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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以东莞市为例谌新民，袁建海(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摘 要】：本文试图从工作转换次数、劳动合同期限两个方面界定就业稳定性，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同时，利用2010年东莞市微观调研数据和区间回归模型对相关的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条件下，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明显高于短期劳动合同，工作转换次数与工资水平呈负向关系，工作转换过于频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工资水平明显低于没有换过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本文认为，稳定的就业关系有利于企业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和新生代农
2、民工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对进一步提升其职业技能水平和工资水平，乃至产业转型升级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关键字】新生代农民工;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就业稳定性;工资水平【作者简介】谌新民（1962-），男，江西高安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与管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袁建海（1988），男，河南南阳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与管理。【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人口变化、产业转型与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10AJY003);教育部规划项目“珠三角地区人口流动的产业因素研究”(09YJA790077
3、)。一、引言在人口供给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农村转移就业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明显分化，内部同质性被打破，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自我发展意识较强，但是由于自身较低的技能水平、板结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缺陷，使得大多数仍只能进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生存。工资水平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并呈现短期化，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且参保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更换工作次数为1.44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2010），较差的就业稳定性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典型特征。理论上，稳定的就业关系作为企业提供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先决条件，同
4、时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保障，对企业发展和个体职业技能提升、工资水平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但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则很少受到关注，而且对就业稳定性的劳动力市场后果，特别是对工资水平影响的研究更少，本文试图对该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检验。二、文献回顾与述评关于就业稳定性的度量，Diebold et al.（1996）曾提出通过工作任期的长短来表示；Gottschalk, P. and R. Moft.(1999)用劳动者在一段时间的工作小时数来衡量工作的稳定性；Lucie Davoine and Christine Erhe（2006）在研究欧洲就业质量问题中，使用
5、工作任期和离职率作为衡量就业稳定性的指标；翁杰、周必彧、韩翼祥（2008）则用反映劳动力市场事前就业稳定性的劳动合同期限以及反映劳动力市场事后就业稳定性的保留率和工作经历数等三个指标衡量就业稳定性。目前，国外关于就业稳定性这一概念对工资水平影响的文献很少，多数主要体现在工作转换(Parsons,1972；Jovanovic Boyan,1979；Mincer,1986；Light and Mc Garry,1998；Gottschalk and Moffitt,1999)或劳动合同期限(Hagen,2002；Munasinghe and Sigman,2004)等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但无论是理论
6、分析或是实证检验所得结果都不尽相同。国内关于就业稳定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影响的研究至今没有，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这一更广泛的群体。罗楚亮（2008）通过使用固定职工和长期合同工来区分就业稳定性，发现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群体间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同时在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差距中就业稳定性所起的作用更大，而在高收入群体中这种差异则并不重要；黄乾（2009）并没有设置相应的指标或变量来衡量就业稳定性程度，而是通过调查问卷中设置相应的问题直接来区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谢勇（2009）将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分为城市内流动和城市间
7、流动，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城市间流动次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城市内更换工作单位次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黄乾（2010）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行业内和行业间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业内工作转换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高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行业间工作转换对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都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同时，刘林平（2010）研究发现就业流动次数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孙睿君、李子奈（2010）通过对不同理论的研究假设，实证表明整体上看长期劳动合同工的工资要高于短期劳动合同工，无劳动合同工的工资收入仍然低于长期劳动合
8、同工；陈祎、刘阳阳（2010）研究表明签订合同的工人月收入比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高。上述的研究或用工作流动频率、或用劳动合同长度等来反映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他们都指向一点：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收入有一定的联系，虽然各项研究得出的影响效果有所差异，但有一点是上述研究都认可的，就业稳定性差的农民工收入水平难以得到提高。就业稳定性的这种影响效应缘何产生？是否对所有农民工都有一样的效力？探究这些疑问正是本文存在的必要。本文试图从城市内工作转换次数、劳动合同期限两个方面来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李萍、谌新民，2011），也即工作转换次数越多、劳动合同短期化都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较差的就业稳定性。同时，从
9、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出发，采用2010年东莞市微观调研数据来检验就业稳定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三、问题分析与研究假设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隐含着工作转换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工作的转换和搜寻是劳动者寻找合适工作岗位的过程，劳动者工资会随着工作转换而增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虽然转换工作可以增加工作见识，并且可能在工作转换中搜寻到合适职业。但更多的情形是，当工作转换发生时，新生代农民工将面临就业风险（谌新民，2012），通过“干中学”在企业内部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职业技能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发生中断从而造成较为严重的浪费，只能依靠其学历水平等通用性人力资本进
10、入新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就业成功的基础，因为通用性人力资本并不能构成其核心竞争力，也不能构成企业的核心财富。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以及员工本人在企业内部成长都有着重要作用，通常一个员工在某个企业期限越长，往往工资收人也越高，因为其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增加，企业也有动力提升工资水平，相反离职越频繁在职期限越短，收入就越难增长。大量调研数据和研究文献已经证实，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已经成为影响其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似乎陷入了一种由低端产业、低技能水平、低工资水平、较差的就业稳定性构成的“流动怪圈”。而且，已有理论分析更适用于因为“经济理性”的自愿流动,而目前新生
11、代农民工的工作转换有很大比例是非自愿流动，同时，职业发展理性、工作环境等因素已经成为继“经济理性”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转换的重要诱因。因此，本文更倾向于认为劳动者的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会随着就业的稳定而增加，转换工作通常意味着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减少，因而对劳动者的工水平资会有着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决定模型，如下：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取决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所就业城市的总体工资水平和其他因素。其人力资本水平可由和表示,其中表示专用性人力资本，代表新生代农民工在同一城市中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越大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越缓慢,流失越严重，导致
12、最终技能水平越低,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从次级劳动力市场流向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基础, 对工资水平的高低有着重要的影响；表示以受教育水平为代表的通用性人力资本，一旦进入劳动力市场通用性人力资本的作用就逐渐减弱，其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将小于专用性人力资本；同时,同一个城市内就业所面临的是一个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所有的企业都将受到相同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市场行为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在短期内保持不变的总体工资水平,即为一常数； 表示影响工资水平的其他因素。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上升主要源于能够逐渐改善的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通用性人力资本。根据模型,可以知道：，关于不同期限类型劳动合同对工资
13、水平影响的理论目前主要有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效率工资理论、试用期理论以及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等。劳动合同作为就业稳定性的重要衡量指标，目前大量的调研数据显示大多数企业由于相关法律的约束都已经同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普遍呈现出短期化，一方面可能因为企业为了保持用工弹性，另一方面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有关。其实，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是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博弈的结果，企业一般倾向于与技能型人才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相比短期合同，在长期劳动合同的约束下，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雇佣关系比较稳定,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好的就业预期而会积极参与技能培训，企业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收回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并取得收益，所
14、面临的投资风险也将降低，企业愿意提供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使用长期劳动合同有利于促进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专用性人力资本后,技能水平将有所提高,效率得到更进一步改善，那么工资收入也自然会更高，同时也将有利于企业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做出相应的研究假设：（1）在同一城市内工作转换次数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2) 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中期、短期劳动合同高。四、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年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与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共同负责的课题项目。此次调查基于东莞市产业分布，所选取的企业都是基于各
15、个镇区的优势产业，加之调研过程较全面细致，项目组成员和各个镇区相关部门全程参与问卷调查，根据企业规模、性质等各种条件选取样本数量，一对一辅导企业工人进行问卷填写，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数据真实性与准确性，共走访32个镇区94家企业，一共收回2949份个体问卷,农民工样本共1932个，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为1234人。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现状、就业稳定性和职业培训等基本情况的统计性描述如下：表1 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就业现状性别年龄男52.19%1980198983.79%女47.81%1990年以后16.21%婚姻户籍未婚87.52%外省75.85%已婚12.48%本省24.15%从事行业收入水平（月）传统优势产业51.18%920元以下0.50%高新技术产业32.68%920元-2000元58.54%现代服务业9.37%2000元-3000元29.17%先进制造业5.62%3000元-4000元8.23%其他行业1.15%4000元-5000元2.67%公司性质5000元以上0.89%国有、集体企业或事业单位5.15%工作经验民营企业25.92%1年以内15.40%外商投资29.93%1-4年43.84%港澳台投资39.00%4-7年30.55%7年以上22.04%工作岗位受教育水平中高级管理岗位9.14%初中以下37.44%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7.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