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法论初探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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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法论初探历史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 理论 上所作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将历史学从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历史 研究 成为一门 科学 。在这以前，历史学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历史的迷宫内徘徊，我国数千年的文明，虽然产生了象司马迁那样“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戚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历史学家。但是，却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揭示出历史 发展 的一般 规律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必然使历史学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十月

2、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阳光开始照射到历史研究领域。一九二四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撰写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著作。这部著作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邓初民、胡绳等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相继撰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从而使传统的 中国 史研究领域，面目为之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 社会 性质 问题 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击败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挑战，取得了胜利，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大生命力。 全国解放以后

3、，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幕的优良学风，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出现过片面性、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使中国史研究出现了部分的失误，十年内乱期间，史学界成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捣乱的重灾区，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迫害致死，历史唯物主义被任意肢解纂改，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他们把数千年的中国史歪曲成什么“儒法斗争史”，借用历史的亡灵，为他们丑恶嘴脸涂脂抹粉、妄图实现他们的反革命迷梦。他们倒行逆施，搞得史学园地百花凋零、毒草丛生，

4、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天才又回到了我们的史学园地。 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产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严峻地告诉我们：当前，要把中国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史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本文的目的：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概述自己在初步探讨中国古代 经济 史研究 方法 论的过程中的一些粗浅体会，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讨论。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序言中对他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概括性

5、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马克思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把复杂的社会形态看作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同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总和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要素的普遍联系中，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所构成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上，第82页)。列宁在说明马

6、克思的上述经典表述时指出：“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要求对于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来说，必须把研究生产方式为主要对象的经济科学看作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石。同样，对于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历史科学来说，必须把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史科学看作是一切历史科学的基石。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飞跃。马克思一经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就用于指导自己

7、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马克思的光辉著作资本论，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客观规律，以其毕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的研究。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 英文 版序言中所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同上，第37页)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实践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中，必须把经济研究置于首位。那么，同样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也要求在历史研究中，为了揭示

8、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把经济史研究置于首位。 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 时代 的 哲学 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4425页)但是，在我国传统史学中，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因此，我

9、国传统史学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从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不断传播，历史唯物主义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掌握，中国古代经济史才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的实践证明：要在理论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实践中，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当前，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中，还有不少有待揭开的历史哑迷，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科学的解决?究其原因，大多数是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薄弱有关。譬如，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至今还需继续讨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还没有能够把先秦两

10、汉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状态透彻地阐明，还没有能够把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转变时期的经济变革的全过程揭示出来。显而易见，在没有把决定社会变迁的经济关系研究清楚之前。历史的分期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地得到解决的。再如，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问题，这个问题固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农民起义、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而经济利益是直接由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人们在其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因此，要正确论述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就必须认真地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农民起义前后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状况及其变动。如果仔细地考察一番决定农民起义爆发的动因经济关系，那么就会发现作为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

11、系的运动必然替社会发展开辟道路，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他们是这种经济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如果对农民起义前后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一番比较的研究，那么就决不会得出“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324页)的结论，显而易见，在没有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清楚社会经济关系之前，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是很难加以正确论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如要揭开历史的哑迷、解决历史研究中的难题，把中国古代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那就必须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正如刘大年同志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文中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根据 目前 的情况，是否也可以考

12、虑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 内容 方面来寻找突破口?如果可以，我就觉得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毫无疑问，这段话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突破口，应当狠抓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总而言之，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这不仅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实践的需要。 二、准确理解生产关系的科学范畴，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 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列宁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 自然 历史过程。

13、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页）可见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不仅对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提出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曾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历史形态和运动规律作了详尽的研究。他指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3页)所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生产关系不但适用于 现代 社会的研究，而且也适用于历史上所有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

14、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科学。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准确理解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对于推进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以往我们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对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的理解，往往依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下的“定义”。生产关系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页)斯大林的这一“定义”是否准确地把

15、握了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的实质?这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但是，在以往经济史研究的客观实践中，斯大林的这一“定义”往往把人们对于生产关系科学范畴的理解引入片面性、简单化、公式化的歧途。它很容易使人们忘记了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生产过程的环节中人们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且人为地把生产关系的研究与生产力因素割裂开来。同时又使对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研究脱离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具体环节，片面地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在斯大林这个生产关系“定义”的 影响 下，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现了片面性，使得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地租、赋役等分配形式问题的圈子打转固然，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它束缚了人们去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目前，要推进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对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定义”片面理解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所作的一系列论述。 什么是生产关系?依据马克思的论述：“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