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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问题论文-我国的城市贫困层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引起较多的关注。一些由于个人或家庭原因而陷入生活困难的人口，通常被政府或各单位内部的救济体制所接纳。但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加上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影响，一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或者感受到了严重的相对剥夺。原有的社会救济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这样，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浮到了社会的表层，继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之后，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一、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层状况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减少的趋势；
2、而在 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则有明显的增加趋势。进入90 年代后，我国城市贫困层有何新的变化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贫困人口数量持续增长 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我们一般区分两种贫困状况，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所谓绝对贫困人口是指，难以维持该地区最低水平的生活、需要得到社会救助的人口。1991 年，民政系统所进行的城市孤寡病残救济和城市贫困户救济覆盖了 1660 万人口，占当年市镇人口的 5.4%.近年来，由于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不好，导致许多职工生活困难和城市贫困人口增加。根据全国总工会提供的资料，1992 年，全国约有 700 多万职工的实际
3、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状态，加上其赡养人口（人均赡养系数为 3.03），则贫困职工家庭总人数超过 2000 万人，占当年市镇人口的 6.2%；1994 年，全国贫困职工约 1120 万人，加上其赡养人口，约为 3300 万人，占当年市镇人口的 9.7%.根据中国社科院朱庆芳研究员的研究，“1995 年底被拖欠职工工资的人数有 1000 万人，被停发或减发退休金的退休人员有 151 万人，劳动部公布的登记失业人数为 520 万人，以上三部分共计 1671 万人，若包括他们的抚养人口，则为 2890 万人，再加上由民政系统救济的城镇孤老残幼等弱者 190 万人，共计 3080 万人。以上数字还不包括下岗
4、人员 550 多万人。”到了 1997-1998 年，中国城镇贫困人口仍然居高不下，总数仍有约 3000 万人之多。 所谓相对贫困人口是指，相对于社会上其它群体比较而言的低收入人口。一般将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之 50%的人口算作相对贫困人口。1988 年，张问敏、李实根据全国 10 省市的抽样调查资料计算出来的相对贫困户比例为6.83%.笔者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测算出 1990 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中相对贫困户的比例约为 7.38%（即家庭月人均收入 60 元以下的户）。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1994 年在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资料计算，当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月货币收入为 224.1
5、4 元，相对贫困线应力 112.07 元，相对贫困户在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22.7%.同年，在北京市 8 个城区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资料也显示出，被访者中有 39.8%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处在“中下等水平”；18.1 的人认为其处在“下等水平”，这从主观方面反映了城市相对贫困的严重性。这些数字看上去似乎过高，但是，考虑到前述绝对贫困的状况，也可以认为是合理和可信的。 第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失业人员、下岗（或放长假）人员、困难企业的部分在岗职工以及部分退休职工成为目前城市贫困层的主要成员。据估计，他们占了城市全部低收入者的 88%.以前，城市贫困层的主体是所谓“三无”人员（“无劳动能
6、力、无依无靠十天固定生活来源”或“无依无靠、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的人员），主要是由于个人或家庭的原因导致贫困。这一部分贫困人口的数量相对稳定，对社会结构的冲击较小，而且在城市贫困层中所占的比例正在逐步缩小。而现在，上述城市贫困层的主体之所以陷入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是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当然，某些政策的执行不当，在某种意义上也催生了新的贫困层。例如，某些政策倾斜不当，加剧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城市新贫困层的分布呈现出较强的区域特征。随着社会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入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上述城市贫困层的渐成员还有
7、可能继续增加。如何缓解这些人的贫困状况，将他们重组到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去，这不仅关系到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影响到未来的社会结构型态。 第三，城市贫困层的贫困程度有所加深。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1989 年，贫困居民家庭独立收入（包括家庭成员的工资、福利费、其它劳动收入以及退休金、困难补助费、价格补贴等，不包括赡养、赠送收入和储蓄收入）比贫困标准低 28.3%，比全国城市居民平均水平低 60.1%贫困居民平均实际消费比贫困标准低 13.7%，比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低 52.3%.贫困居民消费呈如下特点：（1）食品消费比平均水平低 43.3%，且食品质量差；（2
8、）衣着消费比平均水平低 56.6%；（3）日用消费比平均水平低 73.9%，家底薄、财产少；（4）住房面积比平均水平低 24%，且设施较差，有 12.20%的户无自来水，有 55.9%的户无卫生设备，有 30%的户无取暖设备，有 21%的户无厨房，这些比例均大大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根据 1998 年对全国 39080 户城市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占总体 5%的贫困户（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划分）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 2198.9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47 倍，比最高收入户低 4 倍。贫困户大多入不敷出，许多家庭靠借贷维持生存。1998 年，贫困家庭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
9、为 5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1 介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高出 20 介百分点。贫困户饮食量少质低，营养严重不足。贫困户的主要食品消费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肉类、家禽、蛋类及鲜乳品等高蛋白质食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0%以上。贫困户人均服装支出仅 97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2 倍，比最高收入户低 4.9 倍，衣少质次，许多人己经多年未进商店买过新衣服。贫困户很少购置耐用消费品，他们年人均用于耐用消费品的金额仅有 30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5.6 倍，比最高收入户低 21.5 倍。 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国有集体企业的效益难以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城市贫困层中的许多渐成员甚至缺乏必需的
10、收入保障。失业、下岗职工首当其冲，退休人员的收入也在贬值，而且他们大多难以享受原先曾是免费的医疔等服务和各种其它福利。目前，全国多数城市巳开始建立“职工最低劳动工资保障制度”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然，距离这一制度的真正发挥作用和制度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部分商品，特别是食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持昂贵和就业不足的打击下，城市贫困层的生活条件有日趋恶化的趋势。对于许多城市贫困层的渐成员来说，通过再就业获取收入的机会并不多，特别是在一些国有集体企业集中、新经济增长点缺乏的地区，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前景更加黯淡。对于数量众多的下岗女工而言，其再就业的困难要比男工更大。很多人找不到合适
11、的职业，只能靠领取微薄的救济金或生活费度日。家里有老、有小的女工，其心理压力更大。据调查，下岗女工中因生活所迫而卖淫者有上升趋势。沈阳、丹东、阜新、铁岭等市因经济收入下降或不开工资等原因而离婚的下岗女工比例也有所上升。 城市贫困层贫困程度的加深，己经成为一个具有潜在爆炸性的问题。实际上，各地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 第四，与我国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迅速增长相对照，城市贫困层的利益相对受损，并容易由此激发不满情绪。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1990 年到 1998 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从 1522.79 元增加到 5458.34 元，增幅为 258.4%，年
12、均增长 44.8%.而与此同时，贫困层的收入并无太大增长，甚至有所下降。例如，1995 年，北京市将最低工资标准从 1994 年的 210 元调到 240 元，增长 14.3%而同期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为 44.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 24.9%福建省 1995 年的最低工资标准280 元，平均递增 7.11%，而同期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为 40.61%，物价涨幅则高达 25.3%.这样，那些陷入贫困的城市居民，因为不能或较少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好处，极易滋生或强化逆反心理，从而对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二、城市贫困层致贫原因的宏观分析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随着失业、下岗人数的增长，城市中
13、的贫困层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对于城市贫困层致贫原因的分析，主要是有两种角度，一种是宏观角度，另一种是微观角度。宏观角度讲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比较大的社会变迁对于贫困的影响；比如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微观角度讲的是因个人原因所造成的贫困。本节主要侧重于宏观角度的分析第三节则主要是微观分析。 I.产业结构的变迁 我国的国有企业大体上都是五十年代创建的，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比较低，产业结构也比较落后。当时所建的企业大体上都是集中在采掘业、加工业、制造业上，如采矿、炼钢、轧钢、金属加工、纺织、化工品制造、机械制造等都是当时的主导产业。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服务业、金融业、
14、信息业以及众多的高技术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急剧上升，例如，我国服务业产值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己从七十年代的不足 15%上升到 2000 年的将近 33%.在产业结构急剧变迁的形势下，很多国有、集体企业并没能迅速适应这种变迁，反而是固守着原来的产业，结果经营每况愈下。因此，国有企业的衰落不仅是管理体制上的问题，而且是由于产业结构变迁所致。目前，停产、半停产、下岗职工较严重的多是集中在这些己衰落的产业、行业上。 2.就业体制的变迁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就业体制经历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革。由于这种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由于结构变迁中的不协调，由于一方面旧的体制己经瓦解、另一方面新的
15、体制还没建立起来等等诸种因素并存，使得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数剧增，由此引发了城市中的贫困层问题。 关于目前我国城市中失业下岗的人数、失业率究竟是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统计说全国下岗职工总数达到了 1750 多万人，也有的认为人数更多。多数研究认为 1998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3%.笔者与人民大学姚裕群教授对于失业下岗的调查，将失业下岗人员分为三类：登记失业人员、下岗人员（指虽已停止工作，但与工作单位还保持关系者）和待业人员（新就业求职者），调查结果如下（表 15-1）。表 15-1 城市失业下岗人员比例（1998 全国调查）从表 15-1 可以看到，登记失业人员仅为全部天业人员（包
16、括下岗、待业人员在内）的 31.6%，由此推算 1988 年全国包括下岗、待业人员在内的失业率应为10.4%，人数约为 1912 万人。无论就失业人数还是失业率而言，目前的失业下岗问题都是十分严重的。 为了说明失业问题的发生和就业体制的变革，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城市就业体制变迁的历史。 从 50 年代初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城市已逐步建立了一套国家指令型的就业体制，即几乎全体劳动力都是由国家统包统分的。所以，那个时期几乎不存在失业问题，当然各个单位都存在冗员过多、普遍低薪制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这种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己遇到危机，1968 年以后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千百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这只是暂时推迟了城市剩余劳动力和失业危机的爆发。所以，城市中的失业问题在计划体制内是早己有之，当时之所以没有爆发出来是由于政治高压手段将其掩盖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千百万知识青年返城待业。面对如此宏大的待业人口，国家己再无统包统分的能力了，由此也造成一种契机，即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萌芽开始产生。国家开始鼓励待业者自谋职业，个体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