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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官员考核中的“引见”制孔祥文2012-10-29 13:57:00 来源：北京日报在中国古代， 一般的中下级官员面见皇帝， 需要有高级官员的引领。 这种中下级官员由王公大臣引领觐见皇帝的形式，称为“引见”。清代的引见制包括官员入仕选拔、升迁调补、降革处罚等，成为皇帝加强皇权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清代对官员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大计，分别对京官和外官进行。考核结束后，将京察一等、 大计一等和二等的部分官员引见给皇帝。引见地点一般在紫禁城的乾清宫或养心殿，皇帝驻跸圆明园或西苑时，在勤政殿引见; 巡幸各地时，在行宫引见 ; 如遇重大祭祀活动，则在斋宫引见。文官和武官分别引见。文官引见由吏部尚书、侍郎带领。
2、引见之日，吏部衙门的司员、书吏将引见官员排班，一次引见五六人，班首、班尾各有司员一人为领班和押尾。 引见时呈递绿头签 ( 亦称绿头牌 )，牌上书写引见人姓名、 履历以供皇帝阅看。 如果引见官员是地方推荐、 送部引见， 还要将督抚出具的考语也填在绿头签上。除绿头签外，皇帝手中还有引见人写的履历折子，以便参阅。文官引见时，皇帝升御座，吏部尚书、侍郎跪于御座一侧，将绿头签和引见单呈递皇帝。引见官员按班次顺序入殿，奏报履历，然后皇帝与之交谈。交谈内容十分广泛，除了公务，有时也叙家常。通过引见谈话，皇帝观察官员的身材相貌、言谈举止、人品德行，并用朱笔把评语、升迁降革意见写在引见文书上。皇帝的决定并不当场
3、宣布，只是将绿头牌发给本人，令其退场。之后，皇帝会向主管堂官说明自己的意见， 主管堂官据此撰写奏折， 待批准后向引见官员宣布。 之后官员们常被第二次引见，聆听皇帝训饬，然后离京。武官引见时，由兵部尚书、侍郎带领。引见前，先在东安门外考试徒步射箭与马上射箭，称为“堂考”，获得前三等评语“好”、“中平”、“平常”的武官方可引见，获得第四等评语“劣”的会受处分，失去引见机会。为体现朝廷重视武备的精神， 引见时，武官均要执弓， 如遇皇帝阅射， 得射完五箭再跪奏姓名。其他规制与引见文官大致相同。引见制确立以来， 受到历代清帝的高度重视， 成为一项重要的日常事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4、共收录文武官员履历55883 件，其中康、雍两朝有 8773 件，乾隆朝有 23126件，嘉庆朝 6683件，引见制度执行程度可见一斑。 其中雍正帝尤为认真， 引见单中留下大量朱批， 有的朱批比引见单上的字还多。 康熙帝的朱批不多， 乾隆帝也写了一些， 其后的引见履历单基本未见朱批。晚清由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独揽大权，皇帝有名无实，引见活动大为减少，这项制度也渐成具文。引见制有利于发现和选拔人才，整饬吏治，在官员任免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引见制在清代官员任免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皇帝看来，“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而察吏之责，不得不委之督抚”( 乾隆帝语 ) ，但对于察吏的最终决定权，皇
5、帝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也是引见制实行的根本原因。清代对官员的考核虽然由六部长官及各地督抚实际操作，但他们并无最终决定权。 京察、大计之后实行引见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大臣行使察吏权力进行监察。对被引见的官员， 皇帝并不会完全采纳六部长官或督抚的建议，经常有官员被从“一等”或“卓异”中剔除。乾隆五十三年(1788) 五月，乾隆帝在召见原甘肃阶州知州颜培天时， 发现原陕甘总督福康安在任内举行大计时，明知犯错， 却不据实陈奏，最终将福康安交部议处。一方面，引见制有利于皇帝发现和选拔人才。通过引见时的交谈， 皇帝对官员可以有大致的了解， 特别是经过多次引见， 可以更准确地发现人才， 是直接考
6、察地方官的重要手段。 如乾隆元年 (1736) 大计，山西平定州知州郭一裕被山西巡抚罗石麟举为卓异，得以引见，而乾隆帝只评价其“中平”。乾隆十六年，郭一裕再次被引见，乾隆帝评价“人似有出息，可升用。”到乾隆二十年，郭一裕则受到重用，升为云南巡抚。另一方面，引见制有利于整饬吏治。 清代官吏徇私妄举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一些高官显贵又不能主持公道。通过引见，皇帝可以考察他们是否能秉公甄选、是否有姑息从事的情况。如乾隆十二年，大学士张廷玉保荐京察一等吴绂(f )等三人，在引见时被皇帝看出有徇私行为，张廷玉因此被降二级处分。引见制无法全面考察官员的优劣，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考察方式单
7、一，仅凭身材相貌、一面之词及一时的行为举止选拔官员，引见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引见制无法全面考察官员的优劣。由于引见时， 皇帝和官员的接触时间短暂，并且官员人数众多， 只能从外表得到某些片面的认识，很难评判官员优劣。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发生了轰动全国的“甘肃冒赈案”。案中关键人物甘肃布政使王亶 (d n)望，此前曾多次被引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 引见时，乾隆帝评价“此人竟有出息，好的。”乾隆三十七年，王亶望再次被引见，乾隆朱批“竟好，王师 ( 姓王名师，曾任江苏巡抚 ) 之子，将来有出息。”可见王亶望给乾隆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冒赈案发，证明乾隆帝作出的判断其实是错误的。其
8、二，引见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皇帝只是通过与被引见者的简短交谈，便对先前的评价进行肯定或否定， 并对引见者作出最终评价， 随意性很大。因此，一个考语优秀的官员， 其仕途很可能毁于一次糟糕的谈话或其貌不扬的外表。很多情况下，皇帝自己也知道难以在很短时间内作出准确判断，雍正帝朱批中就有不少“似”、“不似”、“难定”之类的词语，充分反映了皇帝的矛盾心理。如他说牟錝 (c n ) 元“似老实又不似老实，难定”，方显“老实，中材，似婆婆妈妈的，好人”，殷邦翰“冒失，急躁人，特快，但不似坏人”。另外，虽然引见制本身对整饬吏治是有利的，但同样容易产生任人唯亲、 徇私舞弊等情形。有引见权力的官员一面千方百计为自己亲友追名逐利，力争引见，同时也为贿赂请托营造机会。 嘉道以后， 为引见而行贿的现象日益突出。如道光十八年 (1838) ，兵部尚书奕颢在拣选佐领时，公开徇私受托。 后来甚至出现了官员在引见前必须交纳引见费的现象。总之，引见制成为清代加强皇权的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皇帝发现人才，因材施用，体察民情，但也有着以貌取人，主观随意等诸多局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