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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茅于轼：中印学者的互相纠偏酱油党党魁发表于 2008-09-21 12:04:03今年3月27，28两天，在美国纽约的“新学院”(New School)召开了中印学者交流会。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繁荣与平等”，有印度，中国，美国三方面的学者约百余人参加。这是一个更大项目的阶段性总结。该项目有中国，印度各六名学者经过两年的相互访问，交流沟通，形成各自的观点。然後拿到一起来讨论。这时又邀请了更多的外来学者参与。我就是受邀请的外来学者之一。在正式会议之前已经有三天的双方学者的交换意见，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听到他们交换中所发生的辩论，使我感到非常有兴趣。使我和其他几位中国学者吃惊的是，印度学者普遍羡慕
2、中国的文化革命。而使印度学者吃惊的是中国学者普遍羡慕印度的民主。通过交流发现对方学者所想的完全和自己所想的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印度人之所以向往中国的文革，是因为他们认为文革的特点是平等，而印度缺的就是平等，所以向往文革；类似地，中国缺的是民主，所以中国学者特别向往印度的民主。可是双方都没有注意到事物的两面性，只看到了自己所向往的事物的好的一面，没想到还有坏的一面。我去过印度两次，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从表面上也能看出，在印度人与人严重的不平等。在大城市里存在着大批流浪的乞丐。他们并不是偶然不幸流落街头的，而是几代人的生活习惯。路边窝棚就是他们的永久居住地。他们的孩子也不上学，在街上讨生活。这在中国
3、是极少见的。大家知道印度的种姓制，人们被自己的种姓限制在某一个社会阶层中，永世不得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人与人不平等制度已经存在几百年，现在还继续存在。印度男女的不平等也非常显着。除了少数白领阶层，一般百姓中女性受很厉害的歧视。出嫁要支付巨额嫁妆，做父母的往往溺杀女婴，造成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由于社会中的严重不平等，印度有很顽强的毛派组织，他们追求平等，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政府用武装围剿，他们就转入地下。在底层知识分子中毛的思想颇有影响，并进而波及到中上层知识界。从中国实践极端平等的经验来看，其代价是巨大的。一般的革命是富人换班，少数穷人变成了新富，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但是中国的革命是追求绝
4、对平等。全都变富人既然不可能，就得全部变成穷人。所以1949年中国革命的以後三十年,把中国改造成了穷人国。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没有一家拥有自己的住房。取消了富人,如果穷人真能得利倒也还值得。可是结果是穷人更其受罪。几亿农民常年吃不饱，更不用说三年灾荒死了三千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穷人。中国支持穷人的政策是口惠而实不至。当然政策的本意不会是欺骗穷人，可是其真实的结果是穷人吃足了苦头。穷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又在三年灾荒中死掉几千万，得到的是一个吃不饱的生活。一些有良心的老干部看到老区仍然那麽困难，人民做出那麽大的牺牲，落得这麽一个结果，不禁泪下。穷人的悲惨命运是和暴力实施平
5、等有关。绝对平等必定对贡献多的人强制剥夺，把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剥夺给穷人。所以它包含着财富创造的不平等，它打击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人。结果是全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削弱；社会趋于贫困化，经济濒临崩溃，这就是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状况。适当的从富人手中转移财富给穷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但是必须遵循大家同意的法律程序，它一定不可以是通过暴力的，像中国的土改和文革那样，通过发动群众，开斗争会来实施的。暴力实施平等的结果,还不仅仅是社会的贫困化，而且是假借平等的名义实施暴力，人权被严重侵犯。所以文革时冤狱遍地，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会矛盾积累到极大，变成一个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社会。中国的这些经验教训印度人没有
6、看到，连我们自己也有许多人不清楚。至于我们所羡慕的民主，印度人并不感觉这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我们往往以为有了民主，百姓可以监督政府，贪污腐化就可以绝迹。可是印度的现实告诉我们，他们的贪污腐化情况不比中国好多少。大家知道，民主是一个低效率的制度，坏事固然干不成，好事一样难办成。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建高速公路，核电站，修飞机场，扩宽马路，虽然闹出一些侵犯人权的事，但建设确实比印度顺利，而且成效显着。印度至今基本没有高速公路，连大型超级市场都没有。首都新德里的马路高低不平，飞机场设备陈旧，地铁至今刚刚通车，这些和北京比就差远了。这使我们想起一句名言：民主是一个不最坏的制度（不是“最不坏的制度”）。印
7、度在这些方面虽然不及中国，但是他们绝不会发生三年灾荒那样的惨剧。他们也发生过粮荒，但饿死的人不及中国死人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是不会在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里发生的。虽然民主制并不理想，但还是值得我们追求。不过不要盲目乐观，以为只要有了民主事情就好办了。它可不是万灵药。民主好不好要看配套的条件。我们比较许多民主国家，菲律宾，印尼，南朝鲜，日本，可以看到同样的民主制，有很不同的政治经济後果。问题在其他条件的配合。我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要努力创造民主配套的条件。这是一篇大文章，值得我们思考并为之奋斗。茅于轼1929年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8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所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