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隋唐科举制与儒学的进一步发展一、调和儒、释、道的文化政策隋、唐两代，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息佛教的净土地狱、因果报应、六道轮回，道教的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征服了无数苦难生灵和广大士人的心，也博得了统治者的垂青和服膺然而，佛教和道教虽然能使统治者对权力、财富和生命的无限欲求在灵间世界待到虚幻的满足，虽然能使他们通过预置死者的虚幻权力来愚弄和鱼肉活人，但是，为了维持宗法等级制度的现实统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就须臾不得离开儒学秦皇焚书、项王焦土、刘邦在儒士冠中溲溺，均为愚夫所为，为后代聪明的统治者所不齿当然，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所不同，隋、唐时代的统治者所实施的文化政策，则大致是以儒学为中气而兼採佛教和道教隋文帝将知尊卑长幼之序者升之于朝，任以要职，故多有儒臣襄理政务他下诏杨素等“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 ，修定五礼，颁苏威所作《五教》于天下并令长幼诵习，又诏令褒扬“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的贤哲，征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山东六儒为太子博士，还亲幸国子学，与诸儒论说礼仪，敕封孔子“先师尼父” （1）由是，儒学开始复兴 《隋书·儒林传》追述文帝时儒学的盛况道：高祖膺朝篡历，平一寰宇，顿天纲以维之，贲旌帛以礼之，没好爵以靡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恃问之士靡不毕集焉。
天子乃整万乘，率百侍，尊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鏧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俊，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黌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终魏晋南北朝时期，戒马倥偬，天下多敖，典籍散佚，庠序焚毁隋文帝混一天下，海内晏如才士彬彬儒雅，再逢汉代之盛然而，好景不长，文帝晚年，信佛弥笃，以国学未精而简省国子学学生为七十人，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亦遭削减，余则归属于诸州隋炀帝杨广是靠弑父而居帝位的他为了长生不老，永享荣华富贵，用道士潘诞造金丹但为了杜绝臣弑君、子杀父现象在自己登上皇家宝座后重演，这个儒家规范中的乱臣贼子居然擎起了儒家旗帜他下诏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 “讲信修睦，立身之基” （2）隋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 （3） ，儒生们所讲论的不外乎社会伦常礼仪之类问题他又立孔子后为“绍圣侯” ；召天下儒官于东都论议；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並兴；还创立了科举取士之制在炀帝大业初年，出现了一些冠盖一时的经学专门家：“世称《左氏》有（徐）文远， 《礼》有褚徽， 《诗》有鲁达， 《易》肖陆德明，皆一时冠云。
4）2李渊建唐，听信道士吉善行之言，认道道开创者和道教教主老子为自己的祖先，李氏王朝与李聃攀上了亲戚然而，这个自封的老子的后裔，最偏爱的并不是道家或道教，而是儒学他汰减寺观而力倡儒学， 《新唐书·儒林传》云：高祖始受命，钼颡夷荒，天下略定，既诏有司主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求其后，议加爵士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一；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十三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又诏宗室、功臣子孙就秘书外省，别为子学高祖尊崇儒学，并不意昧着完全绝弃佛教、道教，其目的在于以儒家名教为本位，吸纳释、老二氏，使儒、佛、道诸共同为其王权专制政治服务 《新唐书·高祖纪》载：“帝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业举者，与博士相杂驳难，久之乃罢因下诏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溥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学，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挨 ’”很显然，这是要以儒家的成礼智信为宗本，使三教归一，汇于一炉这颇有点儒学为体，佛、道二教为用的意味高祖武德九年（626 年） ，李渊次子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其兄建成、其弟元吉，逼父退位，自登帝位，是为唐太宗。
太宗所发动的政变曾得到道士的支持，故其当上皇帝后对道士备加礼遇，进一步明确了李氏王朝与老子的祖孙关系但另一方面，太宗又颇重视儒学，将其视为治国的纲领他又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还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响、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之凯、范宁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堂还诏求近世名儒皇甫侃、褚仲都、熊安生、沈重、沈文阿、周弘正、张汎、何妥、刘炫等子孙备加擢用又令颜师古撰《五经定本》 ，孔颖达撰《五经正义》 太宗在位时，重用儒臣魏征、房玄龄等，按照儒家学说为政冶国，从谏如流，任人唯贤，居安思危，审慎法令，遂出现了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 《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载太宗时儒学盛况道：是时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纪已上皆得补官曾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儒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解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泽、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史称唐高宗“薄于儒术” （5）而归心释、道，但实际上，他自幼受儒学洗礼，从著作郎萧德善学《孝经》 。
太宗曾问他《孝经》中何者为要？高宗答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6）即位后，高宗更强调“以《六经》教人” （7） ，诏须孔颖达等所修《五经正义》 、赵国公无忌等所修《新礼》于天下，驾至曲埠“幸孔子庙，追赠太师，增修祠宇，沙牢致祭” （8） 当然，高宗对佛、道二教亦颇推重，就在追赠孔子为太师的当年，他又“至毫州，谒老子庙，上尊3号‘太上玄老皇帝’ ” （9）另据《新唐书·儒林传》载，儒皆李玄植“贞观间，为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数召见，与方士、浮屠讲说” 关于儒者与方士、浮屠究竟“讲说”了些什么，这里语焉不详，而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中则详载了显庆五年（660 年）高宗召僧人静泰、道士李溁及儒士在洛阳宫中讲论《老子化胡经》之事辩论中，静泰讲《老子化胡经》 ，进士王浮据《汉书·西城传》讥《老子化胡经》乃“窃取佛教”伪撰而成，李溁则说“老子化胡”为佛，佛教源自道教其中，儒、佛、道之间，既彼此互相诘难，又互相吸纳三家在议议辩对中不断完善和深化各自的思想命题，日渐寻绎出彼此的结合点、在官方意识形志中的组合形式和排列次序这种儒、释、道之间所进行的论议，终隋、唐二代时有所见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统治者实施的文化政策。
高宗与武则天虽为夫妻，却又暗中争权夺利高宗倚重道士，武账天则倚重僧人高宗死后，武则天更大事佞佛，致使“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 ， “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宠幸” （10）到了玄宗时，在令士庶学《老子》 ，贡举加《老子》策的同时，又大力提倡儒学，亲制“训注《孝经》 ，颁于天下” ，诏令“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 ，（11）还赠封孔子为“文宣王” ， “亲幸太学，大开讲论” （12） ；“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 （13）不过，这种儒学中兴的局面并未能长久，天宝十四年（755 年）爆发了“安史之乱” ，这不仅使唐由盛而衰，从此一蹶不振，而且也使儒者受到重创 《新唐书·儒林传》载：安史之乱使“两京所芷，一为尘埃官藏私褚，丧脱几尽章甫之徒，劫为缦胡” 尔后，劫后余生的代宗试图恢复儒学，制曰：“方投戈而讲艺，俾释菜以行礼使四释咸进，六艺复兴 ”（14）其时，也出现了一些治经各有专长的儒学名家，如据《新唐书·儒林传》所记：大历时， （啖）助、 （赵）匡、 （赵）质以《春秋》 ，施士匄以《诗》 ，仲子陵、袁彝、茀彤、韦茞以《礼》 ，蒋广成以《易》 ，强蒙以《论语》 ，皆自名其学。
穆宗时，召儒生于太液亭讲《毛诗》 、 《尚书》 文宗时则创立“开成石经” ，《旧唐书·文宗纪》记其事道：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笔）刮碑列于太学，创立石碑九经，诸儒校正讹谬其经文若从注疏看，皆有依据名为“九经” ，其实为“十二经” ，共二百二十八卷，六十三万二千零五十二字 “开成石经”的刻立，堪称隋唐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人皮锡瑞谓：“汉熹平五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 ”（15）然而，此时已到唐代末期，儒学随着唐代社会日趋衰落而如江河日下，文宗等的崇儒措施无力挽救儒学颓势，难以重干见唐前期儒雅之盛况了4在隋、唐时期，杂采与调和儒、道、释不仅是统治皆所为，而且也是风靡海内的社会时尚隋、唐之际儒者王通就主张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16） ；辛彦之亦“崇信佛、道” （17） 以敢于谏诤而著称于史的唐代儒臣魏征，少为道士；儒者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 ；李玄植“与方士、浮屠讲说” ；张士衡则以儒家的忠孝之义诠释佛教“因果报应”说 （18） 《新唐书·儒林传》载张士衡答太子承乾问曰：事佛在清静仁恕尔，如贪怵骄虐，虽倾财事之，无损于祸。
且善恶必报，若影赴形，圣人之言备矣为君仁，为臣忠，为子孝，则福祚永；反是，而殃祸至矣！还有名儒韩愈、李翱虽主张排佛，却也深受佛学薰染此外，儒皆柳宗元出入于儒、佛、道，被后人称为“儒、释兼道，道学纯备” （19） ；释门玄奘法师则少时为儒， “引文论难，非道则儒” （20） 诗人白居易亦兼综儒、释、道可以说，调和儒、释、道既是隋、唐统治者所实施的文化政策，也是其时社会思潮的主调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问题遂成为这时期儒学面临着的时代课题 二、科举制度及其与儒学的关系尽管隋、唐二代统治者兼综儒、释、道，但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还是儒家学说科举制度的确定就奠定了儒学在隋、唐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科举制度形成于隋代隋炀帝开创了通过考试来选拨进士科和文明科人才的制度， 《旧唐书·杨官传》载：“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寸犹试策而已 ”《通志·选举略一》云：“炀帝始建进士科，……唐人贡士之法，多循隋制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记：在科举取士方面，唐代因袭隋制而大为发展、完善科举考试的内容在唐代屡有变化，但概括地讲来，唐代科举的名目“首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
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首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 其规模与内容无疑都要比隋代复杂许多而在这些科目中，大多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和评判依据兹对诸科目中地位比较重要，对其时士人生活有较大影响，且又与儒学和儒学发展关系最大的明经科、制科和进士科绍论于下就现有材料看，以“明经”为取士任官的名目始于汉代 《玉海》卷一一四有《汉明经》一节，谓：“章帝元和二年五月戊申，令郡国举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 ；质帝本初四年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又引《前汉书》 ，孔安国、平当、贡禹、夏侯胜、张禹並以明经为博士；《后汉书》则记袁良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可见，在汉代察举制度下就已有“明经”之名至于隋，无论文帝成炀帝，皆有明经举，如《旧唐书·孔颖达传》：“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 ”《资冶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载有“明经刘兰成” ，胡三省注曰：“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因称之 《新唐书·（选举）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则明经科起于隋也 ”徐松《登科记科》注意到这材料，故赞5成胡氏之说，并补充道：“其时唐未贡举，是隋亦有明经矣 ”不过，隋朝的明经究竟是属于科举制度、还是察举制度，因受史料之限，尚不能作出回答。
早在“函夏既清，干戈渐戢”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 年）就已举科举制度的明经了 《唐摭言》卷十五《杂记》载：“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孝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 ”同书卷一《统序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