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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7届中国社会学年会农村社会转型研究论坛论文集 论坛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论坛负责人：王春光 (20077长沙)目 录一个经济发达村庄中的生活变革山东南村调查郭亮什么叫“农民”：一个华北农村的个案研究郝志东农村劳动力流失与新农村建朱启臻 李 洁转型期西部农村与国家关系考察以乡村旅游开发为例卢云辉孙兆霞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要陆学艺乡村治理的“困惑”对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解析戚 攻社会分化和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王春光流动儿童身份意识及其行为初探王毅杰史秋霞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关注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俞 萍信仰空间再造的动力学.湘中两处三仙观（殿）的扩展
2、个案研究符 平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与农民市场行为的理性化邓万春一个经济发达村庄中的生活变革山东南村调查郭亮郭亮，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南村地处鲁中平原，和这一地方的许多村庄相似，它既是一个自然村落，又是一个行政建制村。全村人口约900余人，200多户人家，共分为三个村民小组。由于地处平原，南村的人口居住密度较高，在穿村而过的马路两旁，一条条小巷依次排开。南村所在镇是著名的大姜生产基地，受其影响和辐射，南村的农业产业也以种植大姜为主，兼有玉米和小麦。南村最有特色的地方则是村庄内繁荣的五金加工工业，全村至少有80多户的村民从事五金加工工业，规模从家庭式的小作坊到雇工达上百人的
3、工厂大小不等。也正因为此，南村是整个地方上远近闻名的小工业村。南村的交通非常地便利，村北几公里是309国道，村南就是胶济铁路，在村中一天到晚总能听到火车轰鸣的声音。村庄距市区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路程，村内平均每隔半小时就有开往市区的小公交车驶过，村民外出非常地方便。去年，市区的公交线路延伸到了村庄不远处，现在到市区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闲暇时，到市区去转转超市、逛逛商场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年轻村民的一种选择。南村人的生活相对富裕，市场化程度高。00年的时候，南村的村民用上了村上免费供应的自来水，装上了有线电视，这几年，摩托车、彩电、手机、液化气在村庄中也已经普及。村庄内除了有好几家饭店、零售商店、超
4、市、浴室、理发店以外，一年前还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市场。每天傍晚，小贩在村庄的马路两旁云集，临近村庄的人都会来这里赶集，人熙熙攘攘，一般都要持续到晚上八点多钟。村民的日常食物，如馒头、青菜、肉鱼等一般都要到市场上去买，村内有两家专门做馒头的村民，据其中一个讲，他一天面粉就需要上千斤。而在南村，无论是幼儿园、小学还是初中，有条件的村民一般都会把子女送到条件更好的市区去读，村内每天都有来接送学生的专车。显然，这是一个开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村落，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村庄的生活景观。如果说上面是我对南村村庄生活的一个总揽和快写的话，那么以下我将深入到村庄内部去展现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共
5、同影响下村庄生活的各种更为复杂、细致的面向。式微的宗族南村有刘、于、曹等姓，其中刘姓为村中第一大姓，约占80%，村中历来有“十门九刘”的说法。据刘氏族谱记载，南村刘氏于明朝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迁移而来。当时于姓是本地的土著民，只是后来由于刘氏家族的兴旺，刘姓才“反客为主”，逐渐在人口规模上占据上风。一代一代繁衍下来，刘姓家族人丁兴旺，至今在刘氏内部仍然有着清晰的辈分排序。在南村，最高辈分和最低辈分之间能够相差五代，这种由辈分所衍生出的彼此间的称谓、礼节仍然表现在村民的一些生活场景中。尤其是在酒桌上，不管你年龄多大，只要辈分低，你就要按规矩向长辈敬酒。而且做的位置也有讲究，辈分高的做主位，辈分低的
6、依次排开，这些都是不能含糊的。但是一旦脱离了这个戏剧化的场景，村庄内所谓的辈分关系就不再清晰。特别是对村中的年轻人来说，辈分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和村庄内身份标记的意义已经不大，越来越多的村民已经不再按照辈分来给孩子取名子。在村街口坐在一起瞎侃的人群中总会有孙子辈的人在开爷爷辈的人的玩笑，他们的关系从来是平等的，或者说，他们已经把所谓的辈份悬殊当作了一项有意思的谈资和笑料。如果说辈分也是一项重要的家族文化的话，那么这种文化显然随同宗族的衰弱而失去了它的实质内容。南村的宗族辈分已经无力起到规范村庄内部关系的作用，它只是残留在特定场景中的一种图具外壳的文化形式和礼节性表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南村刘姓内部
7、已经出现了好几例通婚的现象。最近的一例就是七、八年前南村的前支部书记刘延安和他按辈分应该叫做姑姑的本族人的结合。事情发生的非常平静，他们属于自由恋爱，当时没有刘姓的族人反对，因为就没有人觉得应该去反对。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南村人对我们的不解却振振有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已经出了五服，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族内通婚对于一个宗族的瓦解往往是致命的，因为不同辈分男女的通婚导致的是宗族内关系的紊乱和失调，也正因为此，族内是否有通婚现象成为判断一个地方宗族是否还存在以及是否还具有整体行动能力的一个最明显标记。此外，族内有威信的长老、宗族祠堂等等宗族的物化标志在南村刘姓当中也早已不存在。不过意外的
8、是，前年南村一名叫刘世昌的老人却主持修了一次族谱。刘是市医药公司的退休职工，他家三代行医，是村中的书香门第，刘氏的族谱一直也就保存在刘世昌的家中。为了完成自己以及父亲的心愿，刘世昌老人组织本姓中上了年纪的老人花了两天左右的时间，完全凭回忆续修了刘氏的族谱。和部分江西、福建村庄中修族谱时放鞭炮、舞龙灯的热闹场面不同，刘姓的这次修谱与其说是一次家族性的事件，不如说是几位老人的公益性活动。事情的结果是，刘姓的各户只需交纳20元的工本费就可以领上一本修好的家谱。而且和历次修谱不同，刘姓的这次修谱还破例让女儿和上门女婿上谱。在家族已经瓦解的背景下，修谱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更，单单的一次形式化的修谱，其
9、自然也就无力发挥出建构家族认同和维系家族存在的潜在功能。在南村的红白喜事和村民的日常性交往中，五服内的亲密关系还是存在的。南村的村民办一次喜事一般会持续七八天，亲戚和朋友不是在婚礼当天一起来吃喜酒，而总是按照主人的安排分批次来参加婚宴。办喜事的人家里里外外都需要人手，这个时候本姓中血缘较近的村民就会来帮忙。送请柬、买东西、端盘子、上菜，这些活一般都是交给本姓中的年轻人去办。即使有时人手够了，本家的人也会过去看看，虽然帮不上忙，但人往那站一站对于办喜事的人家来说就是件有面子的事情。按照村中的规矩，办喜事时要在本族内委托一人担当“总管”，由其全面负责整个婚事的安排和协调。“总管”是义务的，顶多也就
10、是在主人家吃上几顿饭，但选中的“总管”一般都不会推掉这样的差事。总管总是尽力让主人和客人都满意，而主人对总管也非常地信任，他们之间从来不会因为的钱的问题而出现纠纷。于清波去年就担当了他堂侄婚礼的“总管”，他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周。由姓于姓的在南村人不多，整个于姓都还没出五服，一场婚礼就成了于姓罕有的一次家族聚会；丧事在南村叫做“白公事”，“公”自然就是众人、大家的事情。南村有专门的红白理事会，主要负责村中丧事的操办，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南村的丧事已经简单了许多，但五服以内的亲族“批麻带孝”一起送丧却不会改变；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五服以内的兄弟、堂兄弟之间也有着频繁的交往和互动，日常的走动、借
11、钱会在彼此之间展开。但是兄弟、堂兄弟之间又不同于黄淮海平原中广泛存在的那种小亲族似的亲密关系，在南村很难看到兄弟之间在村庄生活中的一致行动。也就是说，在南村，兄弟、堂兄弟之间的紧密关系更多地表现在村民的互助这一“私”的领域，在村庄的公共生活领域，他们却缺乏一种共同行动和一致对外的能力。无论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分田到户以后，最起码在村民的记忆，村中很少会出现小亲族之间的激烈竞争，更没有兄弟多、拳头硬的大户欺小户的现象。南村公共生活的相对平静一方面和村庄内长期形成的一种村落文化有关。在南村，村民遇事首先讲的是一个“理”字，而所谓“理”就是村民共同遵守的一种村庄的地方性知识和村庄的道德规范。村庄内
12、的公论舆论机制能够持久地发挥作用保证这种地方性知识和村庄规范发挥作用。在南村村民看来，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事情做得太露骨的话，你兄弟再多也能被村里吐沫星子淹死；而另一方面这也恰恰得益于村内资源的相对丰富，生存机遇的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村民争夺有限资源的斗争激烈程度。发达的工业经济为南村村民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而这种资源的获取并不依赖在村庄中的“人多势众”，能否抓住机遇主要还是看其在村庄之外大市场中的个人能力。对外没有一致行动和联合，对内的整和机制相对就弱，在这个层面上，南村的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是松散的。公共生活的萎缩南村的老书记是村庄中德高望重的人物，细细数来，老书记担任了至少40多年的队
13、社干部和村干部。在和老书记的谈话中，他反复提起的是毛泽东时代南村干群一心、斗志昂扬促生产的精神面貌。当时南村叫做和平生产大队，属群英人民公社。因为钻了政策的空子，和平大队偷偷搞了些集体副业，社员的生活状况和大队的集体收入比起其他大队来都要好许多。然而最令老书记念念不忘的却是那个时代快乐的村庄集体生活。白天，全村的人在一起劳动，劳动之余大家做在田间地头上总是不忘聊一聊村庄中的“新闻”。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欢快场面总是和紧张的生产劳动相得益彰；晚上，村里人经常要集中到村上的小学里开会，开会的内容要么是由队长布置一下第二天的生产任务，要么就是学习“老三篇”和谈学习的心得体会。生产的安排和枯燥的学习内
14、容事实上不能吸引社员的热情，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开会这一形式本身。不管开会的内容是什么，开会却为全队社员提供了坐在一起畅谈的机会。每次开会前现场的气氛如此地热烈以至于老书记总要再三提醒才能安静下来。我们无力对人民公社制度做出一个总体评价，但对于南村而言，人民公社时代恰恰是村庄公共生活最为膨胀的时期。至今采访村中50岁上下的村民，他们人生中记忆最深的仍然是那一段充满激情的时代。一个村庄的公共生活是维系村庄道德、产生村庄舆论的重要平台，在人民公社时期，和千百万的村庄一样，南村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层出不穷的群众运动。但随着后集体时代政治运动的退潮和市场经济利益原则的凸显，村庄范
15、围的公共生活也随之萎缩，在今天的南村，全村人聚在一起的场景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出现过了。即使是每隔三年一次的村民选举，村委会也没有办法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集哪怕超过半数的村民。每次选举，在任的村委委员都要捧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地去让村民投票，毕竟各家各户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意，让他停下来半天可能就是一笔可大可小的经济损失。当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成为村民行动的唯一参考标准时，村庄中并不能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活动在南村人看来已经既非必要也非可能了。和这种村庄范围内公共生活的衰落一样，村民之间的人际交往频率也在下降。在北方村落中，由于居住相对集中，邻里街坊、左邻右舍在茶余饭后走动走动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走动最多的一般是中年妇女，夏天一吃过晚饭，某家宽敞的屋檐下或者村中一块敞亮通风的地方总会聚集起人来。来的人一般都带着小板凳和蒲扇，做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细细拉起家长。村里人告诉我们，村里的那条马路旁，在以前夏天傍晚的时候总是坐满了人。大概从六七点钟开始，人就慢慢多起来，三五成群的人做在一块，时而高声阔谈，时而交头接耳，又不时会间杂着几声嬉笑和叹息。对于村里的小孩子们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