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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政治制度篇一：或民国派系宋教仁与民国政治孟蓉芳14100126翻开近代历史，最令人敬佩的是无数为中国救亡图存独立富强而奋斗不息的先烈们，其中宋教仁以其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光荣身份令人格外瞩目。他是一个起草宪章制度的高手，年龄不大，只有29岁。年长14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对他赞誉有加，认为他是总理人选。小小年纪，何以有如此声望？可惜，他设计的宪法制度正待提交国会通过时，就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暗杀，时间是1913年3月20日晚22时，年仅30岁。宋教仁死后，他的宪政思想，在1947年又被国民党统治区拿出来炒作一番，虽然作为立法精神写入了宪法，但一直没有能够实行。在中国首先设计这一体制的人，即是宋教仁。整
2、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宋教仁是很有贡献的。但当时参加革命的派系五花八门，有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有各种不同的小组织，有前清将校，有原来的立宪派人士等等。袁世凯重新出山，担任清王朝内阁总理后，指挥北洋系军队，很有战斗力。同盟会军事领袖黄兴到湖北指挥革命军作战，迭遭败绩。怎么来完成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业呢？于是，革命党人就想到策反袁世凯。以反满为旗帜的革命派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汉人，他们愿意推选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参加了革命的原立宪派人士如张謇等人，就认为袁世凯很能干，训练北洋新军很有成绩，经济建设也很有成绩，政治上支持立宪运动，将来要把国家治理好，“非袁莫属”。他们希望国家尽快
3、稳定，以便进行建设。于是，开始了南北和谈。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领袖，长期在国外流亡。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国外争取国际援助，但没有成功，迟至1911年12月25日才回国到达上海。革命党人迅速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以满腔的热情回国领导革命，对章太炎、宋教仁的说法大为不满，认为都是些书呆子的想法。孙中山认为同盟会是有规划的，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应该实行军法统治，为向民主宪政时期过渡创造条件。章、宋都是知道的，怎么能违背这些原则？在革命和军政时期，权力当然要掌握在总统手里，怎么能让总统失去统一指挥的权力？而且，他认为这一切都只能由革命的同盟会来
4、承担，才能实现革命的纲领和目标。责任内阁制只能在政局稳定的和平时期实行。也就是坚持1906年与黄兴、章太炎一起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实行“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从巩固新的革命政权到完成共和体制要有一段时间。宋教仁的制度设计没有被采纳，他在临时政府中也只担任了一个法制局局长的职务，实在是有点屈才。尽管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总统制，但孙中山一接手总统职务，就一筹莫展。他和袁世凯的谈判一度濒临破裂，他希望进行军事动员，但革命派四分五裂，他想指挥各地军政府，但临时政府没有财政支持，号令不能出府门。理想是理想，实际是实际。在
5、这里讲道理没有用，讲的是实力。不妥协又该怎么办？与袁世凯妥协好歹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任务。于是，在南北和谈中达成协议，袁世凯逼清帝和平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国家统一，完成了反满的革命任务。孙中山放弃了自己革命的战斗计划，章太炎、宋教仁的规划得到落实。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3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用内阁权力来架空袁世凯的总统权力，谋求同盟会未来的执政。在此前后，中国政坛上涌现了组织政党的热潮，当时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是属于拥护袁世凯的政治派系。同盟会的革命组织方式已经落后于形势，宋
6、教仁积极谋求政党建设，谋求改变同盟会的秘密革命党的性质。1912年3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改组为进行议会运动的政党，落实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政治主张。但是，宋教仁原指望排除同盟会内的激进分子，由稳健派另行组党的设想没有成功，一些激烈反对袁世凯主张暴力的人也继续留在同盟会内。尽管如此，中国革命党人摸着石头，终于过了推倒满清政府的第一条河。宋教仁的认识和孙中山不同，仍然在政治上雄心勃勃，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希望通过自己设计的制度来达到目的。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是些政治动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多数留学生学的是军事和政法，不搞政治，你让他搞什么？现代科学的、经济的、文化学术的工作，
7、很少有人懂得。读过书的人，都集中到了政治和军事的领域。宋教仁认为当前的国家还不稳固，制度不健全，因此要进行政治建设，制定一部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法，依法治国。南北和平告成之后，宋教仁又走上了政治前台。月日，宋教仁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在孙中山、黄兴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宋教仁担任了实际的同盟会的政治总指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由他的亲信部下，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唐绍仪担任第一任国务总理，月间，政府和参议院也应袁世凯的要求迁到了北京。第一届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里，同盟会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被任命为教育、司
8、法、农林、工商各部总长，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也参加了政府。一个以西方为榜样的政治制度开始运行起来。这个制度运行的结果，在内阁以及参议院中，政党恶斗，政见分歧，效率低下。南方的革命派和北方的拥袁派互不信任，谣言四起。帝国主义列强又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袁世凯告诉政界人士说，现在的政治体制，总统不负责任，难道国家灭亡了，当总统的也可以不负责任吗？事实上，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袁世凯没有参与讨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遵守？他从来不认为他的权力来自于南方革命党人的选举，他一直是作为军事领袖而获得政治地位的。政府和议会北迁后，袁世凯不断地寻找机会，侵蚀内阁和议会的权力，破坏临时约法
9、的体制。他拒绝按照体制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超越总理的副署权，违反临时约法，直接任命王为“督办南京整理军队事宜”。总理唐绍仪被迫弃职离京。随后，袁世凯任命了一个没有自己施政方针的陆徵祥担任国务总理，遭到参议院否决后，动用军警势力出面，迫使参议院接受其组阁。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的请求，又不经过法律审判，以军令突然捕杀奉召进京的武昌起义领袖张振武、随员方维。张、方的同志连夜营救都来不及了。他和湖北都督、副总统黎元洪结成联盟，一步步地侵蚀革命派的地位和成果。每次政治风潮出现，他都要动用军警的力量，干涉政治。但他在得利之后，又安抚南方的革命派，信誓旦旦，效忠共和。 宋教仁在政治上很天真。从形式上说，同盟会
10、国民党的反对党是共和党，以梁启超为谋主，他们和袁世凯联合对付同盟会，同时也希望协助袁世凯建设现代国家。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基本政治立场一致，后来联合组成进步党，他们都是希望依托议会运动生存的党。但实际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真正拥有实力的政治势力，是袁世凯的北洋系军政集团，并没有采取和依靠政党的政治形态，他们才是与同盟会国民党真正对立的政治集团。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现代意识还很幼稚，士大夫意识还很浓重。20世纪初，西方学术已经很是精微，而我们国家连学术性的研究都还没有，只有匆匆忙忙的政治设计。孙中山当年在日本演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留学生听得如醉如痴，就因为孙中山对西方学说的了解，无人能及，
11、虽然现在看来还是非常粗糙。宋教仁在日本也只是比别人多读了几本日本翻译的西方政治制度的书，他怎么可能理解这些制度背后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摸不到石头过不了河是很正常的历史现象。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的问题。但他们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努力，作出了牺牲，作出了探索，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他们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渡过了一条条的河流，但肤浅的呐喊还没有引导我们达到最终的彼岸，社会前进需要一步步的深耕！篇二：民国初年政治制度浅析民国初年政治制度的变化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
12、最古老的国家，便有“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转变为民主代议制国家，没有三五年是不可能完成的。并且此次转型是在西方列强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毁掉了旧有的国家机器之后强迫进行的，遇到了许多的困难与阻碍，其过程是相当的痛苦。唐德刚为了形象的描绘此次转型的痛苦过程，称此为“历史三峡”。从“帝制”到“民治”，将经历一系列的浅滩暗流，最终将穿越三峡，顺流而东，奔向无边的海洋。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日，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告别帝制、走向民主代议制度的转型漫长的进程中，虽然民国初年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但是这一阶段的政治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民国初年的政治可谓是命运多舛，从仿美的总
13、统制到法国的总统制，再到袁世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历史发展规律复辟帝制。似乎到这里我们以民主制度为目标的转型是十分失败的，但如果和西方进行比较，西方的民主制度也经历了数百年才产生的，而中国妄想三五年就完成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待民初的政治，我们不能从转型的失败与否的角度去看，而要看其过程和带给我们的经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了，采用美国制度为蓝本，以孙文为首的政府架构。临时政府的制度也有一些是与美国不同的，美制是以国务卿为中央各部之首，战乱中成立的中华民国，则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在第一任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原来打算是以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为班底，由于战乱中立宪派的老官僚势力也较大，最后
14、就决定舍名取实，把部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一举包揽，形成了一个新旧杂陈的“拼盘”。孙文早在返国途中，观察国事，计较各派势力，便知将来的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多说尽同，因此后来虽然当选总统，也是非正式的临时总统，并且立即通知袁世凯，告之备位以待，在数通中文电报之后，还发表了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在此制度下，总统的权利甚大，如果让位于袁，则袁世凯的权利将非常大，孙文此时就在思索以什么样的制度来 约束袁世凯。按照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对总统约束。一心想掌权的宋教仁此时就主张法国的内阁制，首相为大。后通过了民国约法，把总统制改为了内阁制，这明唐德刚袁氏当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15、出版社，20XX年显是针对袁世凯而制定的，袁世凯则不愿意来当个虚君，能够在封建制度中留存下来，可见他的智慧，他养敌自重，消灭清军，逼迫傅仪退位。但是他这个人比较爱面子，贪恋权利，在就职时就颁布了大敕令，大敕令是需要参议院同意，内阁签署的，而他目无法纪，缺乏了大政治家应有的大家之范，好逞一时之快，而孙中山却搞理想，对此事不计较，让参议院追认之。由于上述约法的限制，袁世凯就任总统后表面上已经没有权利，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这是袁大总统的钦定内阁，实际上唐绍仪就是袁世凯的一个盾牌，对他还是听之任之，如果哪天不听话了，就注定了后来的结局，在唐绍仪辞职不久后就没命了。袁世凯性格是很小
16、气的，睚眦必报，搞人也会搞到底，同时他也抵死不会做虚君，这与孙中山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发生了冲突，这种制度的更改导致了最后民国的政治崩溃，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可见选择何种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政治制度关系到了民主化的转型能否成功，民国初的政治转型失败确实也是由于制度的更改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国会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中的“超议会制”宪政。从宪政理论上来说，“超议会制”是一种严重违背宪政分权和制衡原则的畸形政治，核心是立法至上，而不是三权的分立与制衡。三权之间缺少了互相的制约关系，行政权不能制衡立法权，司法权也不能够约束立法权，导致了立法权在行政权、司法权之上，形成了立法权对行政权、司法权的单向制约。这种宪政制度的实施，导致了国会的权利的膨胀。就算这种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