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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冷眼打量“媒体时代”白 烨如果说前些年人们谈论“媒体化”和“媒体时代”，大都属于纸上谈兵和理论务虚的话，那么，在近年的文坛，由网络领域里的口水大战、“恶搞”事件，到大众报纸的文化娱乐化，文学事件化，文坛戏剧化，再到易中天、于丹等人的经由央视的“百家讲坛”的迅速窜红，媒体利用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表现力、搅动力和影响力表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从中，人们不仅看到了媒体文化的强势登场和出色表演，而且切切实实地感到了势头强劲甚至是来势凶猛的“媒体时代”的真正到来。这样的感受之于我，特别强烈，也特别实在。说起这样的感受，有一件事不能不说，那就是发生在去年三月上旬的所谓的“韩白论争”。这件事情的起因好像是如何看
2、待“80后”的问题，事情的背后，可能还隐含了不同代际的人对于文学、文坛的种种迥然不同的看法。这一事件及其后果在文学、文化界的影响，可能在于使人们看到一些青年人利用网络平台以非理性语言肆意表达其愤懑情绪和叛逆姿态，而我的感受除此而外，还有对于由网络、博客和报纸、报刊构成的媒体文化对于文坛和文学人的利用与裹胁，以及背后隐含的诸多问题。其一，是由韩寒和其“粉丝”的姿态与语言看，在一些年轻的文化新贵和新人之中，一种反智性和非理性的思潮正在生长和流行。人们一般多把韩寒当作“80后”群体的代表性人物来看，其实不能把韩寒看作是整个“80后”写手群体的代表，他在“80后”中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我当年对他所作
3、的评价，即“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的作品主要是表达自己的一些观念”等，现在看来也还是准确的。然而，他又因此而具有了另外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以文学的方式反叛从学校教育到当代文坛、当下社会里自己不喜欢的一切。2006 年间，他在与我“论战”之后，几乎对文坛出现的许多事情和事件都有自己的评点式的表态，并以这种方式来表明他对文坛的不屑。其实，他对当代文坛并不真正了解。他从高中辍学之后开始写作，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自己基本不读当代文学作品，以他现有的学历以及有限的自修来看，他对于文学创作、当代文学都没有多少了解与认知。他的写作主要凭靠聪灵的感觉与叛逆的意识。而在这种叛传统、反秩序的背后，则是反智识、
4、非理性的自我表现。问题还在于，这种反智识、非理性的的姿态，因为可以借以宣泄某种情绪，可以化为某种消费，既有着众多的拥趸，又有着相当的市场，从而可能以一种“山头”的方式在文化“江湖”得以延续和发展。最近，有两件事进而证明了这种情况。一个是韩寒博客在新浪博客的排名以5 千万点击量名列第二，仅次于排名第一的“老徐博客”； 一个是韩寒因出书等方式迅速暴富，在“2006 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以年收入950万元名列第三。这一切都表明，韩寒和他的种种文化行为，已经从一种个人化的文化现象走向了一种思潮化的产业滚动，而这正是需要人们摒弃轻视态度而加以认真关注的。其二，由网络、博客的频频出现“口水化”论战和“恶
5、搞”事件，显现出这种新兴媒体在“个人化”、“民主性”的旗号之下，一方面在成全“草根”，推出新人，一方面又在滋生着种种无序、无德又无良的现象。网络作为一种交流渠道和互动平台，它的先天优势在于参与者的平等对话和互为主体。这使得它的写作，与传统方式的写作绝然不同，在自由写作的同时，并且具有自发表性和自传播性。这种特2 性，使得它成全了许多卓有才情的文学写手，给他们提供了演练和展现自己的广阔舞台，并迅速地成长和成名。 这种特性， 又使它成为一些平庸作品、恶俗作品和垃圾文字的存身之地和上演场所。因而，这便使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成为网络写作的一个基本状况。而在博客写作出现之后，更是把网络媒介的长处与短处加以
6、放大和延伸，博客的自由与开放，隐名与互动，使得个人博客在2006 年成几何数字的迅猛发展。我在博客兴起之初，曾说过“博客寄身于网络，它是信息化大海里的个人化细胞。现在，网络文学尚在发展，文学博客应该是其中的一个生长点。”那是我还不了解博客时的个人主观预测，在我自己经历了开博客又关博客的体验之后，我对博客的看法有所变化，并深感博客对于我的不适合。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圈子，而博客并不是适合于我的场所，它和我的意愿构成了某种悖论。在网络上我想找的人找不到，想要的交流没有，收获的多是我不想要的。我以为，博客并不适合于严肃的文学写作以及学术交流，它更适合于偶像明星和他们的粉丝群体之间的“互动”，那是他们
7、的极乐世界。现在博客上的问题很多，种种口水事件给一些人造成了困惑，甚至造成了伤害，也成了社会文化生活种种乱象的策源地。然而，让人感到两难的是，也不能对博客这种特殊形式一概而论，毕竟这是目前唯一存在的最为自由的个人写作方式，同时网络传播的速度，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及时互动等，都是传统写作与纸质文学无法比拟的。其三，由平面媒体尤其是大众报纸的别有所图的事件追踪和连续报道，日益显现出他们正在以他们的角度和立场导引广大受众和影响当下文坛。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2006 年 12 月 11 日重庆一家报纸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为题，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性看法。两天时间内， 108 个中国国内
8、媒体随即予以转载，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消息传到德国，顾彬先生才知道此事，他立刻声明“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这里，一个说法如何在断章取义中变成一个事件，以及如何迅速向国内外传播开来，真是让人为之惊叹和惊愕。以前，我们只知道“媒体即信息”的说法。而现在，更让人们从大量事实中清楚地看到：“媒体即传播”，“媒体即舞台”，“媒体即编导”。近年，从所谓的“韩白论争”，到“孔子与章子怡谁更能有效地代表中国文化”；从“玄幻文学之争”、 “梨花体诗歌事件”等，到从电视到图书的易中天的品三国 、于丹的 于丹 心得等，都把网络、电视
9、这些新生媒体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把传统媒体的大众化趋向表露无疑。文坛一直在谈论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如果说以前只是空谈和务虚的话，那么近年发生的这一切，已给人们带来了确定无疑的信息，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媒体时代已经真正降临，并开始对我们的文学、文化的生产与运作，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至少这种强势的媒体报道，把人们对于文学、文坛的印象改变了， 扭曲了， 使得人们从他们的描述中看到了一个由种种事件构成的多事的甚至是戏剧化的文学与文坛， 那个由许多实力派作家的潜心创作和大量各类作品构成的高雅文学和主流文坛，在一定程度上由媒体以他们的方式裹挟了，遮蔽了，成为退居于后台的和藏匿于媒体背后的隐形文化存在。这样的现状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如何应对？这显然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