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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聞一多唐詩雜論 目錄 類書與詩 宮體詩的自贖 四傑 孟浩然 賈島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岑嘉州繫考證 杜甫 英譯李太白詩 類書與詩 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 權（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制的把“江左餘風”收束了， 同時新時代的先驅， 四傑及杜審言， 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了， 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 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只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 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
2、上佔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 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一方面把文學當作 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于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面舉個例， 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回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後 一方面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表文學 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 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歷史，而且是記載歷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 他是注過文選 的， 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 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家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
3、可以代表那整個時代。這種 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開， 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借作史書的機會來 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 用多講了。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 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種 畸形的產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了。所以我們 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 現存的類書，如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在當時所製造的這類出品中，只佔 極小部分。此外，太宗時編的，還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
4、，後來從龍朔到開元，中間 又有官修的 累璧 六百三十卷、 瑤山玉彩五百卷、 三教珠英 一千三百卷 （增 廣皇覽及文思博要）、芳樹要覽三百卷、事類一百三十卷、初學記 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瓊林一百卷、 筆 海十卷。這裏除初學記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內中是否有分類的總集，像文館 詞林似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文館詞林的性質，離北堂書鈔雖較遠，離藝 文類聚卻接近些了。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裏說是嫌“流別、文選，專 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的辦法不妥，他們（藝文類聚的編者不 只他一人）才採取了“事居其前，文列於後”的體例。這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 （流別、文選）與類書（皇覽、
5、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 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文館詞林是和流別、文選一類的書，在他們眼 裏，當然也和皇覽、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講，文館詞林的性質與藝 文類聚一半相同，後者既是類書，前者起碼也有一半類書的資格。 上面所舉的書名，不過是就新舊唐書和唐會要等書中隨便摘下來的，也許 還有遺漏。 但只看這裏所列的，已足令人驚詫了。 特別是官修的佔大多數，真令人不解。 如果它們是通典一類的，或大英百科全書一類的性質，也許我們還會嫌它們的 數量太小。 但它們不過是 兔園冊子 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 園冊子。一個國家的政府從百忙中抽調出許多第一流人才來編了那許多的“兔園冊子”
6、 （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岑文本，許敬宗等都參與過這種工作），這用現代人的眼光 看來，豈不滑稽？不，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而他所謂的文學，用這樣的方法 提倡，也是很對的。沈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 王特別多， 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分相稱，自然覺得沈思翰藻的主義最適合他們的條 件了。文學由太宗來提倡， 更不能不出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 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了。南朝的文學既已經在實 際化的過程中， 隋統一後， 又和北方的極端實際的學術正面接觸了，於是依照“水流濕， 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經實際化了的文學
7、便不能不愈加實際化，以至到了唐初，再 經太宗的慫恿，便終於被學術同化了。 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面來說。 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為代表， 另一方面是類書的編纂，可以號稱博學的兔園冊子與北堂書鈔的編者虞世南為 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學本身的堆砌性，這方面很難推出一個代表來，因為當時一般文 學者的體幹似乎是一樣高矮，挑不出一個特別魁梧的例子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舉唐 太宗。並不是說太宗堆砌的成績比別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別人更甚，不過以一個帝王 的地位，他的影響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經很明白的為這種文體張目過（這 證據我們不久就要提出）。我們現在且把章句的研究，類書的纂輯，與夫
8、文學本身的堆 砌性三方面的關係談一談。 李善綽號“書簏”，因為，據史書說，他是一個“淹貫古今，不能屬辭”的人。史 書又說他始初注文選，“釋事而忘意”，經他兒子李邕補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 見義”的地步。李善這種只顧“事”，不顧“意”的態度，其實是與類書家一樣的。章 句家是書簏，類書家也是書麓，章句家是“釋事而忘意”，類書家便是“采事而忘意” 了。我這種說法並不苛刻。只消舉出群書治要來和北堂書鈔或藝文類聚比 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鈔書，同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但拿來和治要的“主意”的質 素一比，書鈔、類聚“主事”的質素便顯著格外分明了。章句家與類書家的態 度，根本相同，創作家又何嘗兩樣？假如選出五種書
9、，把它們排成下面這樣的次第： 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 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式中的幾個階段。劈頭是“書簏”，收尾是一首唐 初五十年間的詩，中間是從較散漫、較零星的“事”，逐漸的整齊化與分化。五種書同 是“事”（文家稱為詞藻）的徵集與排比，同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其間只有工作精粗的 程度差別，沒有性質的懸殊。這裏初學記雖是開元間的產物，但實足以代表較早的 一個時期的態度。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這部書的體裁，看來最有趣。每一項題目下， 最初是“敍事”，其次“事對” ，最後便是成篇的詩賦或文。其實這三項中減去 “事對”， 就等於藝文類聚 ，再減去詩賦文便等於 北堂書鈔
10、。所以我們由 書鈔 看到初 學記，便看出了一部類書的進化史，而在這類書的進化中，一首初唐詩的構成程序也 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你想，一首詩做到有了 “事對”的程度，豈不是已經成功了一半嗎？ 餘剩的工作，無非是將“事對”裝潢成五個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對聯，拼上韻腳，再安上 一頭一尾罷了。（五言律是當時最風行的體裁，但這裏，我沒有把詞平仄算進去，因為 當時的詩，平仄多半是不調的）這樣看來，若說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 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許不算強詞奪理吧？ 舊唐書 ?文苑傳裏所收的作家，雖有著不少的詩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楓 落吳江冷” 是類書的範圍所容納不下的，其餘作家的產品不乾脆就是變
11、相的書類嗎？唐 太宗之不如隋煬帝，不僅在沒有作過一篇飲馬長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 隋煬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甚至 鳥擊初移樹，魚寒不隱苔。 又何嘗是後者有過的？不但如此，據說煬帝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無人隨 意綠”兩句詩，曾經謀害過兩條性命。“楓落吳江冷”比起前面那兩隻名句如何？不知 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為太宗的度量比煬帝大呢，還是他的眼力比煬帝低。這 不是說笑話。假如我們能回答這問題，那麼太宗統治下的詩作的品質之高低，便可以判 定了。歸真的講，崔信明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並沒有留給我們那樣測
12、 驗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機會。但這更足以證明太宗對於好詩的認識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 力的話，恐怕當日撐持詩壇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績，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 李百藥一流人了。 講到這裏，我們許要想到前面所引時人批評李善“釋事而忘意”，和我批評類書家 “采事而忘意”兩句話。現在我若給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語，我想 讀者們必不以為過分。拿虞世南、 李百藥來和崔信明、王績、王梵志比， 不簡直是 “事” 與“意”的比照嗎？我們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懷，頗被人認作這時期中的一首了不得 的詩，述懷在唐代開國時的詩中所佔的地位，據說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時期政治上的 地位一般的優越。這意見未免有點可笑，而
13、替唐詩設想，居然留下生這意見的餘地，也 就太可憐了。平心說，述懷是一首平庸的詩，只因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還不 曾忘記那“詩言志”的古訓，所以結果雖平庸而仍不失為“詩”。選家們搜出魏徵來代 表初唐詩，足見那一個時代的貧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藥，以及當時成群的詞臣，做 了幾十年的詩，到頭還要靠這詩壇的局外人魏徽，來維持一點較清醒的詩的意識，這簡 直是他們的恥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幹的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無 寧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了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 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裏可說整個不存在。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這樣遠，所以，我 若說
14、唐初是個大規模徵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徵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 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 上述的情形， 太宗當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曾經說到太宗為堆砌式的文體張目 過，不錯，看他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便知道： 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 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回 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則深而雅， 其義則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己。 因為他崇拜的陸機，是“文藻宏麗”，與夫“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積秀”，“一緒 連文，則
15、珠流璧合”的陸機，所以太宗於他的群臣中就最欽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學 士贊中，是這樣贊虞世南的： 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家，并包六藝。 兩唐書 ?虞世南傳都說，他與兄世基同人長安，時人比作晉之二陸，新傳 又品評這兩弟兄說： 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 這樣的虞世南，難怪太宗要認為是“與我猶一體”，並且在世南死後，還有“鍾子 期死，伯牙不復鼓琴”之歎。這虞世南，我們要記住，便是兔園冊子和北堂書鈔 的著者。這一點極其重要。這不啻明白的告訴我們，太宗所鼓勵的詩，是“類書家”的 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總之，太宗畢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中人；詩的真諦，他 並沒有，恐怕也不能參透。他對於詩的瞭
16、解，畢竟是個實際的人的瞭解。他所追求的只 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這種病症，到 了上官儀的“六對”、“八對”，便嚴重到極點，幾乎有危害到詩的生命的可能，於是 因察覺了險象而憤激的少年“四傑”，便不得不大聲急呼，搶上來施以針砭了。 隨遺錄 所載煬帝諸詩皆明秀可誦，然係唐人偽託。 鐵圍山叢話 引佚句“寒 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亦偽。 原載大公報 ?文藝副刊第五十二期 宮體詩的自贖 宮體詩就是宮廷的，或以宮廷為中心的豔情詩，它是個有歷史性的名詞，所以嚴格 地講，宮體詩又當指以梁簡文帝為太子時的東宮，及陳後主、隋煬帝、唐太宗等幾個宮 廷為中心的豔情詩。我們該記得從梁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