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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中、西视野论析论者运用以西释中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不过，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为了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了让她在世界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走向以中评西更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先对冯友兰、胡适等人的以西释中法作出的贡献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然后指出其不足，最后试图通过回顾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说法对以中评西的前景作比较乐观的估计。一在19世纪中叶之前，汉字里有“哲”、有“学”，但没有“哲学”。该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西周用汉
2、字“哲学”来翻译英文“philosophy”。后来，这一翻译传到中国，中国人也接受并使用之。从“哲学”一词的由来不难看出这个词的西学源头。立足这种源头，冯友兰在解释“中国哲学”时指出：“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是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18既然哲学这个词来自西方，中国哲学只能按西方的标准来确定。冯友兰如此确切无疑地说，有历史的根据。冯友兰的以上说法，为他以西释中指明了方向。他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影响深远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他在书的开头即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
3、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1他接着用简明的语言描述西方哲学之三大部分的内容。他还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指出中国哲学的弱点：“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联盟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所谓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中国人向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家视之，乃最倒霉之事，不得已而后为之。故在中国
4、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之哲学书，比较少数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自立，而所以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西洋近代史中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分而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有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未成为哲学上之大问题。知识论之第二部，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西洋哲学于
5、每部分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分皆然也。”18-10冯友兰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弱点，概括起来就是：没有为知识而求知识的兴趣、少有“精心结撰，首尾贯串”的哲学著作、对道理的论证不充分、未显著地将“我”与“非我”分开、在知识论和逻辑学以及宇宙论等方面都不够发达，如此等等。冯友兰的说法给国人以极大的启发，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受益匪浅。在认识了上述这些中国哲学的弱点的基础上，冯友兰便在新理学、新知言、新原道等著作中想方设法克服它们。例如，他非常讲究逻辑，讲究表达的严密性和系统性，这成了他一生的语言风格。新理学无疑是“精心结撰，首尾贯串”之哲学著作的典范，也是以西释中和中西结合的典范，在20世纪
6、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新理学体系主要以4个概念和4组命题建构起来。这4个概念是：理、气、道体、大全，4组命题是：“有物必有则”、“有理必有气”、“存在是一流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些表达都非常中国化，但又有明显而深厚的西方哲学内容。整个体系非常严格，一环扣一环，逻辑性很强。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从朱熹的旧理学发展出来的。冯友兰之新，关键就新在吸收西方哲学的优点，尤其是其注重逻辑的优点。朱熹的理学，散见于他的语录、经典解释、书信，而不是系统地阐述于一部或数部专著之中，但冯友兰的新理学却在一部专著中得到系统而严密的论说。新理学中的理，确实在逻辑上要比旧理学中的理更纯、更粹、更精。在冯友兰虚拟
7、的朱熹与戴震的对话中，朱熹就经常运用西方的逻辑技巧，朱熹说：“逻辑在讲到原因的时候，常把原因分为三种，即必要原因，充足原因，必要及充足原因。胡先生所用的那些西洋哲学的意思，我向未听过。所以我发愤学西洋文字，读西洋的哲学书。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的哲学，在西洋很不少同调。在希腊如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在现代如新实在主义者，都讲我所讲而你批评的理。我又深恨在中国哲学里逻辑不发达。假使我早学过一点像现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所学的那么一点逻辑，我的哲学也决不会引起你的及胡先生的批评。”2显然，冯友兰借朱熹之口说出了他自己的意思。充分认识到逻辑分析方法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3的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哲
8、学家中娴熟地运用这种方法的典范。以西释中，当然包含以西评中。上述冯友兰的以西评中，事实上是以西方哲学之长来评中国哲学之短。在他心目中，西方哲学是样板，这个样板具有重逻辑，重论证，区分“我”与“非我”，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这三大哲学领域都充分发展等优点。与之相比，中国哲学的缺点就很明显。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的引入，就很难看出这些缺点。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优点来凸显中国哲学之缺点，这种做法在20世纪很有代表性，很多人都会认同他的看法。不过，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例如，有人会认为过分注重“我”与“非我”的区分是西方哲学的缺点，而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优点。梁漱溟批评“西洋人秉持为我向前的态度，其精神上怎
9、样使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生了罅隙；而这样走下去，罅隙越来越大，很深刻地划离开来。就弄得自然对人像是很冷而人对自然更是无情，无复那古代以天地拟人而觉其抚育万物，像对人很有好意人也很恭敬他，与他相依相亲的样子；并且从他们那理智分析的头脑把宇宙所有纳入他那范畴悉化为物质，看着自然只是一堆很破碎的死物，人自己也归到自然内只是一些碎物合成的，无复囫囵浑融的宇宙和深密的精神。其人对人分别界限之清，计较之重，一个个的分裂、对抗、竞争，虽家人父子也少相依相亲之意；像是觉得只有自己，自己以外都是外人或敌人。人处在这样冷漠寡欢，干枯乏味的宇宙中，将情趣斩伐的净尽，真是难过得要死！”4181读了梁漱溟这些话，不
10、难感受到：西方人过分注重“我”与“非我”的区分是缺点，中国人不注重这种区分反而是优点。上引冯友兰和梁漱溟的说法各有千秋。表面上看起来，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但是，如果深入地看，它们都各有道理。根据现代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人的大脑左右两部分是有分工的：左脑擅长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分析思维等，而右脑擅长具体思维、直觉思维、综合思维等。据此可推论：人的左脑倾向于把“我”与“非我”区分开来，而右脑则倾向于不分“我”与“非我”。不妨再作进一步推论：西方哲学比较符合左脑思维，而中国哲学比较符合右脑思维。我们不适宜说左脑比右脑好，也不适宜说右脑比左脑好；我们适宜说左右两脑协调好。既然左右两脑可以协调，西方哲学和
11、中国哲学也可以协调。因此，适当地区分“我”与“非我”、适当地不区分“我”与“非我”，都是可以成立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孰优孰劣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难以尽之。不过，冯友兰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而直陈中国哲学的不足，确实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但是，你也不能断定梁漱溟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二以西释中的冯友兰，除了以西方哲学的优点来评论中国哲学的缺点之外，还更多地以西方哲学的理念对中国哲学的很多说法作出了新的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用西方哲学中的共相说解释公孙龙子哲学、用西方哲学中的形式与材质说等解释朱熹哲学。公孙龙子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很特别，以前不受人重视，西方哲学引入之后，对它的关
12、注度大为提高。冯友兰用西方的共相说把公孙龙子的白马论、坚白论、指物论等统一起来。在冯友兰看来，公孙龙子所说的马、坚、白、指等都可归入西方所说的共相。在西方哲学史上，持共相说最著名的哲学家当然是柏拉图，他认为，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即共相的世界与特殊事物的世界，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超时空，后者在时空之中；前者永恒存在，后者有生有灭；前者完美，后者不完美；前者是原型，后者是摹本；前者是一，后者是多；人们对前者的把握是知识，而对后者的感觉是意见冯友兰用柏拉图式的共相论来解释公孙龙子的哲学：“马之名所指只一切马所共有之性质其于色皆无所定，而白马则于色有所定，故白马之名之所指，与马之名之所指，实不同
13、也。名之所指为共相；如此马彼马之外，尚有有马如已耳之马。此白物彼白物之外，尚有白者不定所白之白。此马与白，即现在哲学中所谓共相或要素其所谓指，即名之所指之共相也。公孙龙之白马论指出马白及白马乃独立分离的共相。离坚白者，即指出坚及白乃两个分离的共相也。就形上学上言坚及白之共相皆有独立的存在。坚及白之共相，虽能独立的自坚自白，然人之感觉之，则只限于其表现于具体的物者，即人只能感觉其与物为坚，与物为白者。然即其不表现于物，亦非无有，不过不可使人感觉耳。柏拉图谓个体可见而不可思，概念可思而不可见，即此义也。一切共相皆分离而有独立的存在。现代新实在论者，谓个体之物存在，共相潜存。所谓潜存者，即不在时空中
14、占位置，而亦非无有。如坚虽不与物为坚，然仍不可谓无坚。此即谓坚藏，即谓坚潜存也。”1256-261在这里引的冯友兰的论述中，“共相”一词反复出现，共达9次之多。在他心目中，这个来自西方哲学的概念是理解公孙龙子哲学的关键。他用这个概念把公孙龙子思想的多个方面打通。如此叙述公孙龙子哲学，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冯友兰之前，胡适在解释出自庄子天下、墨子经下、墨子小取等的一些说法的时候，用了“共相”一词，它跟“自相”相对。5164-168不过，它应该不是西方哲学中很有特色的“共相”，而是指“共同性”或“共性”。他说：“从自性上看来，万物毕异。从共相上看来，万物毕同。”“从根本的共性上看去万物又可以说
15、毕同。”5164、168胡适的“共相”是跟“共性”等同的，但西方哲学中的共相除了有共性的意思之外，还有原型、范型、永恒、不变等意思。在解释公孙龙子著名的“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的时候，胡适没有用“共相”一词，但用了“类名”一词，它是中国本土原有的。他在引了公孙龙子白马论中那著名的命题之后说：“这一段说单从物体的自相的区别上着想，便和泛指那物体的类名不同。”5167在胡适那里，共相很可能相当于类名。另外，在冯友兰之前著中国哲学史的钟泰在解释公孙龙子的那个著名命题时，也未用“共相”一词。他说：“马，马之全也；白马，马之别也。使谓白马为马，则全别之差失矣。”6钟泰用“全”来说马，而用“别”来说“白马”。跟胡适、钟泰等人相比，冯友兰在解释公孙龙子哲学的时候，有很自觉的以西释中意识。他对西方共相论的把握很到位，在此基础上对公孙龙子哲学作了非常新颖的解释。还要看到，冯友兰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关于“潜存”的说法来解释公孙龙子的作为共相的坚，也很有新意。潜存与存在不完全一样：后者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而前者则超越特定的时空。冯友兰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真际”也是潜存的，而不像“实际”那样是存在的。冯友兰在解释朱熹哲学时也运用了西方的潜存说：“所谓形而上者，超时空而潜存者也；所谓形而下者，在时空而存在者也。超时空者，无形象可见。”7869朱熹明确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