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走过蔷薇与荆棘之路(2)》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梁实秋：走过蔷薇与荆棘之路(2)（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梁实秋：走过蔷薇与荆棘之路(2) 1930 年，父亲又带着家人到青岛教书。我就是 1933 年在青岛出生的，1 岁多时， 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请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 没有任何印象，但 1999 年我特地回到青岛，寻访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 的地方时，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有安定多久，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父亲听说自己上了日本 人的“黑名单”，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 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 此与我们分离了 7 年之久。 1944
2、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 11 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 助于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我们团 圆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 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三个孩子，用手指着我们一个个激动地 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也许是个“洋派”的人，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美国留学 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他们当时一半时间住在美国白人家庭里，一起吃饭，就要 遵守美国传统家庭的规矩：吃饭要打领带，正襟危坐。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 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
3、毛笔，一直 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 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 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 是穿中式长袍，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经常引得时髦 男女窃笑，父亲也不以为意。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 年底， 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 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 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
4、下，不 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 16 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 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 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结婚，没有同我们一起走。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 广州后，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的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北大。结果我们 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 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漂泊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
5、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 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 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它 物。 我们初到台湾时，对“2-28”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系 十分紧张。当时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湾属一属二的工业家兼教 育家，由朋友介绍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亲很过意不去，林先生就请 父亲到他办的工业学校教课，教的是初中生，中文、历史、英文，哪门老师找 不到，他就让父亲教哪门课。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学习，父亲的课他都坐在 最后一排旁听，并且记笔记，非常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来向父亲请教问 题，每次来
6、都毕恭毕敬地向父亲鞠躬，他们的谈话绝对不涉及个人闲谈，全部 都是为人处世之类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帮助，我们度过了在台湾最初的艰难 时期。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 游不广，为了谋生，专心教书、写稿。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声称亲 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竟直接翻阅 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 调查此事，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 对方竟然说出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的信件也会被 偷偷地检查。
7、查私人信件、将内容外传、又传回写信人，我们当时除了觉得滑 稽，也只有无奈。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 母亲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 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的 心脏，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 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 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时，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 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
8、。见我已 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 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 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是喜欢，好在 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 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察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 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 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况他又是 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济于事。 不尽的思念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重新开始了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
9、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 3 岁。后来因为抗战，颠 沛流离，只译了十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 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开始有计 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 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台湾的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但无论 天气多热，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经常是挥汗如雨地坐在那儿翻译，非常 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 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建议父亲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 人一起翻译，但其余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
10、父亲一人在坚持。翻译莎士比 亚是件很苦的事，因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写的，首先很难读懂，再“信达雅”地 翻译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 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翻译的后期对父亲来说尤其艰苦，因为他喜欢的剧本已先译完了，剩下的 都是那些比较枯燥艰涩的。这时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 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订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 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 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这
11、一点，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 而在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了台湾、去了美国以后，他时常念叨 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的，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 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独生女”。 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从当天的菜肴说起， 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地道做法，然后慨 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
12、时 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发现，他们手拉着手坐在一起。1974 年 4 月 30 日上午， 父亲与母亲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 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前，母亲以 一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 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 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术室门口，母亲还应医师之请微笑了一下。几个小时之 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 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 年，我借到北京开
13、会之机， 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 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 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 起来，不敢多看。 虽然父亲后来与韩菁清女士又结了婚，但我没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详细 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给我写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 有坏，他仍然时常陷于对母亲的思念里不能自拔，几乎每年在母亲的祭日那天 他都会写一首诗纪念，而且几乎在每一封信里，他都会写“汝母”，他都会很沉 痛地怀念母亲。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 痛
14、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诵经焚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 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 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 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物是人非。 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 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平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 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 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 33 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 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
15、86 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时前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 着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在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 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做他的没出过门的 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 年 11 月 3 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 父亲窒息，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 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 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 5 分钟。就在这完全中 断输氧的 5 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 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父亲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 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思及此， 肝肠寸断。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