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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鲁文化衰微之探究齐鲁文化衰微之探究20 世纪初叶，以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为基础的无比美好的经典物理学获得了卓著成就，许多物理学家踌躇满志，声名卓著的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在世纪之交的祝词中不无得意地说，物理学理论的大厦已经建成，留给后辈物理学家的只是一些装修工程把公式推导得更完备一点，把常数测量得更精确一点。然而，西方的物理学家们并没因此而放弃努力。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物理学太空响起了惊雷。大革命的风暴立刻来到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新一代物理学家，毅然决然地进行了第三次物理学革命，创立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可是，中国饱学经书、学富五车的文人们，齐鲁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学子们，却始终没有西方
2、人的那种胆魄和勇气。他们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始终坚信祖宗的“圣言”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结果是，一抱抱了 2400 年。探讨独特而又令人费解的“齐鲁文化现象”，反思齐鲁文化衰微之源，也许会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齐鲁文化，更清晰地看到齐鲁文化优劣之所在，从而把齐鲁文化放在中华现代文化的大背景下，探索寻找发展齐鲁文化，提升齐鲁文化，创造全新的齐鲁文化的一条新路，进而揭示齐鲁文化衰微之迷。(一）盛极而衰，齐都鲁府少商贾经济繁荣是文化繁荣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大繁荣，无疑得益于强齐殷鲁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工肆商业。如果没有齐鲁昌盛的社会经济大发展，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历史上的齐鲁文化大辉煌。春秋战国时期
3、，齐国及鲁国的经济比较发达。齐鲁商业文化肇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一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齐鲁地处丘陵，沙质土壤，谷物农业难以发展，以桑麻、渔盐见长，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战国时期，鲁国的农业、手工业也比较发达。鲁人墨子就曾经当过制作器具的工匠，自比“贱人”。他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提出了著名的平民色彩十分浓厚的“兼爱”学说。墨子思想的产生，说明“农与工肆之人”已经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群体的社会阶层，已经具有了比较扎实的经济基础。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千亩桑麻的专业户。齐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
4、经之地，“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这样的地理位置就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政策，这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管仲相齐，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直至战国，齐国工商业仍十分发达，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大都市。城中居民达 7 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 6 千户之多，西汉时增至 10 万户，若每户以 5 口计之，则临淄有 50 万城市人口。时人称其“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称临淄为东市，成为与长安、洛阳、邯郸、宛、成都等齐名的大都市。与齐国相比，鲁国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
5、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在洙、泗冲积平原上，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认为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齐鲁经商之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众多从事一些“坐列贩卖”之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不乏为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如史记货殖列传就载有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人刁间；“富至巨万”，经营铁业，兼营贳贷业、贩运业的曹邴氏等。有些商人曾以经商致富，并参政为官。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然要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
6、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管仲的经济思想也成为那个时期最为前卫、最能体现时代精神、最可代表经济发展成果的一代经济学宗师。如果说，孔子思想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集中反映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治国要求，那么，墨子思想则体现了平民思想，集中反映了广大社会劳动者的“尚同”要求。齐鲁平民文化的提出与产生，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化成果之一。随着秦王朝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
7、的建立，特别是魏晋以后，齐鲁经济的辉煌岁月到此结束，工商经济迅速衰落，工肆阶层从此不振。直到明清，江南工商阶层开始崛起，而齐鲁工肆者仍然浑浑噩噩，只能无情地被远远抛在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文化的后面。秦汉之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西移，经济中心也移到了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两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经济凋敝，而南方经济稳步发展，大批文人迁移江南。据统计，唐宋两代，就有李白、杜甫等 400多位诗人游历越州（今浙江绍兴），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千古诗篇。北宋时期，政治中心移至汴、洛，南宋在杭州，元、明、清在北京。由于政治中心的西移北迁，经济中心也必然随之转移到江南、中原和华北。齐鲁之地，农业不振，制盐业、铸铁业等等
8、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支柱产业牢牢控制在国家最高统治者手里。西汉时桓宽编著的盐铁论，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思想，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各方的思想观点。始元六年，在京召集全国推举的贤良文学 60 多人举行会议，“问民间所疾苦”，集中讨论涉及国家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与会者围绕“盐铁官营、均输”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容，同御史大夫桑弘羊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国家应该确立怎样的治国思想，应该采取怎样的富国经济政策。西汉时，全国设盐官 38 处，琅琊（今属山东）3 处，铁官 48 处，琅琊 1 处。唐代中页后，国家开始设立盐铁使，以管理盐铁专卖为主，兼管银铜铁锡的冶炼，多派大臣充
9、任或由淮南节度使兼领，常驻扬州。元代始，产盐各省开始设盐运使，明清沿之。 盐、铁、粮、蚕丝等等这些最基本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否稳定，因而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作为农业社会支柱产业的农业生产，魏晋之后齐鲁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中国第一部农书齐民要术就出自齐鲁。齐鲁科技与商业漕运也比较先进，位居全国之首。北宋后期，齐鲁沿海曾是中国北方对外商贸交流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中国沿海的运输枢纽。其港口成为商埠重镇，可通高丽及福建、淮、浙、两广。作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清代时拥有土地 150 多万亩。从汉高祖刘邦到清乾隆帝，先后有 12 位皇帝 19 次到孔府祭拜孔子。但如此大的经济收入
10、，几乎都用于祭拜等消费支出，并未进行投资经济活动。所以说，就全国的经济发展比重而言，齐鲁的经济发展始终难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京畿经济相比，与发达的关中平原，巴蜀平原以及江浙地区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明清之后，江南蚕丝业迅猛发展起来，具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同样兴起于江浙、湖广地区。铁器制造、棉布漂染、碾米、制糖等工业作坊及后期的小规模的近代工业雏形，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商人，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徽商”、“晋商”，如胡雪岩等一代民族大商迅速崛起，领中国工商企业之先河。在这批首先富起来的人群中，齐鲁人又一次远远落后于江南及其他地区。现代，以荣毅仁等为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
11、工业大规模兴起，无锡、武汉、杭州、上海、苏州的纺织厂、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榨油厂、造纸厂、制糖厂、水泥厂等遍地兴办，一批工商业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始独立于农业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而诞生。然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中国经济产业大变革中，同样没有齐鲁人商海弄潮的踪影。齐鲁文化为什么会衰落？从以上事实中也就不难找到答案。齐鲁文化的衰落是经济衰落的必然结果。文化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经济的强力支持，文化的繁荣必须得益于经济的繁荣振兴。当强大的齐国国力渐衰，直至被秦国攻破灭亡时，齐国的文化也就从此步入了衰微。经济不振，文化焉能繁荣？农业经济时期，肥沃的关中平原，拥有先进耕作技术的中原大地，物产丰富，民富
12、国强，地灵人杰，势所必然地孕育了一大批流传千古的文人墨客。司马迁、董仲舒、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等等绝世奇才，就是从这些肥沃的土地上走了出来，进而走向中国更为广阔的文化舞台。明清之后，手工业、机械业迅速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从而在这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批文化巨匠悄然崛起，江浙、湖广、巴蜀等地的鲁迅、矛盾、巴金、郭沫若等领中国文化之先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新时代。如果说，在农业经济时期，齐鲁还涌现出了一批可圈可点的文化大家，那么，到了近、现代工业经济时期，齐鲁几乎没有产生可流传百世的一代文化宗师。我们引以自豪地屈指可数的文化大家，实难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巨匠可伯仲。这样的结论，也许
13、有点过于悲哀，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二）“至圣”情结，无人想说“不”2400 年前，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以其渊博的学识，独到的真见，创立了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以论语为主要内容的儒学思想，经历朝历代贤哲大家的精心注疏和肆意发挥，以宋代程朱理学为标志，形成了一套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的完整思想体系。然而，盲目的个人崇拜和思想崇拜，孔子及其学说被推到了至高无向的文化峰巅。孔子思想被神圣化，宗教化。孔子是“万世师表”，“生民未有”，“至圣先师”，孔子思想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可以跨越文化的时空，不受历史文明进程的局限，放之四海而皆准。创新是文化的灵魂
14、。只有不断创新，文化才能不断发展。齐鲁文化的衰微，首先是因为没有创新，失去了创新的动能，因而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欧洲文化，也有自己的“至圣先师”。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公元前 470399）、柏拉图（公元前 428348）、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等等一大批伟人学者，他们与孔子（公元前 551479）几乎生活在同一人类文明时期。然而，他们的子孙们并没因祖宗的至高无上而放弃探索和创新。他们站在柏拉图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想得更深，以自己独到的胆识和气魄，师古而不泥古，尊师而不信师，一代接着一代，不断把欧洲文化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齐鲁文化，始终没有这种勇气。齐鲁文化的思想基础
15、是“至圣理念”。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孔子自己首先把“大人言、圣人言”界定为可怕的利剑，必须毕恭毕敬，不能违抗。又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阐述而不创作，相信而又喜好古代文化，对“道”坚信不疑，用生命来保护“道”的完整，这就是孔子的思想观。可以说，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齐鲁文化僵化的根源。孔子的学说，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实践活动，不论是做官，还是教书，都不可能超出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局限。在那个时代，孔子是伟大的，至上的，前无古人的。他的教育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文化思想等等，的确达到了中华文化的顶巅，他本身也当之无愧为中华民族
16、最伟大的先哲。然而，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任何圣人也无法预见在他身后发生的“沧海桑田”。孔子做不到，柏拉图也做不到。如果死死报着“圣人言”不放，岂不是荒唐至极吗？僵化的齐鲁文化的悲剧，首先是孔子个人的悲剧。正是他自己把自己设定为“圣人”，把自己的思想设定为“圣人言”，并把圣人言推崇为不可逾越的“雷池”。他的“三畏”思想，严重束缚了齐鲁思想文化的丰富创造性。历朝历代的饱学之士，个个都象小脚女人，生怕对不起列祖列宗，唯恐背离了祖宗的金科玉言。于是，一代又一代背着孔子的圣言，甘愿千年沉寂，甘愿墨守成规。2000 多年间，始终创造不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社会的急剧变革，历史的飞速前进，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隋唐，从宋明到晚清，从奴隶制没落到封建制兴起，从异族入关到西学东进，那么多思想火花的迸发，那么多新文化意识的提出，眼睁睁看着别人立言扬世，心安理得地让江南才子著书立说。齐鲁儿女之麻木，可悲可叹之极至，直让后人汗颜，无脸面对普天下英豪。后人的盲目推崇把“至圣思想”进一步推向极端。“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