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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弃魏投秦商鞅，（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2401），本姓公孙，是卫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因为后来在秦国得商、於为封地，故人称“商君”或“商鞅”）商鞅年轻时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法家学说），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cuo/)做了中庶子（相国的侍从之臣）。通过接触，公叔座知道此人能力非凡。有一次公叔座得了重病，魏惠王亲自去看望他，问：“你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座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由他去治理。”魏惠王听后沉默了好久，最终还是没有表态。当魏惠王将要离开时，公叔座屏退左右随侍人员，说：“看大王的意思是不准备重用公孙鞅，那么，就
2、请您一定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被别国所用，否则，对魏国的威胁就太大了！”魏王含糊应答后离去。一出门就说：“公叔座看来是病糊涂了，竟让我把国政委任给一个年轻小子，太荒谬了。”,魏惠王走后，公叔痤（cuo/)召来商鞅，道歉说：“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可是，看大王的神情不同意我的建议。我想我应当先公而后私，因而劝大王假如不准备重用你，就杀掉你。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赶快离开吧，否则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商鞅胆识确实不寻常，他沉着地说：“大王既然不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来杀我呢？”商鞅按自己的判断，没有离开魏国。果然，魏惠王早就把公叔痤的话丢到脑后去了。,公叔痤死后不久
3、，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各国寻访贤才，要重振秦穆公时代的辉煌。他就西去秦国，投靠在孝公的宠臣景监门下，首先设法取得了景监的信任，然后通过景监求见孝公。,二、四说秦孝公 第一次：应景监的请求，孝公召见了商鞅，商鞅对孝公大讲“帝道”。帝道是属于道家一派的治国理论，强调的是“顺天而成”。但是，这种理论太玄，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点也听不进去。事后孝公迁怒景监说：“你的客人是个大言欺人的家伙，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景监用孝公的话责备商鞅。商鞅说：“我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第二次： 过了几天，景监又请求孝公再次召见商鞅。商鞅再见孝公时，就改讲“王道”。王道是属于儒家一派的治国
4、理论，秦孝公也不感兴趣。 事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商鞅。商鞅说：“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劝说大王而他听不进去。请求他再召见我一次。”,第三次： 商鞅就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感兴趣。这一次，孝公对他很友好。商鞅退出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谈了。” 景监告诉商鞅，商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去说服大王，看他的意思是准备采纳了。如果他再召见我一次，我一定彻底说服他！”,第四次：在景监的安排下商鞅又见到了孝公，这一次孝公跟他谈得非常投机，唯恐没听清楚，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向商鞅靠拢。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回来后，景监问商鞅怎么能
5、如此打动秦孝公。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孝公等不及；于是我就和他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霸道。果然很符合他的心意。这就是我的秘诀。,厚淳评说： 从商鞅四说秦孝公的事例可以看出，此人确是一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他没有固定的政治理念，而是见风使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对于商鞅而言，帝道、王道、霸道，都仅仅是用来获取君王赏识和重用的“敲门砖”。什么“君子人格”，“大丈夫”品性，统统见鬼去吧！我商鞅要的是“出人头地”！ 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这一个“钻”字，十分形象地点出了商鞅投机钻营的功利本性。,三、为颁新法，移木赏金于是孝公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非王族领政大臣），下达了
6、变更成法的命令。新法准备就绪后，还没公布。商鞅怕百姓不以新法为然，于是在颁布变法令之前，他命人在秦国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金”为赏，募人把它扛到北门。“一金”在当时约重二十两，值一万钱，“十金”就是十万钱。当时秦国的民风淳朴，众多的围观者面对如此重赏，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也就没有人去扛。商鞅于是下令，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如此重赏之下，终于有胆大的人站出来，把那根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则当场兑现赏金。这件事，有人说是商鞅要为新法立信。但这样的“立信”，其更深刻的含义，在于要造成一种风气：不管怎样不可思议的事，只要你一切服从，就可以获得重赏。,四、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第一次变
7、法的主要内容 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如下：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 将李悝（kui)法经颁布实行，（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与“藏奸”同罪。厚淳评说：这种使民众互相监视、互相告发从而使全体人民时刻处在互相猜疑、互相残害的恐怖之中的做法，到王安石变法时演变为“保甲制度”，到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日本侵略者也实行保甲制度。文革中更是更是独创了史无前例的“群众专政”始作俑者，商鞅也！,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从低到高
8、：1、公士； 2、上造； 3、簪袅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长； 11、右庶长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驷车； 18、大庶长； 19、关内侯； 20、列侯 。各级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爵位高的还可以赏“食邑”：（达到军功爵第九级“五大夫”即可“税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赎罪。,商鞅变法，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就是要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一个以军 功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并将
9、鼓励战争杀戮彻底制度化，将整个国家改造 成一部战争机器。战士上战场打仗，如果能够获得一个敌人的首级，那么奴隶就可以升 级为庶人，庶人获得一个敌人的首级就可以享受五十石的待遇，获得俩个 首级就是一百石，以此类推。这是奖赏措施，同时还有惩罚措施，如果在 战场上当逃兵，那就诛杀全家。这个法律一下，秦国的军队可了不得了，人不是人了，就是纯粹的杀 人的机器了。 史书中是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士兵：“他们光头赤膊， 奋勇向前，六国的军队和秦军遭遇，就像鸡蛋碰石头他们左手提着人 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厚淳评说：有人认为，这项措施大大提高了秦兵战斗力，加 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实际效果确实如此
10、，但这项措 施值不值得歌颂，则是另一个问题。难道要完成统一大业就非得多杀人？我觉得，正 因为有了这条规定，所以秦军就成了“虎狼之师”而 不是“仁义之师”，才会屡次发生屠城、杀投降士卒 的惨无人道行为，光是长平之战就击杀活埋赵国降卒 40万人。这在当时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中国是一个 多么大的数目啊！还有，秦国的军队打了胜仗，连掳 获的老弱和妇女，都要砍了头去领功。这些暴行，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长期的恶劣影响 以后项羽的活埋已降秦卒20万，乃至曹操的多次屠城 都有秦暴政的影子。,重农抑商 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粮食布帛
11、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强迫每个国民主要务农。各国“文学游说之士”，也归入“末流”、“游民”一类，不许入秦。 这种重农抑商政策政策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士农工商”的排序维持千年之久。“商”与“奸”等同的观念深入人心！,其实这种理念不但在封建社会早期没有多少积极作 用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更是成为严重阻碍工商业发展的 政策。可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我们还是“工农兵学商”，把商业、商人排 在最后。（在“五反”运动中规定了具体的宽严界限， 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
12、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众所周知，与商鞅同时的古希腊罗马，虽然农业也 是经济的重要成分，战争亦很频繁，但工商业得到很大 发展。政府对此采取鼓励态度，民间的制造业、金融业、 内外贸易、航运业欣欣向荣，颇具规模，这是早期中国 与西方的一个巨大区别。,4、轻罪重刑。商鞅把法家的“重刑”主张发挥到了极端，在立法上规定了严酷的刑种，在实践中也尽力贯彻重刑原则，加重量刑幅度，对轻罪也处以重刑。说到轻罪重判，云梦秦简为我们留下了确凿的文字记载：如：“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赀徭三旬”。意思是：养蚕的妇女、儿童采摘了人家几片不值一钱的桑叶，就要判罚服苦役三十天。若是“一钱以上”且为五人共
13、盗的集体行为那处罚就更骇人听闻了：“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又黥（qing)以为城旦”(面上刺字,强制犯人修筑城墙)。 仅此两例，可见轻罪重判之一般。至于“以古非今”、“妄言者”“投书”（投寄匿名信）、“誉敌”等沾了政治色彩问题的，那惩罚就是“砍头灭族”。,5、无罪亦刑。商鞅主张“刑用于将过”。什么是“将过”？就是还没有犯罪，就允许对犯罪可能性作捕风捉影的法律肯定。在商鞅看来，对已经犯罪的人处以重刑，还不足以止奸，还要扩大打击对象，对仅仅表现出犯罪意图，还没有犯罪行为的人，一样定罪判刑。“刑将过”的法律无疑给贪暴官员大开方便之门，只要某领导觉得谁不对劲都可抓起来刑讯逼供然后判刑。这就
14、为中国历代惩治思想犯罪和大量制造冤假错案找到了理论根据。秦桧置岳飞于死地的“莫须有”罪名，就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的“刑用于将过”原则，可见这条原则对加强独裁有何等重要的作用。什么是“莫须有”？就是“也许有”、“可能有”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确凿证据，照样给你定罪。这也就是“有罪推定”在中国猖獗的源头。,6、不赦不宥：商鞅在变法中主张凡罪必罚。不赦免、不宽恕。这就是说无论什么人，只要触犯法律，就一定要惩罚，决不饶恕。这似乎与古希腊伯利克里所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似。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们看到了商鞅法统的欺骗性。有一次，太子触犯了法令法规，商鞅对此的司法解释是：“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15、；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如此执法，被称为“临事议制”，也就是说执法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利害关系，根据形势的需要、上司的需要，随机量刑执法，或是从重从快，或是法外开恩（那些逍遥法外的罪犯往往心领神会地得到一句警戒：“下不为例”）。在案子发生后、脱离法律条文且又打着法律条文的幌子去临时议定，这正是最丑陋、最黑暗、最野蛮的司法程序。（曹操不也是这样干的吗！）,厚淳评说： “临事议制”作为一种不成文法，在中国流传了至少三千年，也祸害了中国三千年。 “临事议制”的秘密在于“临事制刑，不预设法”；统治者一方面“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则“超越法律”。这种侮辱人格、智慧与尊严的司法准则，成为封建法制史
16、乃至整个封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个中国三千年来的法制史，就是一部人治史。人治史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以言代法”。历代君王，他们的言论始终高踞于法律之上，最高统治者“金口玉言”，随机颁布的临时法令，或者说，具有法律性质的“语录”。 法制管理是国家管理中至为严肃的一个主要环节，假如法律可以随机临时议定，那么，这样的“法律”到头来便等同于儿戏，种种司法黑暗便不可避免，而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也便遥遥无期。,7、鼓励告奸：凡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 这就是商鞅所创造的“告奸法”。他强迫国人在面对面、背靠背的检举揭发中人人自危。同时也为心怀叵测的恶人提供了诬告的可乘之机。 中国这块土地确实曾经诬告成风，它成了社会生活多灾多难的一部分。 而实际上，商鞅的“告奸法”，不但没有防止或消除与之相应的种种罪恶，反而鼓励了种种犯罪；在有些时候，它只是掩盖了罪恶，造成了法律保护下的社会恐怖，从根本上侵害了人民的自由权利，整个国家变成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充满机巧、险诈和灾难陷阱，无辜者人人自危、有钱有势者贿赂公行。“告奸法” 败坏并毒害着中国人的人格、良知、理性以及清明健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