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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白族农民3大理周城村民段元参个人生活史研究朱炳祥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农村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地区的农民到底能否适应这种社会文化变迁? 如果能够适应,其文化基础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民段元参个人生活史的描述与解读,揭示了白族农民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过程及其文化基础。关键词:白族农民个人生活史商业智慧作者朱炳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2 。白族地区的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其主体是农民,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工商业社会,目前中国正在加速推行市场经济体系。面对商业社会,白族农民是否具有适应性的商业智慧?
2、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他们能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 本文通过白族农民段元参的个人生活史,对此进行一些初步探讨。段元参是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白族村民,1938 年生,高小文化程度。他小时候曾受到祖父经商意识的熏陶,但在集体化年代,这种经商意识又受到压抑。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段元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很好地发展起家庭经济,展示了他的商业智慧。一、社会背景与家世周城为中国白族名村,自古以来就以农业经济为主。清末民初,邻近周城的喜洲商帮兴起,带动了周城个体手工业(特别是染织业) 和商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解放初。在1955 年进行的私营工商业户登记中,周城有染布户3
3、17 家,织布户58 家,其他手工业户合计105 家。扎染是传统工艺,是周城的特色经济,解放前有70 %的农户搞自织、自染、自销,有些甚至55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白族农民3笔者在周城的田野工作时间为:2000 年1 月- 2001 年1 月(为期整一年) ,2001 年暑假、2002 年寒假、2004 年暑假、2005 年6 月和2006 年暑假。每次调查期间,笔者都就段元参的个人生活史做过访谈,其中比较集中的是在2002 年寒假、2005 年6 月和2006 年暑假。按照人类学研究的惯例,本文提到的人名均为化名。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云南大理周城志稿编写组:云南大理周城志稿(内部资料) ,198
4、5 年,第25 页。拥有商号,如德信和、德义和、复镇祥、裕金和等。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同时,因为扎染的布匹通过马帮驮运到外地销售,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滇藏公路开通之前,在_穿村而过的茶马古道上行走着来来往往的马帮。当时,“全村马帮很多,共有马上千匹。各帮人数不等,马少者一、二匹,多者十余匹。主要往来于丽江、下关、维西、鹤庆等地”。 当时,周城的手工作坊都是季节性的,属于农闲时进行的“副业”,产品的交换亦离不开自给自足的轨道,其产品销售也主要依赖于农村集市。段元参的爷爷段志明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开始他的手工业和商业生涯的。段志明本是地道的农民,家庭贫困,出姓到邻村仁里李家,由于不甘受气
5、而出走中缅边界一带,在那里学会了缝纫技术,还购买了缝纫机。他回乡后,没有再去仁里,而是在周城村租了一个铺面,开起了缝纫店。段志明从田间农业劳作到从事缝纫,实现了由农业生产到手工业生产的转变,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又开启了他的商业智慧。后来,段志明又在茶马古道边买下了一块地,盖了房子,转而经营客栈和棺木生意。对此,段元参回忆说:我爷爷把做缝纫的活路教给我妈妈做,他开了一个客栈。我们小的时候就记得,每天晚上都有来住店的人,多数是鹤庆、剑川那边的人。剑川的木器比较出名,他们背木器到大理卖,往回走时,到我们这里住一夜的人很多,所以生意还可以。在客栈的启发下,我爷爷又觉得木料生意还是可以做的。他很灵活。当时
6、有人运棺材板到渔潭会来卖,但又卖不完,如果再往回运就划不来了。于是,我爷爷就买下,一大批一大批地买下来。过去的渔潭会是在沙坪。木料是马帮从鹤庆、洱源这些山区运来的。他请木工把那些棺木板做成棺材,摆在路口,慢慢就有人来买。这也是我们这一带唯一一家棺木铺。此外他还做石板买卖,待有人需要时,他再卖出去,价钱就要高一些。这样他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段志明1947 年去世,此时段元参9 岁。就商业智慧而言,童年的段元参既受到周城地区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整体环境的熏陶,又受到爷爷耳濡目染的影响。段志明是段元参的第一位导师。段元参童年时即在祖父的客栈里卖过火柴。至于段元参的父亲,他于1938 年参加抗日战争,1
7、954 年方回到家乡,对段元参的商业智慧几无影响。建国以后,周城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进行了土地改革,随后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由于“左”的思想和政策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受到挫折,经商活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而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周城染织业(主要是扎染) 重新活跃起来,并作为乡镇骨干行业得到重视。1984 年,周城建起蝴蝶扎染厂,当年销售收入为4. 5 万元,1985 年扩建为大理市周城扎染厂。经过十几年的发展,1999 年“世博会”期间年销售收入增至470 万元。近年来,集体企业有下降的趋势,私营经济发展迅速。1999 年底,有121 户经营服装和旅游产品,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昆明等大城市以及日
8、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染织业又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商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其标志是市场交换。然而,交换是基于分工而产生的“, 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 在白族地区的传统乡村社会中,也曾存在乡村集市形式的市场交换,这种集市是在未受到现代市场经济影响下自然形成的。因此,周城白族村民的商业智慧可溯源于传统社会中的商业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族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也存在着市场经济的需求。在56民族研究2007 年第2 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云南大理周城志稿编写组:云南大理周城志稿,第28 页。在白族的招赘婚中,男方需放弃原先的
9、宗姓而改为妻方的宗姓,当地称之为“出姓”。此处数据由周城办事处(周城村民委员会的前身) 提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01 页。现代市场经济到来之时,周城白族村民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他们能够较快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二、从务农到做服装生意白族农民在改革开放后转向市场经济,并不需要克服任何文化上的障碍,这表明国家的政策与白族农民的内在需求是吻合的。段元参作为白族的一员,从农业劳动转向服装经营的过程就显示了白族文化的这种适应性。在农业集体化年代,白族农民的经商智慧受到极大的压抑,这使他们处于苦闷之中。这种苦闷并非出于想发家致富而不能的无奈,而是出于生计的艰难。对此,
10、段元参讲述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历:承包之前,我们是在生产队做工分,那时不搞扎染。当时我家有8 口人:我母亲、我妹妹、我、我爱人,还有几个娃娃。我每个月做的工分有400 来分。400 来分已经相当不错了,每天满工是12 分,30 天出齐才360分,为什么有400 来分? 因为有时晚上还去守夜,去看水。我的工分全年加起来有5000 分。我爱人又看娃娃,又操劳家务,她只能有2000 分,也算不错了。两个人有7000 分,再加上肥料工分1500 分,共8500 分。每10 分值3 角多到4 角。(上世纪) 60 年代,生产队的粮食分配基本是三七开:七成按人头分配,三成按工分分配。我们这些娃娃多的户就占
11、了便宜,粮食分得多。娃娃不到5 岁的叫“小口”,大人叫“大口”,大小口加起来,我们的小春粮食每人平均120 斤,大春每人平均200 斤, (全年) 加起来300 多斤,基本上够吃。一年全家大约分3000 斤粮食,要算钱,麦杆、稻草、包谷杆也要算钱。粮食价格以国家所定的价格为准,平均1 角1 斤,3000 斤就是300块。8000 多工分就算8000 分,那么我家的工分共计320 块(按每10 分的工分值为4 角计) ,全家一年下来只有320 块。而我分的粮食要300 块,加上副产品就是400 多块。所以,我常常是“超支户”,最多的一年超支180 块。怎么办呢? 既然我超支,而有些人工分多,分进
12、来的粮食少,于是就和我家来搭。一户搭不下来,就找两户来搭。所以家里每年养的猪,自己都吃不起,要好好准备着,超支时把猪卖掉。段元参的这种经历,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白族农民的经历。当时,一般的农民家庭都只能维持基本的生计。为了摆脱窘迫之境,周城村民一般有这样几种解决途径:有“手艺”的,就承包副业,如裁缝、竹器编织、木器加工等等;有饲养技术的,就在政策比较宽松时饲养牲畜;有力气和胆量的,就去苍山砍伐树木,烧炭卖钱。段元参对这几种方式都曾实践过:我养过马。从62 年到63 年的一年半里,我喂了两匹马。第一匹是2 月买的,买的时候180 块,养了半年以后,到渔潭会上卖,卖了350 块,自己得到170 块。
13、卖了这匹,又买了一匹140 块的小马,第二年到“三月街”上卖,还是350 块,卖了个好价。那个时候有个好政策。从1962 年到1963 年,仅一年的时间,段元参养马得380 块,这对于他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意味着他用业余时间养马的收入超出了他全家全年的全日制农业劳动所得。他感慨当时遇到了“好政策”。但随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好政策也没有了。这时,段元参又找到一条解决全家生计问题的路径,这就是承包副业:我一个农民,怎么维持家庭生活呢? 我就给他们承包副业,叫裁缝承包,每个月交42 块。 生产队的工分值是10 分工4 角,我要交1 块钱才给我记10 分工。以28 天的出勤计算,每天交1 块5
14、,算下来是一个月4257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白族农民“小春”指小麦、蚕豆等春夏之交收获的作物,下文的“大春”则指水稻、包谷等秋季收获的作物。段元参说,他是1969 年开始承包副业的。块。当时,我没有缝纫的基础,再加上那个年代每人的布票只有四尺,只够缝缝补补的,还有几个人能做新衣裳? 我晚上在家做裁缝,白天还要干其他活,如上山砍竹子,编篮子,篾箩箩。最没有办法的时候,42 块完不成,我还上山烧过炭。那个鸡窝炭,只要用柴疙瘩、树木的根根烧就行,也好卖,100 斤可卖7 块。由于生计艰难,有的农民为了烧炭,就去砍伐苍山上的林木“, 文革”时期,苍山几乎被砍伐成荒山秃岭。段元参虽然后来对此也有反思,但当时
15、他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稍后,他又去了花甸坝。花甸坝是段元参的父亲1954 年从部队复员后,带领一部分周城农民在苍山深处开发出来的一片地,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段元参回忆道:1970 年左右,我报名去花甸坝种洋芋和药材,这样既可以得较高的工分,也可以有时间、有条件去烧炭。当时,按规定是不准砍伐森林木材的,我就说开荒要挖柴疙瘩,问能不能烧炭。得到批准后,我烧了很多,请马帮驮下山,运费要3 块。100 斤炭一共卖7 块,我只能收入4 块。有一次我自己背,天刚亮就下山,天黑时才回到家。一进门,就把我的老四(他那时只有两三岁) 吓了一跳,跟他妈妈说有个要饭的进来了。无论是养马,搞裁缝承包,还是去花甸坝烧炭,都表明段元参在寻求某种对当时现实制度的突破,而这种意识也正反映出白族农民对于新政策的一种诉求。改革开放之后,白族农民的商业智慧焕发出新的活力,转变为商业实践活动。当国家废除布票制度以后,周城的裁缝就可以到市场上买布,然后自己加工,再卖给村中需要服装的村民们。这里已经孕育着一种新的趋向:只要把服装拿到市场上去卖而不是卖给本村村民,就意味着完成了从传统手工业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周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