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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自然国学：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从20世纪末以来，国学一直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热门，且不断升温。各种活动、各种机构、各种论说和各种图书层出不穷。但是关于国学的外延界定和内涵阐释却并不清晰，尤其是自然科学在国学研究中的或缺更是令人担忧。这种缺失现象既影响了国学研究的深入和全面发展，更不利于我们对国学的整体、全面和深刻理解，不利于今天的我们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幸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已渐有清醒认识。最近，我们阅读了由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的自然国学丛书第
2、一辑中的几册，尤其是较认真地阅读了由孙关龙、宋正海教授撰写的中国传统联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一书，十分高兴，不禁深思。孙、宋两位学者梳理了国学研究的历史。在20世纪之初，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保存和发展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提出“国学”一词，并身体力行地开展研究。百余年来经过了多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学传统体系研究阶段，时间自上世纪发端至30年代。以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则有刘师培、黄节、邓实等，而以章太炎最为突出。著作最重要的当属章氏将国学系统化的小学略说经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显然构成为一个以“六艺”为核心、“四部”为框架的传统学术体
3、系。第二阶段为国学西学体系研究阶段，起自1923年胡适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创刊的国学季刊所写的发刊宣言，终于1949年，起始时间与第一阶段略有重叠。在宣言中，胡适提出：要扩大研究范围；要用比较研究法；应该有一个系统，并提出了以现代学术分类系统替代传统分类系统。此阶段以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有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与北京大学国学四大家胡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著作主要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新理学系列等。第三阶段是国学缺失阶段，时间为19501978年。在这近30年中，内地学者虽有侯外庐等的
4、中国思想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成果，但是那个阶段的国学基本上处于整体性缺失状态，国学传统乃至中断。在那个时代，国学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落后、愚昧、封建、反动的代名词。当然，该阶段在台湾、香港地区和美国对国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顿，代表人物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著作主要有钱穆的国史新论、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牟宗三的理则学、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等。第四阶段为国学复兴阶段，从1979年至20世纪末。1978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也解救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国学以生机。国学从此开始走上复兴之路，著名研究专家有季羡林、常宗豪、饶宗颐、张岱年、任继愈、朱伯昆等，主要著作有季羡林
5、的东方文学史、饶宗颐的甲骨文通检、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任继愈墨子与墨家等。然而，在上述四个阶段的代表著作中，无论是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录、梁启超全集、胡适全集、冯友兰的新理学系列及其他著述、钱穆的系列史学和诸子著述，还是牟宗三的理则学和中国哲学的物质、季羡林全集、饶宗颐全集，它们都是人文和社会类著作，没有或缺乏自然和科技类内容。其实，国学中是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科技类内容的，决不可忽视和无视。为此，吴宓在1925年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时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大力研究人文国学的同时，要研究国学中的“自然方面”知识，“如河川的变迁、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可是
6、，前述的国学大家及众多国学研究者都没有重视吴宓的真知灼见，未能认真从事国学中自然和科技知识的研究，给20世纪的国学研究留下了一块令人遗憾的空白。尽管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及李约瑟等外国学者，在上世纪也曾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孙、宋两位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事实的存在，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把这些研究划分为“开始研究时期”、“建制化研究时期”、“学科化研究时期”三个阶段。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游离于国学之外，且多数研究者自己也并不认可它是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在1999年，始由孙、宋两位学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
7、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了上述问题，提出了“自然国学”一词及其研究领域，并于XX年发表了由刘长林起草的自然国学宣言。自然国学的研究由此迈出了最初的步伐：XX年出版了孙关龙、宋正海主编的自然国学20世纪必将发扬光大的国学；XX年出版了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的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自然国学开始被学界重视，填补百余年国学研究空白的工作拉开了序幕。此间必然要关注到的是，XX年和XX年间，季羡林、冯其庸先后提出了“大国学”概念，认为国学不能局限于儒、释、道，而是由诸子百家组成的传统学术文化；国学不能局限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成果，还应包括不断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成果，如西域学。国学需要不
8、断扩展，有新的演进和发展才是大国学。自然国学是国学在21世纪初的新的深化和拓展，堪称大国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大国学形成的重要标志。随着自然国学研究的登场，国学研究的范畴和思路进一步清晰，而世纪之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国学研究机构的先后建立，国学研究队伍的进一步扩大和成熟，以及一系列成果陆续问世，掀开了国学研究新的一页。我们完全赞同孙、宋两位学者把XX年以后的国学研究划分为一个新的阶段大国学阶段。而自然国学的郑重提出正是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大国学”，自然国学理所当然地包含其中。自然国学包括中国传统自然观、科学观、技艺观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方法，以及中国传统
9、科学史、中国传统工艺史、中国古代自然史等。这些正如孙、宋两位学者所强调指出：“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至少有甲骨文记载的商周以来至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属于世界前列；在公元3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则独步世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达千余年”；“据统计，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500年的XX多年中，中国的技术、工艺发明成果约占全世界的54%；现存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文献数量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自然国学的宗旨就是“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把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整理出来”。其任务则是“以全新角度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以全
10、新角度介绍和挖掘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知识，为当代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一系列新的思维、新的基因”。它既是我国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又是一座科学技术宝库；既是我国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又是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一领域的开拓，必然大大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和积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获得更为强大的文化自信。然而不得不看到的是，百余年来的国学研究偏于人文社会科学内容，是以简称人文国学，以致国学研究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往更远一点的历史深处看，过去两千年的经学研究也主要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范围，这就使人们误以为国学只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忘了还有自然国学的内容。这与我们历来的主流文化重视抽象
11、、崇尚形而上不无关系。在历史上，我们总是将关于自然界的观测和探究以及科学技术、制造技艺等视为“奇技淫巧”，而奇技淫巧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尚书泰誓下就说：“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元史里记载了这种说法：“奇技淫巧之人日进，而贤者日退矣，将如国家何。”将所谓“奇技淫巧之人”与社会崇尚的“贤者”相互对立，认为“奇技淫巧之人”多了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危。一直到晚清，在排在四大谴责小说之首的官场现形记里，还有人物说这样轻慢自然科学的话：“什么火车、轮船，走的虽快，总不外乎奇技淫巧。”这种对自然科学的藐视，是造成今天自然国学研究迟缓发展局面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深层原因。承袭着这种漠视和蔑视
12、所积累的历史重负，我们需要在反思中前行。自然国学丛书的出版无疑是国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性成果，也是国学全面化、完整化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国学不再是只有人文国学单轮驶动，而是凭靠人文国学和自然国学双轮行进，这就必然加速国学的全面振兴和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自然国学是国学的一个全新的生长点，从此国学不但能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作用，还可以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发挥作用，使国学不但构成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不可或缺部分。对于当前建设文化强国，显然具有重大积极意义。但是自然国学研究的道路显然还很漫长。除了起步较晚之外，长期以来自然国学研究的缺位所造成的社会忽视和国民的不甚了解，无疑影响着它的深入和传播，因而需要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其中，需要做大量的具体而踏实的工作，需要有更多的关于自然国学的力作问世。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的出版，正是这种努力的一次集中体现，对自然国学的研究定将产生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兹事体大，是故不揣浅陋为之介。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