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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代官窑制度与实际应用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刘明杉瓷器烧造制度及其应用的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按功能划分，明代瓷器主要有祭祀用瓷、赏赐用瓷、生活用瓷、宗教供瓷、陈设娱乐瓷和外销瓷六大类。嘉万以降的瓷器，无论从烧造制度、生产方式、消费对象和销售模式，还是从艺术风格和使用功能上看，都与前期有天壤之别。明初朱元璋以儒家礼制规范社会成员的等级，依据各自的身份享受相应待遇。明中期以后，守成与革新、正统与异端、遵利与非礼等社会矛盾相互交织。随着中央皇权控制力的削弱和商业时代的到来，各阶层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飓变，出现了崇奢拜金、雅俗不分、上下无辨、贵贱无等的社会现象
2、，对明初礼制造成严重冲击。金钱作为物质财富的主宰，显示出强大的威力，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高低，更多的不再取决于身份等级，而是财产的多少。在此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的用物观发生了很大改变，由宋以来传统金石学对古物年代、真赝辨伪及名物制度等研究角度，转移到器物自身上来。对瓷器的品鉴，集中在造型、釉色、胎质、工艺技法、陈设方式等方面。他们的审美价值观，带动了 “观物、用物、论物”的社会风尚。一、明代官窑制度的兴衰为使初步安定的社会“各守本业”，明太祖创建了一系列以重农抑商的农本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措施。对从元代继承而来的匠籍制度也作了调整，这是其“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1理念的体现。明初在景德镇常
3、设了专事御用瓷器烧造的机构“御厂”，宫廷下达烧造任务后，委以中官定夺样制，悉数解京，还有专门生产政府公用或朝贡贸易瓷的官窑窑场。“若供役工匠，则有轮班、住坐之分，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官监”。2轮班制是指工匠分班定期轮流赴京服役，“洪武十九年夏四月丙戌朔定工匠轮班。初，工部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议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复议举行，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賫至工部，听拨免其家他役，著为令。于是诸工匠便之。”3住坐是指服役的工匠及其家属迁居到工场所在地，按分工编成排甲。住坐匠有民匠和军匠之分，民匠隶属内府，军匠隶属都司卫
4、所。除常设的瓷窑外，其余作坊视工期内所征集轮班匠的人数临时搭建，由工部督造、征集轮班匠负责生产，有役则供，无役则止。这项制度与元代浮梁瓷局相比，官匠在社会地位上有所提高，他们由元时的“官奴”，成为拥有一定人身自由和部分自由劳动时间的手工业者。此外，民窑窑场是政府工商税收的一项来源，按实际产量“三十取一”，折算成金银钱钞征收入库。“（洪武）十八年，今酒醋课、诸色课、若有布帛米谷等项俱折收金银钱钞，除量存各司府州县祭祀所用，其余鱼、茶、酒、醋、矾、硝、铅粉、黑锡、粉锡、石膏、商税、窑课等诸色课，俱折收金银钱钞。（洪武）二十三年令一应课钞除本处存用外，其余俱解本布政司库收贮。又令各处税课司局商税，俱
5、三十分税一，不得多收。”4对于民窑事务的管理，由各地县丞负责统计和申报所辖地区出产器物的名目和数量等。如万历明会典载：“所属境内若有窑冶去处，须要各另开报。某窑出产或铜、铁、锡，岁办若干。烧窑去处，所烧是何器物，或砖或瓦、碗碟什物等项名色，逐一开报。”5以此作为向政府纳税的依据。明中期以后，御用瓷器用量激增，工期亦常拖延。因临时委派的中官难以胜任从原料、费用的征集、供给，到安排烧造及成品解京等一系列的繁杂事务，遂于正德初年在景德镇设置了“御器厂”，专事御瓷烧造。它不但是生产厂区，还是官衙署地。据浮梁县志载：“御器厂中为堂，后为轩、为寝，寝后高阜为亭，堂之旁为东西序、东南各有门，左为官署、前为仪
6、门、为鼓楼、为东西大库房、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酒锺作、碟作、盘作、锺作、印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铁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东碓作、西碓作”，“为窑六曰：风火窑、色窑、大小爁熿窑、大龙缸窑、匣窑、青窑，厂内神祠三、厂外神祠一”，6为保证产品在形制和规格上的统一，各作坊分工明确精细，按拉坯、修模、印模等生产流程、实行劳动密集型流水作业，“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7从官窑中诞生的这一生产模式带动了民窑生产方式的进步，为后者走上规模化、商业化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晚明时期官窑濒临解体，朝廷废除轮班制，工匠一律改纳“班匠银”。（嘉靖
7、）“四十一年题准、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將该年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仍备将各司府人匠总数、查出某州县额设若干名。以旧规四年一班、每班征银一两八钱、分为四年、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算计某州县每年该银若干。抚按官、督各州县官、各年征完类解、不许拖欠。年终造冊类缴。分別已未完等第参究”8。改制后，纳过班银的轮班匠可不应役。这种从劳役形式的徭役制向货币形式的税制转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然而轮班原本四年一役，为期三月，嘉靖时期轮班却按一次瓷器烧造任务完结为役期，需待有司造册缴工部查验后，工期才告结束。国家财政又无力支付“代雇”银，只好拖欠工匠的工值或以特权无偿使用其劳力
8、，使“班匠银”制度在事实上无法兑现。但皇室、官府对瓷器的需求量却十分巨大，往往令“正班各匠，服役二十余年未得停止，告部檄查，又因烧造未完，未造册缴部，身服庸役，又纳班银，亡所控诉，实不胜困”。9官匠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工期一拖再拖，优秀人才大量流失。轮班制改革后，那些身怀绝技的优秀工匠通过纳班银逃逸差役，进入高端民窑领域。而“今乡村之愚民，一旦而使之充匠，本等艺业素非谙晓”10之庸匠，却成为官窑生产的主力，产品质量因此迅速下滑；而民窑却因云集了众多制瓷高手迅速崛起，不但产品质量上乘，且生产规模庞大，成为海内外民间贸易的中坚。“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
9、往往以是牟大利，无所復禁此。”11部分民窑不但吸纳了大批能工巧匠，更有许多非匠籍的文人参与到瓷器生产领域中，为瓷器注入更多文化元素，提高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使之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占据了高端瓷器市场。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国家赋役的征收开始以白银为支付手段，刺激了更多人脱离农业生产，转入工商业领域。这使个人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依附关系变得松弛，资金、人才和技术获得了较为自由的流动。从积极方面看，晚明社会普遍认同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确立了个人价值与社会回报等值的观念。官窑工匠身处商业化的社会环境里，身怀绝技却受缚于不合时宜的旧体制。旧的官窑制度无法使他们凭借高超才艺，获取与其自身价值相当的
10、报酬。所以他们必然想方设法逃避差役，进入酬劳丰厚、个性艺术创造力受尊重的民窑谋求发展。万历时期，为支撑皇室的巨额开销，朱翊钧委派中官充任“矿监”、“税使”直接搜刮社会财富，致使各地怨声载道，民变不断。作为制瓷业中心的景德镇，自然遭到残酷盘剥。万历十一年，御史孟一脉上疏：“东南财富之区，靡于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好玩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12朝廷命造的瓷器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工期超长，窑民负担繁重。“万历十九年命造十五万九千，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未毕工。”13据明神宗实录：“（至万历三十五年六月）查江西烧造
11、，自万历十九年内承运库正派瓷器十五万九千余件，已经运完，所有续派八万余件，分为八运，除完七运外，只一万余件，所需不多，宜行停止或令有司如数造完以。自是，役亦渐寝。”14晚明时期推行的“官搭民烧”制度，是朝廷以特权形式对民窑利益的侵占，这使窑户和地方财政都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据浮梁县志载：“大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八两八钱，二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两。续管该厂推官范永官，烧造除官厂外，定给民窑每二样，一口给赏银二十两；又该管厂通判王允武定，给大样缸每口给银二十两，二样缸每口给银十八两。据民窑户告称，贫苦难以赔造。续该管厂推官钱復初议呈，每大样缸一口给银二十三两，二样缸一口给银二十两，余器所估俱溢于民间
12、之值。”15然而这项制度也是为保障瓷器如期交付的无奈之举。“旧规本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固一时之权法也。但分派烧造，宜于本厂附近里仁镇市及长乡三都，其余远乡窑户，惟召集高手匠作，赴厂帮工，与召募人役，一体计工偿价，方为得体。但民窑狡诈，人百其心，乘限期紧并多，以歪斜浅淡瓷器塞责。厂官事逼，姑收凑解。钦限器皿屡至愆期，职此之故，不若多设窑座，雇请高手厂内自造自烧，尤为速便。”16朝廷以“散窑”方式，将所需烧造的御瓷份额摊派给有实力的民窑。“惟官窑有其制，部限瓷器，不预散窑。钦限瓷器，官窑每分派散窑，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之
13、，不能成器者，责以必办。不能办则官窑悬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困也。”17侵占民利的强行摊派，必然导致官府与窑民之间的矛盾激化。“万历三十年二月甲申”，兼理窑务的江西矿务太监潘相督造龙缸，因久不成功，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例外苛索”，不但派役于民，还对工匠进行鞭笞和捕杀。童宾目睹同役工匠的苦况，愤然投窑自焚，激起景德镇窑工民变。“江西税监潘相、舍人王四等，于饶州横恣激变，致毁器厂”，18这场抗暴运动长达四年之久。“官搭民烧”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破坏，是对官窑体制根基的一次致命打击，旧有官窑制度的瓦解不可避免，这为民窑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机遇，也为晚明民窑大量僭越明初所定的器用制度创造了条件。二、从庄
14、重典雅到淫巧靡丽明代瓷器艺术风格的变迁瓷器艺术风格的变迁是国运消长的写照。明前期瓷器造型壮美、纹饰典雅、釉色匀净。洪武瓷造型雄壮，纹饰简练豪放，征，主有元代遗风有元代遗风。永宣时期是明代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时烧制的品种有青花、白釉、青釉、红釉、影青、翠青、冬青、蓝釉、酱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矾红彩、白釉酱彩、孔雀绿釉、青金蓝釉、黄釉、五彩及仿宋汝、哥釉等。永乐瓷造型灵秀俊美，烧造技艺比洪武时期有显著提高。青花瓷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料，釉面有铁锈斑沉淀，偶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瓷造型浑厚规整，纹饰更为丰富，常见植物、动物、人物、山水、庭园等题材。其龙纹回首卷体，刚劲威武，富有灵性
15、。还出现画工颇为细腻的产品，据谢肇淛五杂组记述：“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者，其人物毫发俱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外一皮函，亦作盏样盛之。小铜屈戍，小锁尤精，盖人间所藏宣窑又不及也。”19宣德官窑开始普遍书写年号款，且写款位置不固定，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款识。明中期瓷器风格明显呈现出从强到弱的趋势变化。成化、弘治、正德三位皇帝都对本朝瓷器风格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成化皇帝性格怯懦，比较喜爱淡雅小巧，纤细孱弱的瓷器，与造型健硕的洪武瓷、青花浓烈的永宣瓷形成鲜明对比。为满足朱见深对精巧瓷器的偏好，成化官窑在纹饰和胎质上都有创新，
16、且不惜工本，烧造量巨大。据明史载：“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20在稳定运行的官窑体制保障下，烧出一代名品。“成化厂窑烧造者，土腻埴，质尚薄，以五彩为上。青，用平等青料，不及宣器。惟画彩高轶前后，以画手高、彩料精也。郭子章豫章陶志云：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上绘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五彩蒲萄撇口扁肚靶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人物莲子酒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名式不一，色深浅莹洁而质坚。五彩齐著小碟、香盒、小罐，皆精妙可人。唐氏肆考云：神宗尚食，御前有成杯一双，直钱十万。明末已贵重如此。按：昔论明瓷者，首宣、次成、次永、次嘉，然宣彩未若成彩，其点染生动，有非丹青家所能及也。”21其中斗彩鸡缸杯、五彩蒲萄撇口扁肚靶杯等，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传世藏品。成化瓷纹饰无论花草、人物，画风都较素淡，人物衣饰缺乏层次感，旧有“成化一件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