与福特式大量生产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社会制度框架，西方经济在战后开始复苏，期间大量生产范式迅速在经济系统的各个部门扩散，从运输业中的集装箱化、零售业的超级市场和连锁快餐店到旅游业的由旅行社一揽子代办的集体旅行等。这样，到六十年代西方经济几乎达到了普遍繁荣的程度。 此后，大量生产技术经济范式也达到了其生产率增长潜力的极限，这时又有一个新的范式即
15、信息和通讯技术经济范式出现，经济发展进入下一个循环,创新作为一个进化过程,产品以及其它事物的创新类似于生物进化。生物从无到有及其以后的变化，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它是我们理解其它创新何以能够实现的源泉。 生物的随机变异通过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实现生物进化。 产品的尝试性创新通过市场选择，优胜劣汰，实现产品改进。 手机的进化历程 产品的创新需要相应的知识，市场选择产品就是选择生产该产品的知识（尚未生产出产品的纯知识，则通过建立基于引用的准市场机制来实现市场选择，科斯称为思想市场），优胜劣汰，逐渐改进。 知识是人类认知的产物，知识的进化体现了认知的进化，认知通过市场的选择，优胜劣汰，逐渐进化，这就是
16、进化认识论的观点。,实现创新的条件,首先，如同生物的进化需要建立在大量随机变异的基础之上一样，产品的进化也需要依靠大量的尝试性创新。而要产生大量尝试性创新，就需要宽松（允许试错）和鼓励自由探索的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 当然，创新的尝试不一定像生物变异那样完全是盲目的，因为人对于自己要创新的事物总有一些了解和认识，通过提高人的认知可以减少尝试的盲目性，提高尝试成功的概率。 但认知正确与否仍然需要市场选择这样客观和分权的机制来检验。反之，如果依靠强权、独霸思想市场，那就既不能产生大量尝试性创新，又不能提高认知水平。 其次，生物进化依靠自然选择，产品进化依靠市场选择，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需要政府去建立和维护。但真正自由的市场制度能够达到与自然选择同样的效果。政府的职能就是去建立和维护这样一种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