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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现代诗词研究与“新国学”一20世纪的中国学术究竟如何确立新的国学模式，或者说，王富仁教授所倡导的“新国学”究竟有无历史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有什么启示？我们觉得，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对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中寻找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透过新国学的视野来重新看待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我们的文学史观念有所革新，一些“死角”也渐渐纳入学者的视野，但毕竟还有一些尴尬。现代学人的旧体诗词即现代诗词就是尴尬中的尴尬。已有的研究无论是从角度来说还是从力度来
2、说，都远远不足以发掘这笔宝贵财富的全部价值，为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确立身份”更是迄未定谳的。现代诗词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萌芽时期。主要是从研究作者生平的角度或从作者生平的角度对一些旧体诗词进行研究，而那些“作者”又主要限于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国家领袖或文坛“旗手”。自觉时期。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旧体诗词的漠视开始受到质疑，一些论者开始为旧体诗词的“人史”呐喊；同时，也有一些论者持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并与之进行了辩驳，从而引发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与争鸣。发展时期。随着旧体诗词创作队伍的扩大和刊物、团体的增多，旧体诗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传统格律是否具有生命力、应坚持旧韵还是提倡新韵等问题的探讨
3、为前导，现代诗词成为诗词爱好与创作者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的视野交集，争论的焦点在现代诗词的文学价值与魅力、现代诗词之于现代文学史的“身份确定”及其发展前景等问题上。肇始于20世纪末的国学热更使一些热衷传统文化的人参加到讨论中，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以“证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网站和颇为优秀的网络诗词作者，且作者中不乏中青年。纵观现代诗词研究的发展历程，仔细甄别不难发现，研究队伍大抵有三支：其一为专职现代文学研究者。其二为诗词刊物、团体的组织和参与者，其中部分具有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其三为新兴的传统诗词爱好者，其特点是纯然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利用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而并未或很少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观
4、点。值得玩味的是这三支队伍在研究现代诗词时，绝大多数只在各自的“领地”立论，极少跨出“势力范围”发表见解。新兴派属典型的“不求闻达”类，尽管多有精辟见解，但并未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充分重视。专职现代文学研究者和诗词爱好者大多是自说白话，根本谈不到相互之间的交流。前者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熟悉很利于现代诗词文学品格的研究，但一些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古典文化修养相对薄弱，影响了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后者不乏精通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艺术者，但对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文学革命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意义了解有限，立论难免有失偏颇。文学传统中的一些弊端积重难返，而一些论者无视新文学缔造者所面临的巨大文化惯性及与此
5、相关的“不过正不足以矫枉”的策略，径直得出新文化运动“割裂文化传统”、“盲目偏激不加分析”等结论，如：五四之际，学人倡言“礼教吃人”。发其偏激之辞，以为一部廿四史灯下读之，字缝中只跳出吃人两字。古来典章制度，伙矣！时有损益，穷则变，变则通。有其吃人一面，亦有其生人一面。有其弊，亦有其利；有其过，亦有其功。自辩证法视之，固当如是。历史事实，亦如是也。倘若只是吃人，吃数千年，炎黄子孙当已靡有孑遗矣，尚有中华民族与人民共和国乎？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是时传统诗词，倍受歧视，遑论诗之教矣？类似的论调往往沦为意气之争，从而使不同研究队伍里的研究者更加难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现代诗词实际上大抵有“三重身
6、份”：个案研究史料、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作为个案研究史料，现代诗词的研究已有基础。从这一角度关注现代诗词的，大多是将其作为考订创作主体生平履历及交游，或探索内在思想发展轨迹与心态的“一途”。我们能见到的现代作家诗词研究专书，除因意识形态原因而形成的“千家注鲁”以及不同版本的“郭老诗词”外，其他一些注本，都是对特定作家研究有素的学者著的，如王立鹏的王统照诗词注评、丁茂远的茅盾诗词鉴赏、张桂兴的老舍旧体诗辑注等。由此可见，现代作家旧体诗词的研究最初是作为作家生平研究的一部分被学者重视的。这些研究者对作家的生平相当熟悉，因此在阐释时往往能够较好地把握创作背景和动机，对作品的“今典”也多能有所发明。但
7、也不难看到，由于专业的局限，在对传统格律诗这一形式及其特有艺术手法的把握上，还存在着局限。因此出现了评述不当、注今不注古等不足之处。作为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作品，现代诗词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受到重视的。尽管郁达夫的诗词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受到重视，但毕竟因研究观念的开放程度等原因，直到80年代初才作为乡邦文献在浙江出版，而且并未有专门研究者。真正因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而受到学者重视的，是周作人的“杂诗”和聂绀弩的“杂文诗”。20世纪80年代后期，周作人的知堂杂诗钞经过陈子善、钟叔河等人的努力，首次在大陆出版。此后，经过其他学者的努力，汇校、辑佚等工作进一步展开，终于有了止庵编订的知堂文集，
8、周作人的旧体诗灿然大备。其间，周诗中最具特色的儿童杂事诗，有了丰子恺配图、钟叔河笺释的版本，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两度出版。1995年，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王仲三的周作人诗全编笺注，首印10000册。与周“杂”、“散”、“淡”的风格截然相反，聂绀弩以其杂文般嬉笑怒骂、庄谐杂出的风格，也引起了读者的重视。侯井天老人以一己之力搜集、编订聂的旧体诗作，前后数版，风行一时，惜因自费印行，印数过少，搜求不易。后出的聂绀弩诗全编吸取了侯的成果并有所完善，成为通行本。上述两例已经足以说明现代作家旧体诗词的文学价值与生命力了。把现代诗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予以研究，与前两者颇不相同。这个研究视角由于是
9、超出文学范畴对研究对象进行更宏观的把握，因而“空间”更为开阔，如“新诗对于作家表情达意为何反不如旧诗亲近？它的现代化程度如何？现代文学所肩负的使命完成了没有？完成了多少？完成得怎样？”等问题均可纳入其中。其实，根据创作主体身份的不同，现代诗词有多重开掘空间，除“作家”身份和文学层面以外，如书画家诗词对传统题画诗的继承与超越、宗教界人士对传统诗词审美特征的突破，革命先驱与民主人士的诗词作品与近现代革命史这些都是值得研究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问题。二综观现代诗词研究论著，可谓“硕果累累”，如云南民族大学陈友康教授主持的“中国现代诗词研究”，徐晋如的二十世纪旧诗史，涂小马等编著的1911-1949旧体诗
10、文集叙录等均是，而刘士林先生的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一书可谓其中的佼佼者，该书以“学人”身份为切入点，深入地探讨旧体诗词折射出的学人心态就这一点来说，该书可谓一部开先河之作；而且新见迭出，令人感佩。但是，就像“金无足赤”一样，该书也有“白璧之瑕”下面试以该书中的第五章即“欲说还休”和“欲罢不能”论钱锺书的诗为例予以说明。误字。如果说，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属于编校质量的问题，那么，所引用的作为全书立论依据的原诗出现错误，作者就责无旁贷了。201页引叔子赠行有诗奉答：“巳丁乱世光阴贱，转为谋生性命轻。”“巳”为“已”之误。巳为地支，与“转”字不对，再明显不过。214页引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破晓
11、鸡声欲彻天，沉沉墟里令无烟。哦诗直拟陶元亮，误落尘中忽卅年。”“令”当为“冷”字。上述错误固然是错误，但并不影响立论，而下边两例则不然，而且显系作者之误。203页引寓夜：“才悭胸竹难成节，春好心花尚留芳。”“留”字误，槐聚诗存作“勒”。因误字而造成误释：“一方面是由于身心困顿而无法发育士节，而另一方面又总是渴望着能够有好日子过。”原本作“勒芳”，语从“心花怒放”化出而反其意，殆指心花不放，与“有好日子过”的渴望了不相干。作者为论证诗人所受“现实生活中种种礼崩乐坏之刺激和压抑”时，引胡丈步曾远函论诗却寄之一联：“中州无外皆同环，旧命维新岂陋邦。”按，“环”字误，槐聚诗存为“壤”字。根据诗律的规定
12、，此字应是仄声。而通过上下文不难见到，作者恐怕是误读“壤”字为“坏”，这才有“现实生活中种种礼崩乐坏”的理解。这是一个作者解读和编校质量的“连环错”。其实，此句典出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西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盖天为斯世而生斯人，气化之全，光岳之英，实萃于是，一方岂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日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以出，必日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
13、中州也，况在于中州者乎？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岛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钱锺书在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文中说：“我忆起一九四三年伏处上海，胡步曾先生自江西辗转寄来论旧诗的长信，附了一首七律。我的和诗有一联：中州无外皆同壤，旧命维新岂陋邦；我采用了家铉翁中州集序和黄庭坚子瞻诗句妙一世诗的词意，想说西洋诗歌理论和技巧可以贯通于中国旧诗的研究。”研究当以作者自家的解说为准。结论武断。文中说：“那些有着家学渊源的现代学人，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古代士大夫可以说如出一辙。”并说他们“必然要关心、批判现实政治”。接着引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对钱锺书评论的“
14、家学自有渊源”等语并得出结论：“钱锺书先生在此一方面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现代学者诗人。”作者的逻辑是：“有着家学渊源的现代学人”无一例外都“必然要关心、批判现实政治”，钱锺书有家学渊源，所以钱锤书在“关心、批判现实政治”方面“最具代表性”。事实上，钱年轻时确实写了很多感时之作，但其后期直涉政事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作者力图揭示钱诗隐含的政治情结，也应该更多地通过实例而不是空洞的推论来完成。文章不惜篇幅征引钱基厚在1947年无锡议会选举后发表的讲演词，将这种关心民瘼的精神气质归结为“幼承庭训”，并进一步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当然也可以看作是钱锺书先生的精神基础。”同样地，作者并未为这一结论提
15、供任何实质性的论据。207-208页在数引钱诗后评价道：“它们用语、炼意及结体之奇崛、瘦硬，正是由于诗人之心的百般隐晦和千般曲折所决定的。”姑不论所引“才人失职误儒冠”等诗是否“奇崛、瘦硬”，将诗人的艺术追求强行理解为心境所致，缺乏有力的论据支持。事实上，奇崛、瘦硬等效果是江西诗派以及后来的同光体共同追求的艺术风格，如果要说这种风格上的追求与创作主体的心境有关联，那么，应当用实例加以论证。诗句误解。作者在肯定钱锺书讽刺艺术的同时，认为这“不同于一般的俳优谐语”，指出其中“蕴藏着一把辛酸泪”，此论诚然独到，但过于笼统，忽视了钱并无深意的诙谐作品与言蕴深意的作品的区别，于是，造成了误读。所引作于1952年的生日一诗，其中一联“聊借令辰招近局，哪知许事蛤蜊前”，认为“聊借”句是“一种实际上不愿意与之过招的政治讽刺之义”。该诗有自注云：“与家人及周生节之共饮市楼。”谈艺录序言中说：“乃得李丈拔可、徐丈森玉、李先生玄伯、徐君调孚、陈君麟瑞、李君健吾、徐君承谟、顾君起潜、郑君朝宗、周君节之，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皆指馈贫之困，不索借书之瓻。”周节之原名礼，又名礼予，字节之，60岁后以字行，号息柯，晚年又号雪柯，室名息柯簃。浙江宁波人，1920年10月生。幼承家学喜习书法篆刻，后受业于葛夷谷、沙孟海。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书协篆刻创委会顾问、宁波书画院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