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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儒家文化為何能成為中華文化主流 院系:嶺南學院 姓名：蔡嘉煒 學號：13328007 【論文摘要】 提起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漢字,不少人都會选择“仁”、“和”、“義”等字作為代表，而這些漢字無不來自一個共同的學術流派儒家。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儒家文化已經深深烙印在華夏民族的生命體中，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那麼儒家文化為何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本文將從儒家自產生到獨尊的過程，儒家思想文化的功能及特點討論這一問題。關鍵詞： 獨尊儒術 融合性 普適性 堅持方向 與政治緊密聯繫一、 爲什麽是儒家？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拉開了一個大變革時代的序幕。動盪的時局，一切皆變：禮崩樂壞，狼煙四起，井田瓦
2、解，小農出現。舊勢力留戀權勢負隅頑抗，新勢力亟求變革卻底氣不足，在激烈的碰撞中，人的思想極易發生分歧，於是便出現了百家爭鳴這一學術繁榮的現象。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提出了“軸心期”理論，按照這一理論，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亦即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古希臘、古印度、中國分別且幾乎同時實現了人類文明的突破，古希臘出現了大哲學家，古印度出現了苦行者，而中國，則出現了諸子百家。由此，三個不同地區的文明朝著各自的方向發展。中華文化，最終朝著儒家文化的方向發展。儒家作為百家之一，自春秋時期出現，直到戰國時期孟子等人的逐步發揚才逐漸成為顯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先秦儒家思想並不都為各國國君所賞識
3、成為治國思想。相反，其他學術流派諸如墨家、法家、道家等卻一度盛行，然而，歷史最終選擇了儒家而非其他流派，這要從各家側重點不同說起：墨家在戰國時期與儒家並稱兩大顯學，墨家鼻祖墨翟甚至與孔夫子齊名。但是，墨家畢竟代表的是下層手工業者，它所提倡的“兼愛”、“非攻”等思想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下，並不為統治者所認可，統治者看中的，僅是墨者們的守城之術，在他們眼裡，墨者也許只是是一群可以利用的匠人而已。法家所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秦國在商鞅變法后成為七國之首，并最終實現統一建立秦王朝，秦始皇焚書坑儒后，法家一度一家獨大，究其原因，在於法家所宣揚的“法、術、勢”“變革”等思想滿足國君們渴望稱雄于亂世的野心。然
4、而導致其最終逐漸淡出歷史舞臺的，也正是其過分強調刑罰所造成的暴政，秦二世而亡，法家從此名聲掃地。道家在戰國時期逐步形成楊朱派、老莊派、黃老派三個派別，除老莊派，其他兩派都曾盛極一時，黃老派甚至在西漢初年成為治國思想，但道家學派更多強調無為而治寬刑簡政，在國家初建，百廢待興的西漢初年確實有利於國家基礎的穩固，但到了漢武帝時期需要鞏固王權，建功立業的時候，相對消極的道家顯然不合時宜。於是，由董仲舒等人經加工改造，以儒家為核心，融合各家思想的新儒學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先秦儒家思想代表的是奴隸主貴族階級，它所宣揚的“仁者愛人”“克己復禮”“正名”在動盪的時局雖能起到一定的穩定社會的功能，卻與大變革時代的
5、主題不相容，自然成為不了官方正統思想。而新儒學雖然同樣宣揚仁禮思想,但與先秦儒家思想已有很大不同,它在对包括儒、陰陽、道、墨、法、名等家在内的百家学说加以融合改造的基础上，炮制出一套以“天人感应”、“春秋大一統”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其核心内容的全新的思想體系，迎合了大一統王朝的需要。根據郭成望先生在隨筆：那人那年一書中的觀點，中國在大秦帝國誕生之後進入了權力社會【2】。較之前一階段的武力社會，權力社會需要一套更為完備的思想體系來控制整個社會，先前的過於嚴苛的法家和過於消極的黃老之學已被證明不合時宜，而此時的經董仲舒改造過儒學已不再是先秦時期宣揚周禮要求正名的孔夫子
6、的思想，它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的新儒學，外表看似是強調綱常倫理的儒家，内裏卻滲透著法家集權思想，並用陰陽五行、術數方技等學說將其宗教化神秘化。那麼,儒學到底有何特點和功能呢?二、 儒學的特點儒學自春秋戰國出現發展至今,能一直在中華文化中占主流地位,與它自身的特點有很大關係。首先，儒家具有融合性，因時而變，不斷創新。其實，單就融合性一點來說，各學術流派在交流切磋過程中出現彼此的借鑒融合是普遍的。在隨筆：那人那年一書中，郭成望先生指出:“先秦諸子之間，在思想上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影響。”【3】這其中也包括了先秦的儒家。融合性在孔子傳人中體現最為明顯的當推荀子。荀子作為儒家在戰國時期的重要代表人
7、物，他同時又是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學具有學術批判精神，具備兼容並包的意識，體現了戰國百家爭鳴走向學術交融的歷史趨勢。”【4】荀子將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發展為“君舟民水”，他堅持儒家的方向，卻不排斥其他學說。“孔子不入秦，荀子卻對秦政、秦俗多與褒獎，而同時批評其無儒。這說明他在堅持儒家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還在努力爭取擴大儒家的政治空間。”【5】他主張“禮法并施”、“王霸統一”，進而將法家思想融入儒家，這也對後來董仲舒外儒內法的新儒學的提出有借鑒意義。雖然，其他當時各家也有融合的思想，但都不及荀子務實。再說董仲舒的新儒學，則融合的味道更重了。新儒學除了承襲儒家所宣揚的三綱五常，更從加強專制主義中
8、央集權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春秋大一統”等主張，其中猶可見陰陽五行、道家天命思想、法家集權思想的影子。自東漢以後，佛教禪宗自西域的傳入，本土道教玄學的興起，儒學發展危機步步加深。這種危機知道唐宋時期尤為突出，此時出現了一種體現儒釋道合流的新儒學理學。宋明理學在二程、朱熹、陸王的發展下，又兼具了佛道世關於界本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特點，除了對社會綱常倫理的探討外，更在此基礎上建立其哲學體系，上升到宇宙本源的角度。其次，儒家也具有傳承性。這一點令它在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方向，堅守“仁”的本質內涵並對此不斷做出新的闡釋和發散。在與佛道的紛爭之中，儒學能博採眾長又保持自身
9、根本原則和立場；在不停的融合借鑒過程中，儒學的側重點雖有所不同，從最初的政治學、倫理學向後來的哲學方向發展，唯一不變的，是對社會秩序與人倫道德的探討。而它所傳承的，正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的中國所需要的。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寫到：“必須靠道義的作用而不是靠物質的力量來治國。”【6】“（儒家）強調道德原則，認為道德原則是恰當地行使權力的先決條件。”【7】儒學最後一個重要特點是它與政治教育的緊密結合，進而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漢武帝在“罷黜百家”開始將儒學作為選拔考核官員的標準，設立太學教授儒學。直到隋唐科舉制的確立，儒學最終成為士人取士的敲門磚。科舉制的確立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使得身居社會底層
10、的人也有機會一朝登天，而科舉制的內容以儒學經典為主，這就使得社會各階層與儒學接觸得更為緊密，進而普及全社會，最終將儒學教義的成為全體社會成員約定俗成的道德準則。葛兆光先生在“唐宋”抑或“宋明”一文中提出從新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識花用來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發展脈絡。【8】儒學如何一步步深入中國社會根基，成為整個華夏民族血脈里世代流淌的文化因子，也可從這三個過程中體現。三、 儒學的功能儒學的功能由其特點決定，之前我們提到儒學具有融合性、傳承性以及它和政治教育社會生活的緊密結合等特點。這些特點使得儒學能滿足社會不同階層的需求，使它具有普適性。中國在兩千年歷史中一直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
11、國，這種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以保證其生產過程的延續。筆者認為這種穩定也跟儒家長期佔據中國思想主流有關。儒家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盡忠盡孝”等觀念隨著儒學的發展日益深入人心，它要求人們規範自身行為，事實上對於社會的穩定和諧起到了無形的約束作用，而它所宣揚的仁君思想，無形中也給了缺乏安全感的農民階層心裡暗示：在整個社會都長久地自覺遵守儒家道德規範的前提下，君主也會盡到仁君的職責而給他們以穩定的生活環境。另外，儒學還提出“重本抑末”思想，農民階層雖然生活清貧但至少社會地位不低成為社會共識。於是，有了儒學作為穩定的社會意識，農民便可以較為放心地從事農業生產。對於統
12、治者階層來說，儒家思想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為其權力的鞏固有莫大幫助。在內容上，儒家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強調社會秩序，強調道德對人性的約束，無論從社會穩定還是從肯定君主專制的合理性來說，都起到了思想引導的作用。在形式上，儒家文化自漢武帝時期起開始成為官學的重要內容，到隋唐科舉制的創立以及後來科舉的僵化，儒家文化成為政治的附庸，將儒家文化與政治選拔直接掛鉤，造成天下士人皆學儒學的狀況，恰好達到統治階級進行思想專制的目的。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這樣寫到：“中國人的經典都強調人在社會中的生活，尤其是強調家庭成員之間、君臣之間的關係。這種對現世的強烈偏好為政治組織和政治穩定提供了一個堅固的、
13、根本的基礎。而這一基礎又由於中國人在這些世紀里實行的一種獨特的制度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任文官而得到進一步加強。”【9】而對於唐以後的大多數士人階層來說，儒學則成爲了求取功名的敲門磚，科舉考試給社會注入了流動的活力，使得一般人也可以通過儒學考試到達社會上層，儒學為他們提供了改變命運的可能。當然，這僅就儒學功利化的功能而言。士人作為中國古代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擔負著創造文化，傳承文化的重要歷史使命，儒學則為他們的提供了靈感的溫床。不斷推陳出新的儒學既是由他們創造發展的，同時又為這個具有特殊社會身份的群體提供存在的目的。如果是其他學術思想，則難以提供一種長期傳承下去的可能。比如玄學，在魏晉南北
14、朝時期一度鼎盛，但隨著思想內涵的逐步挖掘，玄學發展到向秀、郭象階段時便遭遇瓶頸而告終結，最終與佛教合流。而佛教自東漢傳入后也同樣一度盛行，但其思想教義與中國傳統道德背道而馳，最終僅成為少數中國人精神上的補充，沒能像基督教改造西方社會一樣對中國社會產出持續久遠的影響。也只有儒學，這種具有一貫傳承性的學問，即堅持方向又不斷豐富內涵，才滿足了士人群體對於文化研究的渴望。總之，儒家思想就像一鍋大雜燴，誰都能從中夾到適合自己口味的食物，普適性，既是其特點，又是其功能的體現。結論：儒家之所以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與它的思想內涵符合中國作為大一統帝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國情有關，也與歷代儒者在發展改造儒學中
15、體現出來的融合性、傳承性、普適性有關。最終，延續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在今天仍成為中國人骨子裡潛移默化深遠持久的文化烙印。參考文獻：1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華夏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2郭成望隨筆：那人那年,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3郭成望隨筆:那人那年,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27頁。4摘自百度詞條“荀子”。5摘自百度詞條“荀子”。6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七版修訂版，第265頁。7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七版修訂版，第158頁。8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歷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9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七版修訂版，第1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