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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十讲,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和共生：传统史学中核心问题,直书与曲笔以唐代史学为例（一）何谓直书，何谓曲笔？ （二）唐代史学中的曲笔现象 （三）唐代史学中的直书现象 （四）传统史学中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因 （五）直书与曲笔背后的规律性认识,（一）何谓直书，何谓曲笔？,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善恶必书，故称实录。,曲笔就是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
2、或为报复私仇。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把直书视为“君子之德”，把曲笔视为“小人之德”。,在我国封建社会，官修史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直曲相杂，冰炭共器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中，尤为突出。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所发的精辟议论，固然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但也是有感而发，针对着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况。,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期担任史职，“兼修国史”，名位显赫。然而，却一度要求辞去史职，决心从事私人著述。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最后，他主
3、动辞职，离开史馆。,可见对于一个正直的封建史家来说，还有比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气节。从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及其在宦途上的经历，我们不难窥知在唐代史学领域中，“直书”与“曲笔”的斗争是何等尖锐！,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二）唐代史学中的曲笔现象唐代，是我国史学领域果实累累、大放异彩的时期，其成就是极为可观的。但是，曲笔作史者亦往往不乏其人，从而在唐代史学上投下重重的阴影。,曲笔作史的原因:或受人私惠，欲报己仇；或阿时取容，谀言媚主；或掩饰自身丑行，夸张故旧美德；等等。质言之，一为谋财，二为谋位，三为谋
4、名。即刘知几所谓:,“假人之美，借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己仇”；“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足见曲笔作史的人，在个人品格上是十分低劣的，在政治目的上是极为肮脏的。,在唐代史学中，以“记事阿曲”而臭名昭著者，莫过于许敬宗。 许敬宗在太宗、高宗二朝历任史官，朝廷的许多著述工作，都由他主管。然而，许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旧唐书指出：“初，高祖、太宗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那么旧唐书何出此言呢？ 旧唐书所论，是有根据的。其一，由于封德彝曾揭露许敬宗在其父遇害时表现得贪生怕死，因而“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
5、罪恶”。,其二，左监们大将军钱九陇本系皇家奴隶，“敬宗贪财与婚”，嫁女予钱，“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使钱九陇在“国史”中居显要地位。,其三，“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赔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并把唐太宗赐给长孙无忌威凤赋一事，移至尉迟敬德名下。,其四，庞孝泰本是个平庸无能的将领，曾随太宗出征，为敌所败；但“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冠以“名将”头衔。 新唐书指出：许敬宗于“贞观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喜谓所亲曰: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可见，许敬宗原来是要靠着曲笔作史来成立“门户”的。 而这种人，正是刘知几所痛斥的“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6、。然而，像许敬宗这样放肆地曲笔作史，即使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也难以通过。后来唐高宗“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李吉甫在唐宪宗时执政，颇有些“不善之事”。宪宗死后，路隋、韦处厚等于文宗大和四年(830)修成宪宗实录，受到文宗嘉奖。至武宗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执掌朝政，他“恐,或书其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录”。尽管遭到“朝野非之”，“缙绅谤议”，武宗还是诏令“史官重修”。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撰成新本宪宗实录，“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的目的居然达到了。,不过，这桩公案，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李德裕事败之后，重新翻了
7、过来：宣宗下诏，恢复 “路隋等所修宪宗实录旧本”。 唐文宗时，围绕着韩愈所撰顺宗实录的一场激烈的争论，以及文宗在宦官的压力下诏令路隋等改修顺宗实录，也属于类似的情形。,唐代史官作史，往往“又取行状溢议，以为依据”。有的行状，由于作者态度端正，方法严谨，基本符合事实，足以反映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如柳宗元作段太尉逸事状，就是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后写成的，因而深得史家称赞。但是，也有许多行状并非都以事实做为根据，一旦采入正,史，亦成曲笔。唐宪宗时，史官李翱指出：“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惟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故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
8、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 李翱从行状的内容到形式，从作者的身分和目的等方面，对于唐人行状虚妄的一面，揭露得是十分深刻的。所谓“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既无“古风”，又非“实录”，正是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去杜撰人物的传记。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曲笔。,李肇唐国史补记载说:“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物议嚣腾。”如果说李肇所记，是属于一种罕见的例子，那末，李翱所论，则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情形了。,上述种种曲笔，虽然采用的手法和表现的形式不尽相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使历史失去真实性和可靠性。一旦曲笔猖獗，势必信史难求。难怪刘知几要发出这
9、样的感叹：“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曲笔给史学造成的灾难是极为严,重的。,（三）唐代史学中的直书现象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唐代史学也是如此。尽管“曲笔”在唐代史学上投下了重重阴影，但终究掩盖不住“直书”的光辉。对于唐代许多正直的史家来说，“直书”恰是他们的天职和本分，因而对他们有更大的魅力。因此，在唐代史学中，史家,直书，不绝若线。而这种直书的传统和精神，因人因事而异，显示出种种特点。1、“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政治原 则。,“直书”是唐初最高统治者提出的治史原则之一。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提出一项
10、修史原则：“务加详核、博采旧文，义在不刊，书法无隐”。这“书法无隐”指的就是“直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皆须备载”的要求，也包含着“直书”的思想。,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在浏览史官所撰高祖、今上实录时，见史官所记“玄武门之变”一事，“语多微文”，似有所隐，因而又对房玄龄说:“朕之所为，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由于唐初最高统治者倡导“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直书”原则，从而为其后历朝一些史官坚持直书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依据和政治上的保证。,2、“善恶
11、不直，非史也”的治史标准。“直书”也是一条治史标准。唐太宗曾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者也?”褚遂良认真地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史官杜正伦亦对唐太宗说:“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褚遂良的“守官”与杜正伦的“愚直”，说的都是要尽到史官的职责和本分，表明了坚持直书的思想，这与唐初统洽者提出的“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治史原则极为吻合，相得益彰。武则天时，正谏大夫、兼修国史朱敬则上请择史官表，指出:,“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世)，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表达了一种渴求良史、提倡“直书”的愿望。另一史官
12、刘允济认为:“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胜哉!”刘允济是把一个史官能够“善恶必书”即“直书”，作为终生的重大使命来看待的。这比“守官、“愚直”的思想，又进了一步。,这种“善恶必书”的思想，在唐代后期又有所发展。唐文宗时，谏议大夫、兼起居舍人魏谟提出了“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的见解。这显然是一个治史的标准，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标准。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竭尽“愚直”的水平上了，而是为了要“取信后代”，对历史负责任，从而把“直书”的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
13、3、“无污青史”的严肃态度“直书”又是史家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的表现。刘知几说过，一个正派的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这完全代表了他的为人行事。武则天、唐中宗时，刘知几担任史职，“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龋难入”。他自认是“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为此，他感到愤慨，认为不屑与这些人合作，玷污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从而为封建史家树立了一个洁身自好、“无污青史”的榜样。,4、“不取人情”的正直精神“直书”还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唐代史家中是不乏其人的，吴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武则天
14、晚年，张易之、张昌宗欲作乱，遂赂使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谋反”。张说始而应允，继而反悔，终以贬请岭表。唐玄宗时，吴兢参与修则天实录，直书其事。时值张,说为相，屡次请求吴兢“删削数字”。吴兢始终明确地回答张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由于吴兢乘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在权贵面前也无所阿容，因而当时人们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这种敢作敢当、刚直不阿的精神，是一个史家坚持直书的重要条件。,5、叙事“切直”的质朴文风“直书”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点：质朴与切直。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其他如柳宗元作非、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也都
15、具有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四）传统史学中坚持秉笔直书 的原因首先，这是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是有长久的历史渊源的。刘勰文心雕龙说得好:“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春秋时期齐国南史氏、晋国董狐，是“直书”的开山；其后，历代史家追随、模仿，蔚为风气，成了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褚遂良决心“守官”，杜正伦要尽“愚直”；刘允济视财物如浮云，以直书为天职；刘知几“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而著史通；以及吴兢之刚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谟之讲求信史，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其次，这是某些封建统治者出于巩固
16、自己统治的需要。,唐太宗要求“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皆须备载”，这不独是提倡史官直书，也是鼓励人们大胆发表意见；他要求对“玄武门之变”“直书其事”，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安社稷”、“利万人”。如此等等，无不反映着统治者的政治上的需要。,当然，封建史家的这种“直书”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刘知几认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书教存焉。”在他看来，“直道”最终还是要服从于“名教”的。这正是一般封建史家不能彻底越过的一道藩篱，也是封建史学中“直书”传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表现之一。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一切封建史学遗产，包括那些秉笔直书的封建史家的著作和思想，都,应对其作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 （五）直书与曲笔背后的规律性认识从哲学上看：“直书”以事实为根据，“曲笔”以主观为根据。前一种治史方法，因为比较注重从事实出发(“直书其事”)，在哲学上是受着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