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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矛盾态度以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辨析基础陈文海2013-1-15 16:01:09来源：历史研究(京)2012年1期 内容摘要：特兰特会议是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会为应对新教挑战而召开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教会议。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于教宗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兰特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实际上，如果对此次会议的文件进行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会议(特别是会议的第三阶段)颁布的教规教令中，隐含着很多涉及教宗制度的表述，其中既有维护性条文，亦有制约性规定。特兰特会议之后，天主教世界之所以不再提及那些
2、制约性规定，主要原因在于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解释的特权。关键词：特兰特会议；教宗制度；教宗权威；天主教；教会史作者简介：陈文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近代天主教会历史上，在亚平宁半岛小城特兰特(Trent)召开的、断断续续长达18年的“特兰特会议”1(15451563)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会议制定的教规教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天主教会的面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内部的统一格局得到明显加强，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大分裂局面。2同时，由于时世变迁以及教会本身的战略定位等因素，会后的天主教会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具有精英化色彩的“角色困境”。3特兰特会议是近现代天主教会史
3、的研究始发点之一，只有深入了解此次会议，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近现代天主教会的变迁。4从基本层面来说，特兰特会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教义和制度两个方面应对新教的质疑与挑战，以重建天主教会的权威地位。5就制度层面而言，教宗制度、教宗特权是新教猛烈抨击的核心内容之一，6因此，就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理应成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在会议期间，与会者曾围绕教宗特权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关于其是非曲直和细节，自17世纪初意大利学者保罗萨皮(Paolo Sarpi)发表特兰特会议史以来，各种著作均有或详或略的描述。7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按照西方学者的通常说法，特兰特会议在教宗制度问题上最终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在
4、教宗制度改革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英国教会史专家杰兰德指出，与会者就教宗制度问题曾发生不计其数的争执，但最终都没有落实到文字层面。8英国学者戴维森认为，“特兰特会议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对位于罗马的教宗自己的统治机器进行改革”。9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教授阿尔贝里格认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出，在特兰特会议所颁一切教令中，你几乎看不到有哪个地方提到过教宗及其权力问题”。10美国著名教会史学者约翰奥玛莱甚至认为，这次会议“在教宗权力问题上连一份教令也没有制定，毫无疑问，这是特兰特会议最具讽刺意味的特征之一”。11对于上述观点，有必要进行分析。从形式上看，与15、16世纪其他几次“圣公会议”不同，12在特兰特会
5、议颁布的教规教令中，的确没有任何一份文献全面论述教宗或教宗制度，更没有用来阐述教宗权威与圣公会议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参加者的成员构成可以看出，不乏教宗权威至上论的反对者。这意味着特兰特会议不可能真正彻底地回避教宗权威或教宗制度问题，会议制定的教规教令也难以完全不涉及与教宗相关的各种问题。如果把散见在这些教规教令中与教宗权威问题相关的“隐藏”信息清理出来，并加以归类分析，即可看出，在教宗权威和教宗制度问题上，特兰特会议并非通常所说的那样“毫无作为”。当然，在这一问题上，特兰特会议显示出颇为复杂的矛盾特征，对于教宗权威问题，它既有很多显性的维护，也有不少隐性的制约。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特兰特会议的教
6、规教令在教宗权威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其具体表现是什么？最终结果如何？原因又是什么？就笔者所能查阅到的相关论著来看，对于上述问题，学术界目前尚无系统梳理；而且，国内乃至西方学术界尚无利用相关文献材料对特兰特会议与教宗权威之间的关系进行定向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因此，笔者试图利用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13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对上述问题做一分析，以期准确理解特兰特会议以及近现代天主教会史。一、以特兰特会议文献为基础的数据统计 如前所述，在教宗特权及教宗制度问题上，特兰特会议的确显得相当暧昧，与教宗相关的内容几乎全部隐隐约约地散落在各项教规教令之中。如果仅从会议所颁文件的标题搜寻该会议在教宗问题上的立场，
7、其结果只能令人大失所望，14如果就此得出“特兰特会议与教宗制度问题无涉”的结论，我们将无法深入理解会议参加者身份的复杂性，也就无法领略在教宗权威问题上的微妙周旋。因此，要想真正弄清特兰特会议在教宗问题上的态度，就必须深入到具体条文之中寻找蛛丝马迹。基于这一设想，笔者对散见在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的与教宗有关的文句作了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分类。对于这一检索及分类，需作几点说明。第一，检索范围。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除了全文收录每次全体会议上所颁教规教令以及各种通告之外，还收录有3位教宗为召开及续开特兰特会议所颁的训令，末尾还收录了会议结束之后教廷颁布的另外两份文件。本文的考察对象是特兰特会
8、议本身在教宗问题上的立场，因此，检索范围只限于每次全体会议所颁文件，其他内容则不列入检索范围。第二，分类标准。在检索范围内，凡是提及教宗的，不论是名词，还是代词，抑或是形容词，也不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及的，均一并纳入统计数据之中；其中，有不少属于“中性”描述，它们既无维护色彩，又无制约含义。排除这些“中性”表述之外，余者便可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维护，另一类则是制约。第三，时段划分。特兰特会议耗时18年方告结束，其间，发起召开和下令续开特兰特会议的先后有3位教宗。因此，特兰特会议分成3个阶段，实际会期分别是22个月(1545年12月至1547年9月)、12个月(1551年5月至1552年4月)和2
9、3个月(1562年1月至1563年12月)，总计约为57个月。考虑到这3个阶段的特兰特会议在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权问题上采取的态度不尽相同，因此，笔者依据会议的实际进程，将之分3段进行统计和分类。1.特兰特会议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兰特会议在教宗保罗三世(Paul III)时期召开。在将近两年里，召开过10次正式全体会议；1547年9月14日，还召开了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在10次正式会议中，有4次(第3、第4、第8、第10次)根本没有提及教宗权限问题，甚至连“教宗”一词都没有出现；另有2次(第1、第7次)虽提及教宗，但属于中性表述，不存在任何褒贬问题。涉及教宗权限问题的有4次全体会议
10、(第2、第5、第6、第9次)，在其颁布的各种教令中，维护性条文有9处，限制性条文有3处(详见表1)。可见，在这一阶段，特兰特会议文件虽然涉及了教宗地位及权限问题，但是，不论维护性条文还是制约性规定，其频密程度都是较低的。 2.特兰特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中断近4年之后，在教宗尤里乌斯三世(Julius III)时期，1551年5月1日开始续开。在近一年里，先后召开6次全体会议。与第一阶段的情形类似，在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权问题上，第二阶段的特兰特会议也非常审慎。在此阶段所颁教令中，明确论及教宗问题的语句只有5处，其中，维护性的语句有4处，制约性的语句只有1处(详见表2)。即便将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合在一起
11、，涉及教宗地位及权限问题的语句也总共只有17处，其中，维护性的语句为13处，制约性的语句为4处。因此，如果只看会议的前两个阶段，特兰特会议的确在尽量回避与教宗制度相关的各种问题。不过，随着特兰特会议第三阶段的到来，这种相对平静的状况发生明显改变。 3.特兰特会议第三阶段第16次全体会议(1552年4月28日)宣布圣公会议暂停之后，特兰特会议中断了近10年。庇护四世(Pius IV)继任之后才得以继续召开，此即会议的第三阶段。1562年1月18日至1563年12月4日，先后召开9次全体会议，颁布了众多教规教令。就篇幅而言，这一阶段所颁文件超过了前两个阶段所颁文件的总和。在教宗及教宗权限问题上，第
12、三阶段会议的前期和后期也存在天壤之别。前5次会议(第17、第18、第19、第20、第21次)完全没有涉及教宗权限问题。随后的一次全体会议(第22次)虽4次提及教宗权限问题，但均属维护性条文。然而，从第23次全体会议(1563年7月15日)开始，原先那种噤若寒蝉的局面出现转折，在这次会议所颁文件中，涉及教宗问题的语句有5处，其中维护性的语句有3处，制约性的语句有2处。在特兰特会议的最后两次全体会议所颁文件中，涉及教宗问题的语句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线上升，而且，维护性条文与制约性规定呈现明显的胶着状态。在第24次全体会议(1563年11月11日)所颁文件中，维护性条文达19处，制约性规定达16处
13、；在第25次全体会议(特兰特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1563年12月34日)所颁文件中，维护性条文达27处，制约性规定达15处。通观这一阶段会议文件，对教宗特权和教宗地位进行维护的条文多达53处；制约性的规定虽然相对少一些，但也达到了33处。(详见表3) 从表1、表2和表3所列数据可以看出，在会议所颁文件中，对教宗及其权威进行维护的语句共有66处，其中第一、第二阶段合计13处，第三阶段有53处；制约性的语句总共有37处，其中第一、第二阶段合计4处，第三阶段有33处。从这一总体格局可以看出，在教宗地位及权限问题上，特兰特会议是颇为矛盾的，其主要表现有二。其一，在会议临近尾声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14、即从第1次全体会议直到第22次全体会议)，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权问题总体上一直处于“被回避”状态。然而，到了最后阶段，“教宗”却骤然成了会议文件中的“显词”。其二，对于教宗权威的维护看起来是大张旗鼓的，但是，背后却暗含着种种制约。特兰特会议在教宗问题上的态度虽然显得非常复杂且充满矛盾，但是，如果将之置于会议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这一问题就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新教派别曾对天主教会的内部体制发起猛烈进攻，而教宗制度便是首要目标，罗马教廷以及教宗本人对此非常清楚。在特兰特会议初期，将教宗制度列为重要议题之一并对之做出明确论断，几乎是所有与会者的共识。然而，在会议进程中，与会者在教宗制度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争
15、执，特别是在教宗应该享有哪些特权、教宗与主教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宗与圣公会议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会者更是存在巨大分歧。有些主教虽然主张对教宗制度进行某些改革，但他们的方案遭到了教宗特使的否决；而教宗特使有时也希望对教宗制度进行一些改革，但他们却又要接受罗马教宗的遥控。正因如此，在特兰特会议中前期，与会者在教宗制度问题上虽然各有主张，但基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种状况反映到会议文件中，就是前文所述的“回避”现象。进入第三阶段之后，围绕教宗制度特别是教宗与主教关系(即主教权力是否直接源自上帝、主教是否需要经过教宗这一中介才可获得这一权力)的争论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更加激烈，最终导致最为严重的会议危机。在1562年9月之后的10个月中，会议陷入僵局，预定会议被迫暂停，不同派别甚至进行械斗。期间，教宗的两位特使又相继病逝，会议进程被打乱。在教宗新特使吉奥瓦尼莫洛内15出任会议主席之后，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与教宗制度有关的一些条文开始较多地被纳入会议文件之中。不过，即便如此，对于与会者而言，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权依旧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各种相关教令中，他们一方面要高举维护教宗权威的大旗，另一方面又要对教宗特权进行某些制约。对于这一问题，可以结合会议文件从维护与制约两个层面予以剖析。二、特兰特会议对教宗权威的显性维护 从表象上来说，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及教廷是充满敬重之情的。在之后的数百年中，教宗及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