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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适应公司新战略的发展，保障停车场安保新项目的正常、顺利开展，特制定安保从业人员的业务技能及个人素质的培训计划马来亚联邦计划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主体论述的开展及其本质庄华兴前言战后初期，新马处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空前激烈的年代。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形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共产国际也正式把目标从欧洲转向亚洲第三世界，企图结合当地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思潮，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对当地民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俨然成为首要阀鞑的对象。作为上世纪中叶，尤其在冷战年代的马来亚新客移民，“华侨”这名词亦无可避免地沾染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战后新马侨社文化知识界如何在这样的语境中发声，如何因
2、应客观环境的变迁等，是研究马华人文思潮的核心，也是本文探讨的中心议题。本文将以文学批评与论争为参照，从战后初期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切入，再评估、检验这场文学论争的本质、思想基础和文化意义。论争与时代背景这场论争始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四日告一个段落，历时约六个月半。直接参与者二十人，都是当时文艺/文化界知名人士。参与者与篇目见表一如下：12表一：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作品目次争论者的意见可归纳成三个方面。首先是倡导以“此时此地”为写作对象，关注新马社会现实的作家，以周容为代表，其他有漂青、凌佐、西樵、闻人俊和铁戈。持第二种意见者强调马华文艺的双重任务。这一派认为，在民族解放的前提下
3、，中国的反封建反帝国斗争和马来亚的反殖民反奴役斗争的性质是一致的。这一派以沙平为首，其他有李玄、丝丝、金丁、秋枫，后来香港的夏衍和郭沫若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第三种意见主要在双方观点上发挥，以中立者自居，但提出的意见无补于议题的突破，代表人物是海郎、光明、知角、克刚等。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场论争引人注目之处并非在议题本身，参与双方的身份背景以及当时风起云涌的局势才是主导性因素，也是我们更感兴趣的焦点。战后初期，新马华人社会发生的变化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激烈。这些变化基本上可从两个方面探讨。在客观政治领域，殖民政府于重返马来亚一个多月后，宣布马来亚联邦计划，把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纳入一个统一
4、的行政制度内，新加坡却分开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此外，公民权条文是按出生地主义的原则制定。华巫两族对这项新宪法草案的反应不一。对于公民权条文，华人的反应也不一致。一般华商都对条文表示赞同，左翼知识份子却表示反对。一般民众都抱着冷漠的态度，“因为战前的新马推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任何华人在法律范围内，都可以从事任何经济活动。那时候，华人可以居留或流动，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因此在潜意识里，一般华人依然以中国籍民自居，落叶归根的观念根深蒂固。战后初期，尽管政局已起了变化，但一般华人并没有及时改变，传统的大国民意识依然牢不可拔。”相反的，马来人的反应却空前激烈。他们对剥夺苏丹权力和马来人特殊地位的新宪
5、制深表不满。实际上，战前各州马来人受不同政治/行政体制所限，各有孝忠对象，团结统一的条件并未成熟。自马来亚联邦计划提出后，马来人在拿督翁.查化的领导下，终于冲破地域主义藩篱，团结一致，迫使殖民政府改变政策。质言之，英政府于一九四六正月二十三日发表马来亚联邦计划白皮书，招致马来人强烈反对而废除，复提出维护马来统治者权力和马来人固有地位、拥有更严厉公民权条文的马来亚联合邦宪制，取代之前的马来亚联邦计划。同时，侨社内部结构因中国局势的演变而出现分化与重新整合。3战前的方言群认同在战后华校复办声中逐渐淡化。战后新马华人普遍受左翼运动影响，认同意识马来亚化也是很自然的事。在这阶段，唐山人和星洲人/马来亚
6、人/联邦人的区分变得更普遍和更有意义。1在短短三年间，侨社内部的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分化非常显着，形成本时期的社会特征。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正是在这种内外变动的时局中发生。鉴于此，在探讨这场论争时，上述历史背景必须加以前景化，惟其如此，我们对整宗事件方能看得更清晰。学界的认知半个世纪以来，这场论争无论在马华文学史上或学界，始终是个核心议题，至今余波未了。它不啻被视为马华文学本地意识正式确立的时期，亦持续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与中国文学影响话语，诸如文化乡愁、中国性、内在中国、中国情意结、中国图像等议题展开对话，甚至抗衡。2这就启迪了马华知识界对文化主体的思考，亦体现马华文化知识界在面对
7、主观局限和客观形势挑战的焦虑感。然而，在最初阶段，这些力量却是来自一个非常特殊的阵营和语境，造就了同质的矛盾与对立，并不易为人察觉。马华文艺界与学界对这场争论的概括与探讨可以方修、杨松年和陈应德的论述为最全面。前者以史家之笔描述，提纲挚领、条分缕析，洞悉力敏锐3；后两人则从学术角度出发，对论争的关键意义多有阐发。4不过，评论者都倾向于按论争文1Newell对槟城威省的研究证实各方言群的成员都不再以方言群为对象，包括该区内占大多数的潮州人。虽然这项研究在五十年代进行，但足以代表战后初年的状况。2近几年黄锦树提出断奶及张锦忠根据文学复系统理论提出文学干扰的说法即为显例。黄、张两人的姿态和论争时期的
8、周容、苗秀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双方的意识形态。3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花了大篇幅讨论这场论争。方氏在自述中对论争的资料源头、处理方法与出发点做了明确的交代：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编写于七十年代初期。当时，我是新马历史工作者中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有关这场论争的资料的唯一一人。资料为已故文友佐丁先生所赠，是一批剪报，纸张已经发黄，字迹漫漶，损毁情形很快就会进一步恶化，但那时候并没有机会加以汇印出版；而文艺界的新一代读者却渴望能够了解这一场马华文学史上最大规模文艺论争的来龙去脉。于是我撷取了有关论争文章的要点，写入初稿，占了该书的三个篇章，算是部分地抢救了这批珍贵的文学史料，另一方面也对新一代的读者做了一个
9、交代。”方氏把论争分三个阶段，分别以三章共五十二页加以概括，超过全书一百三十七页的三份之一。初稿第一阶段包括一九四七年初至同年年底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的提出，第二个阶段涵盖双方主力人物对“侨民文艺”概念的论争，第三个阶段谈第三者的助战以及对论争双方的评论。行文中方氏虽摘录多于评述，但其按论争性质作阶段性归纳的做法基本上体现了他的敏锐和判断力，对往后的研究者颇有助益。苗秀也曾以文史家和实际参与者的身份评述这场论争，因太多个人义气的介入，评论显得比较主观、杂乱，但也让我们能更接近“事发现场”。苗秀的评论参氏着1974b导言。4本进行综合、阐发，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与批评文本产生直接联系的社会基础和
10、外延因素。前述三位评论者当中，陈应德先生的自觉性比较敏锐。除了综述各家观点，他也意识到参与者的背景对论争全程发挥的作用。陈君在文末胪列十五位相关作者简历，俱为明证。可惜的是，从他提供的简陋的介绍中，我们并无法对论争的潜因获得有用的理解。他在结论中转而大谈战前本土认同观念的渊源更模糊了之前的立意，导致整个论述又回归前二者的认知结构。至于方修，我们可以了解在他那个年代如此做可能面对的后果，包括政治与法律责任的承担，但这却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若干迷惑，使往后的马华文学史/文化史书写更难“进入状况”，晚近杨松年先生提出过于朴素的本地意识说即为一例。5为了更贴近事实，笔者惟有借助其他人文学术资源，尝试拼凑
11、、描绘事件的另一面图景。限于资料和个人学力，这种作法容或有失，但笔者相信考察马华文学论述或具体的文学论争，不可能脱离历史和社会大文本。一些重要因素一、媒体倾向与参与者背景此次文艺论争，实际上牵涉到两股左翼势力对奋斗目标与策略运用的认知差异。战前英政府把马来亚共产党视为非法组织。然而，战时马共成立马来亚抗日军，获盟军提供武器，与日军对抗。与此同时，马来人在日据时期与日军的合作，迫使英政府不得不重估自金文泰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以来施行的亲巫政策，6也改变了殖民政府对马共采取敌视的态度，因而让马共在战后初期享有短暂的活动自由，重振文宣，积极拉拢工人和小商贩，建立外围组织，马共的组织与势力由此迅速壮大。在
12、宪制斗争失败后，马共转而诉诸武力，对殖民政权构成威胁，终至被查禁而转入地下。在那短暂的两年余，马共势力因免受统治当局的干预而得以稳健发展，这时期也是侨社文化活动与文运重现生机，蓬勃4譬如杨松年的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即以本地意识为轴，讨论战后初期的文学现象，并以这个阶段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重要分水岭。此观点亦见于杨着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TangEngTeik陈应德则点出论争双方对双重任务的认同，用丝丝的话，就是“一、反映马来亚的现实；二、服务于马来亚新民主运动；三、协助中国人民解放运动”5杨君早在一九八O年就提出了战前马华文学本地意识的命题，后来逐步扩展至战后和新马分治建国后。
13、其思想脉络依序见于杨松年1980、XX、XX。6崔贵强认为金文泰对新马华侨采取敌视的态度有特殊的原因。金文泰原任香港总督职，任职期间，适逢港省大罢工，由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领导，金氏因罢工事而被调职，所以对国人怀恨在心，决定对新马国人进行报复。他在任内一方面施行亲巫政策，如赋予各州马来统治者更大权限的分权政策；一方面限制华校发展，如严厉审查中国进口的教科书等措施。5马来西亚华人独立建国血泪史马来亚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靠外来的廉价劳动力，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每年有几十万中国和印度劳工进入马来亚，印度移民多在橡胶园工作，中国移民多在锡矿场或城镇从事各种职业，外来移民使马来亚的人口结构(族群比例
14、)发生了重大变化，据1947年人口统计，这一年马来亚的总人口中，马来人占%，华人占%，印度人占%，华人比马来人多一点，华印两族相加超过半数，此情况引起马来人大为关切和恐慌，而英殖民者利用此情况，把自己打扮成马来人的保护者，以此转移马来土著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方向和独立目标，从而巩固英国殖民统治。在二次大战前华印两族大多是外侨，没有公民权，所以他们对母国政治的关心甚于对当地政治的关心，因此避免了马来土著民族主义者、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华人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因而不致形成像印度的强大反殖民主义独立运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马来亚的统治虽祗有三年半，但影响是深远的。日军攻入新加坡岛后在裕廊和武吉智马遭
15、遇英国军官训练和指挥的华人义勇军，被义勇军落花流水地杀了一阵，因而日军在新架坡曾对华人平民进行屠杀，而那些华人义勇军在新加坡沦陷后便转移到马来半岛组成马来亚华人抗日军(即马共前身)继续奋战。而马来土邦的苏丹们态度却有所不同，他们投靠日本，日本跟英国一样保留各土邦的苏丹行政机构，日本顾问取代了英国驻扎官，因而做成英国在战后一度迫使这些墙头草两边倒的苏丹”自动让出权力”的原因。而日本也利用了印度国大党前主席鲍斯(SubhasChandraBose)在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及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组织印度国民军，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印度人大多参加了此活动，因而在缅北的争夺战中印裔部队同时出现在日军和英军
16、中的怪现象，各位网友你们认为英日相方的印裔部队互相对打是否很过瘾，摩萝差打摩萝差，即阿三打阿三，爽极啦！哈哈哈！后因鲍斯堕机身亡才没有更多的印度人去当日军炮灰。所以太平洋战争期间马来亚基本上祗有华人在抗日，马来人和印度人都投靠日本去了。中国在抗日奋战，但祖国的军民也知道远在马来亚半岛的中华儿女也同时在抗日奋战吗？1942年底正当马来亚华人抗日军在奋战时(注：中途岛日海军败北)，英国战时内阁向伦敦殖民地部和陆军部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要他们着手制定战后在马来亚恢复与加强殖民统治的计划，1943年底负责该项任务的”马来亚策划组MalayanPlanningUnit”在殖民地部助理常务秘书爱德华.贞特EdwardGent的主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