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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述要郭小林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自始至终受到两个决定性因素的制约、影响和促进。一个是文献的内容反映着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另一个是文献形制、类型与整个文献生产方式的演变。所以，在与中国音乐史和中国书史阶段划分大致吻合的前提下，可以把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历史分成萌芽、产生、发展和鼎盛四个时期。一、萌芽时期音乐是人类最早创造的艺术形式之一。考古发掘出土的公元前数千年的骨笛、陶埙、土鼓、石磐等等，说明我国距今8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其音乐活动已达到一定的程度。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尚不具备文献产生的条件，使今人只能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后世文献中的记载和传说推测当时音乐形态的大
2、概。从夏代到春秋的约1700年间，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由产生、发展、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这个时期的原始音乐继续向前发展:不仅有了专门从事音乐活动的乐工，而且还创作并演出了大夏 、 大涝 、大武 、 三象和文王等大型乐舞，歌曲内容丰富且富于曲式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乐律学的成果促进了乐器的发展，形制的变化和性能的提高，尤其是金属乐器的产生，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音乐活动成为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文字的成熟和天然载体材料的运用，为记录音乐知识提供了可能，于是出现了中国四川图书馆学报古代音乐文献的最初萌芽。萌芽时期的音乐文献，在内容上还缺乏系统的整理，有不少属于零星的记载，而且分散在甲骨文、金文
3、和其它史籍之中。迄今为止发明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近年考古发掘表明，除了人们已知的殷墟甲骨文外，在比商代还早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甲骨上就已显示出契刻符号(河南舞阳贾湖出土)。而发现于陕西岐山周原的周朝甲骨中，有字甲骨就有90多片，计580多字。只是从探索音乐文献的起源看，仍以殷墟甲骨文最有研究价值，因为在这些甲骨文的研究中已发现其不乏关于音乐内容的记述。如有部分乐器的“鼓” 、 “禽” 、 “酱” 、 “和” 、 “言” 、 “竿”的单字，以及“其置新竿，险告于祖乙”和“乙亥卜，大乙濩，亡尤”的完整卜辞等，都是研究早期乐器种类、形制和礼乐制度的重要史料。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是金文。金文是商代后
4、期开始产生的，铭铸于青铜器皿上的文字。由于青铜器在当时是极受珍视的“重器”.故王公权贵们凡遇重要文件或需永志纪念的事件，便造一器，或赞以事，或记以文。 墨子鲁问载:“镂之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置后世子孙。 ”所以金文亦是考证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青铜器皿种类很多，研究音乐则以铭字钟、钵为要。自1928年出土“馬（三个馬注）氏编钟” 、 “馬（三个馬注）羌编钟”之后，又陆续出土了“商周双音钟” 、 “齐侯钟” 、 “宗周钟” 、 “越王残钟”等等，这些钟皆铭有数字至百余字不等。但最重要的发现，却是“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其铭文长达2800多字，堪称金文中的“宏篇巨性” 。铭文标明了当时曾国及楚、齐、
5、晋、周、申等国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及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加上敲击编钟的实际音响效果，为了解当时乐律体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材料。如果从纯音乐文献学研究的角度看，同一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不同名称以文字的形式集中记录于一个载体之上，当被视为现代“音乐名词术语对照”之类工具书的雏形。故，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不仅是音乐考古学上的盛事，而且还是音乐文献学上的重大发现。另外，先秦时， “礼”与“乐，并重，诗、舞与乐混生，加上统治阶级赋予音乐的祭祀、教化和娱乐功能，使音乐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以，有关音乐活动的史料便能见诸众多的其它资料文献如诗经 、 论语等等以及雕塑、绘画作品之中。因此，我们有理
6、由认为，古文字和文献中有关音乐内容的零散记载(甚至时人的口头传说)，尽管多属“只言片语”且语焉不详，但都为音乐文献的正式产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素材准备。而那些以音乐为主要记述内容的钟、搏铭文，甲骨卜辞，则是音乐文献的萌芽。至于这个时期之所以没有全面系统的音乐论述，文献载体的材料和记录手段的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二、产生时期从战国至秦王朝，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激烈变革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衰亡和封建制的确立，旧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了。这期间，雅乐沦丧，俗乐兴起， “学在官府”的旧秩序开始被打破，音乐教育走向民间，出现了众多的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和政治倾向的学派，他们对音乐的起源和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
7、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为了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于是兴办私学、著书立说成为时尚。而此时，来源广泛，加工容易的竹木简策和轻便耐用、易于舒卷的缣帛已较普遍地用作载体材料，以笔墨书的记录方法也克服了契刻铭铸的艰难，开始进入中国书史上的“竹帛并行”时期。与竹帛并行时期相适应的书籍制度是“简策制度” 。现代出土的大批战国两汉的竹木简策中，有的就还完好地保持着“编简成策”的原样。如1930年在内蒙古原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发现的居延汉简中的“永元兵器簿” 。现代意义上的“图书”就产生于竹帛并行时期。由于春秋时期孔子编定的乐经已经亡佚，所以，传世至今的最早的音乐文献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而
8、其形制，不会脱离简策和帛书的形式。现见的早期音乐文献，有集儒家音乐思想之大成的乐记;有强调政治与生产、反对一切音乐活动的墨子非乐篇和三辩篇; 有最早记述“三分损益法”的乐律学著作管子。地员篇 和五行篇 ，有汇集大量先秦音乐史料的吕氏春秋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等篇，以及荀子乐论富国政论和韩非子十过等有关音乐思想论述的专门篇章。这些文献都是对先秦音乐思想和音乐艺术活动的理论总结。三、发展时期从汉代到唐代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发展时期。由于汉初乐府，晋、隋太乐乐府和唐大乐署、教坊等专门音乐机构的建立，使民间俗乐得到集中、整理和提高。不仅宫廷音乐丰富多彩，而且还影响到民间的音乐生活，汉时，鼓吹乐、相和
9、歌、歌舞百戏以及乐器演奏等多种样式和体载相继产生，晋后，诸商乐兴起，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富于特色的音乐结构;原有的主要乐器继续广泛采用，新出现的乐器如茄、角、笛、筝、筑、琵琶、笙筷等进一步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琴曲得到重大发展，涌现出阮籍、嵇康、戴逵、戴顒等一批著名琴家，他们制作或加工了不少有影响的琴曲;南北朝时，各民放音乐文化互相交流融台，特别是龟兹乐和天竺音乐的传入，为隋唐燕乐的高度繁荣作了准备，隋唐燕乐达到了中国音乐史上以歌舞音乐为中心时期的鼎盛阶段，体裁、样式和乐器的种类、水平等，都远非以往任何时期能比，乐律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音乐美学思想打破了儒家音乐思想的控制。而这些种种变化和进步，都
10、为音乐文献提供了丰富的记述内容。汉代纸的发明，尤其是在晋末桓玄下令“改简用纸” ，标志着书史上“纸写本”时期的到来。取材方便，制造简单，价廉物美，适于书写的载体材料，又促进了音乐文献的发展。纸写本时期的书籍制度是“卷轴制度” 。其形式是直接模仿帛书，即把纸张一幅幅粘成长卷，用棒作轴并粘于最后一幅纸上，以此为中心，可以卷成一束。从敦煌提供的实物看，纸卷长短不同，长的可达二、三丈，短的不过二、三尺，全视文章篇幅大小而论。1900年在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的抄于佛教经文背面的，用古代谱字记写的一批乐曲谱，就保持着卷轴装形式。另外，从帛书开始，为了书写工整，往往在串上织(画)出红色或黑色的界行。这就是人们
11、通常所称的“朱丝栏”和“乌丝栏” 。后来的纸写卷轴，也继承了这种做法。现能见到的唐人传谱乌丝阑卷子琴谱 ，就是将谱记于绘有黑色界行(唐代称为“边准”)的卷子上的。发展时期的音乐文献，不仅数盈有很大增加，而且文献的类型和反映的内容也较全面。首先是音乐理论著作。从汉至唐，包括亡佚部分，几近50种之多。其中三国时期魏末著名琴家嵇康所著之声无哀乐论 ，在音乐美学问题上，有着重大突破，许多儒家传统音乐思想中不曾涉及的如音乐创作、表演和欣赏的关系，感情表达的多样性和音乐表现的多样化之间的关系，音乐创作和即兴演奏的关系;表演者和乐器的关系，音乐欣赏和条件反射式的联想的关系等等问题，都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其次
12、是律吕之书。如探有刘欲钟律书 ，梁有梁武帝钟律纬，北周有沈重乐律义 ，甄鸾五经算术 ，唐有武则天救撰的乐书要录等。加上已知亡佚的部分，当不下30余种。 乐书要录原书在国内早已亡佚，幸有日本遣唐留学生曾将此书传到日本，虽失散甚多，但尚存第五、六、一七3卷。其中第七卷，是阐明古代旋宫真义的现存最早的文献。第三，官修正史中的乐书、律历志。计有史记乐书律书 、前汉书律历志社乐志 、 后汉书志(第一卷) 、 宋书律志乐志 、 南齐书乐志 、 魏书律历志 、 晋书律历志乐志和隋书音乐志律历志等。是研究汉以后，唐以前各代音乐典制、律吕、活动、形态和乐器等的重要文献。第四，反映当时古琴理论和作品的琴论、琴谱。
13、根据历代书目的考稽，其数量应在百种左右，可供传至今世者甚少。关于琴论的著作，主要有汉代扬雄的琴清英 、蔡邕的琴操 、刘宋时期谢庄的稚琴名录 、唐代姚兼济等的琴书 、 琴论 、赵耶利传琴用指法等。古琴谱有梁朝丘明传谱揭石调幽兰谱和唐人传谱乌丝闹卷子琴谱 ，琵琶谱有唐代段安节的琵琶录(即乐府杂录)。其中揭石调幽兰谱相传为孔子所作，梁代丘明传谱，东传日本，清末才又影印回国。该谱应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谱实物。记谱法的出现和比较广泛地运用，是汉代至唐代音乐文献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古代乐谱源于何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相文物佐证尚难确定。有人认为早在夏、商以前就有乐谱出现，但考虑到当时文献载体和
14、记录手段的落后程度，要确认已有乐谱产生，恐难令人信服。比较可靠的看法是，汉代的“声曲折” ，可能就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早期的记谱形式，但使用还不广泛，否则不会仅见于汉书艺文志一处记载。 揭石调幽兰谱的发现，说明早期的记谱符号是直接用文字表示的。 “律吕谱” 、 “宫商谱”也是如此，只不过抽象记谱符号的意义更加突出罢了。唐代“燕乐半字谱”和“减字谱”的发明，成为运用专门记谱符号记录乐曲的开端，故对后来记谱法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五，乐府歌曲。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至一九四九年音乐书谱全目 ，虽根据历代各种书目和古代文献记述共著录50余种，但终因时代久远，加之历经水火兵灾，今均不见传本。
15、第六，音乐史料。有关音乐家传记的唐杨巨源著李漠吹笛记 、沈亚之的歌者叶记 ，有纪事杂论方面的唐南卓撰揭鼓录还有关于音乐组织及活动的唐崔令钦的教坊记等数种文献。第七，史志目录中的音乐图书著录。官修正史从汉书起，多有史志目录，以记当时存见或已知亡书。 汉书有艺文志 ，隋书有经籍志 。其中隋志著录音乐图书凡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其目的是.“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网” 。有关亡书的附注，对于考察当时音乐文献的流传情况，有着很高的文献学意义。如“梁有乐义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 ”说明梁代由武帝救撰的乐义一书，计十一卷，至唐代时，已不见传世。另外，当时官、私编撰的各种综合性书目，如汉刘欲七略 、晋荀韵
16、中经新簿 、李充四部书目 、刘宋王俭七志 、梁阮孝绪七录等，都有关于音乐图书的著录。通过这些书目，可以总览当时音乐文献数量和种类的概况。第八，综合性类书中的“乐部” 。类书是一种汇编各种材料供人查检使用的工具书。它将古书中的材料分门别类加以辑录，以便了解某一事物的起源和来龙去脉。唐代的北堂书钞 、 艺文类聚 、初学记和白氏六帖事类集等，对音乐都立类并集中了许多古籍中的有关资料)，故对后世不传之书，可以起到辑佚的作用。清人根据初学记辑出汉蔡邕琴操便是一例。四、鼎盛时期宋朝建立后，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城市游乐场所的产生和专业艺人的汇集，使说唱、戏曲为主的多种民间音乐形式得到迅速发展，以歌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