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赋役制度的整顿改革与政策导向陈锋》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代赋役制度的整顿改革与政策导向陈锋（1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清代赋役制度的整顿改革与政策导向陈 锋所谓赋役制度的整顿与改革，主要是就清代前期而言（1） 。本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赋役制度本身的整顿；二是均平赋役；三是摊丁入地改革（2） 。一、整顿赋役制度清代财政收入制度的最初确立，是以确定赋税征收额为出发点，其中， 田赋又是最为重要的税源。对赋税、 人丁册籍的掌握， 既是对财政命脉的控制，同时又标示着新的统治权的确立。所以，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 年）五月率师进入北京后发布的第一道诏谕就是令各地“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册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3） ，足见新统治者对掌握原有赋籍的重视。随后，河南道御史曹溶、户科给事中刘昌等纷纷条陈，要
2、求“议国用”、“施实惠”、 “定经赋” （4） 。 但由于明清之际战火燎烧，州县旧籍多已无存，即如清史稿 食货志赋役所称： “时赋税图籍多为流寇所毁”。赋税的征收失去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同年十一月，山东道御史宁承勋奏称：“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祈敕部于赋役全书外，无艺之征尽行裁革。如恩诏内有全免者，有半免者，有免三分之一者，著定书册，刊布海内，令州县有司遵照规条，户给易知由单，庶愚民尽晓而永遵良规。” （5）在这里，宁承勋已隐约提出重编赋役全书 的建议， 但户部议奏后， 一时没有下文。 到顺治三年 （1646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才又谕令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 而兵火之余，多
3、借口方策无存， 增减任意 , 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查核，在京各衙门钱粮数目，原额若干?见今作何收支、销算?在外各省钱粮，明季加派三项，蠲免若干?见在田土，民间实种若干 ?应实征、 起解、存留若干 ?在内责成各衙门， 在外责成抚按， 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 ，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赖。” （6）这是第一次明令编定赋役全书的谕旨，其中亦有许多具体的要求，但征收钱粮的具体标准，此谕没有提及，据随后的有关免除明季加派的谕旨以及清史稿的简明记载，可知是时“汇为赋役全书 ，悉复明万历之旧” （7） ，亦即遵循着“万历则例”的征敛原则。赋役全书何时编定?学者们一般认为
4、是顺治十四年（1657 年） （8） 。拖延如此之久，似乎不太合乎情理，这里恐怕存在着一些误解。笔者认为， 顺治三年 （1646 年）奉旨编撰 赋役全书，不久即告编成（9） ，随后的工作仅仅是“订正”而已。如顺治九年（1652 年）覆准： “令督抚务饬所属州县，每岁终， 造荒田有无开垦，户口有无增减， 订入全书 报部，分别劝惩。”又题准：“各省全书 ，责令布政使司刊造，某项系明末加增，应去；某项系原额，应存。每州县各发二本，一存户房，备有司查考，一存学宫，俾士民检阅。” （10）顺治十一年（ 1654 年） ，因“ 赋役全书 ，开载州县田土、户口、赋役，有关国计民生”，再次令户部会同户科订正，
5、结果“命右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 ，先列地丁原额， 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11） 。经过这次订正，又形成一个新的文本，目的在于“务求官民易晓，永远可行。书成，进呈御览，刊发内外衙门，颁行天下，凡征收完纳、 解运支销、 考成蠲免诸法， 悉据此书， 用垂永久”（12） 。顺治十四年 （1657 年） ，又“订正全书” ，并发布一篇长谕，除了强调上述事项外，特别申令 “详稽往牍， 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悉行驳正。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至若九厘银， 旧书
6、未载者， 今已增入”。 “更有昔未解， 而今宜增者， 昔太冗， 而今宜裁者，俱细加清核，条贯井然。后者续增地亩钱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13） 。从顺治三年（ 1646 年）谕令编撰赋役全书，中经几次修订，到顺治十四年（1657 年）详密而完备的赋役全书编成，体现了清廷整顿赋役征收款项、以万历年间钱粮征收则例为基准的定赋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同时，又分条明了原额、除荒、实征、起运、存留、本色、改折、豁免、新增等种种事项，“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
7、程，罔敢苛敛” 。这在清初赋役制度特别混乱的情势下，也是十分必要的。也许是顺治十四年（1657 年）所定赋役全书过于详密，所以又出现了“头绪繁多，易于混淆”的弊端。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清廷又令“新修简明赋役全书，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杪）以下尾数，可除吏胥飞洒苛驳之弊。各州县遵照新编全书，造征粮比簿，不必另行造册”。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 ，新编全书告成进呈（ 14） ，户部遵旨议定： “旧赋役全书，遵行年久，每年增减地丁银米数目，皆有各年奏销册籍可稽，新编全书，停其颁发。”也就是说新编简明赋役全书并没有颁布实行。但这里所揭明的意味在于，当时征收赋
8、税钱粮的凭藉，除原编赋役全书 外，还有年度 奏销册 ， 赋役全书规定其根本，奏销册则标明临时增减，二者相辅而行。以后，又有所变更。 雍正初年因实行 “摊丁入亩” 而导致赋役制度的变化。雍正十二年 （1734年）又重新更定 赋役全书，令“直省赋役全书，悉以雍正十二年为准。凡额征地丁钱粮、商牙课税内，应支官役俸工、驿站料价，以及应解本折绢布、颜料、银、铜、锡、茶、蜡等项， 各分析原额、 新增、开除、实在，并司府州县卫所总散数目，详细考核， 纂辑成书”。并同时规定，今后每十年修订一次。赋役全书经过这次修订，也就形成了著名的“四柱册”样式（即原额新增开除实在），与原有的奏销册中的“四柱式”步趋一致。至
9、乾隆三十年（1765 年） ，又经奏准：赋役全书开载额征正杂钱粮，及应支俸工料价等项，其不经名目，不一而足。最明白简便者，莫如奏销一册，前列山地田荡、版荒新垦，次列三门九则额征本折地丁、起解留支。一经开册，了如指掌。此书大指，即其张本，嗣后刊刻全书，均以奏销所开条款为式，每逢应修之年，止将十年内新垦新坍各总数，添注于下，其余不经名目，一概删除。这段话很重要，以后道光十四年（1834 年） 、咸丰七年（1857 年）等的有关谕令议奏亦大致准此。这说明，乾隆中期以后虽然仍是赋役全书与奏销册相辅而行，但事实上已是以奏销册为主要征赋凭据，这是值得注意的（15） 。赋役制度本身事实上相当复杂，除上述赋役
10、全书、 奏销册外，作为赋税征收的凭藉，还有丈量册 、 黄册、 赤历册、 会计册等赋税征收的辅助册籍，即如清史稿食货志概述：赋税册籍，有丈量册，又称鱼鳞册，详载上中下田则。有黄册，岁记户口登耗，与赋役全书相表里。有赤历，令百姓自登纳数，上之布政司，岁终磨对。有会计册，备载州县正项本折钱粮，注明解部年月。复采用明万历一条鞭法（16） 。在具体的赋税征收过程中，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征敛弊端，还向纳税人户颁行过易知由单、截票、滚单等，细述仍难免繁琐，前揭李华、朱金甫等文也略有涉及，可以参看。这里仅略述易知由单的沿革，以窥其制之一斑。上揭顺治元年 （1644 年）十一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的奏折中，在要求
11、编撰 赋役全书时，已同时要求“户给易知由单，庶愚民尽晓而永遵良规”。此时要求复行明代易知由单之制（ 17） ，未被清廷理睬。至顺治六年（1649 年）九月，复经户科给事中董笃行之请，方才由户部议准颁刻易知由单： “将各州县额征、起运、存留、 本折分数、 漕白二粮及京库本色，俱条晰开载，通行直省，按户分给，以杜滥派。” （18）但在具体实行中，却非如统治者想象的可以“杜滥派” ，所以，顺治八年（1651 年）刑科给事中魏象枢又提出在易知由单之外，再造“格眼清册”以杜其弊，其疏云：有司派征钱粮，皆假吏胥里书之手，或蒙弊不知，或通同作弊，朝廷虽有浩荡之恩，而小民终未免剥削之苦。请敕该督、抚、按，速檄
12、各州县，照本年易知由单备造格眼清册，详注某户、某人、某项钱粮，及蠲免、开除、征收数目，送督、抚、按复核无差，即将原册钤印发征。倘有改册征收、自立红簿等弊，立行纠参（19） 。这是刊发易知由单后仍不能防止胥吏上下其手、通同作弊的一个例证，因此不得不采取其他方法加以弥补。不惟如此，同时还存在着不刊发易知由单，或少刊发、迟刊发等诸多问题，对此，户部尚书陈之遴在顺治十年（1653 年）所上揭帖中言之甚详：窃惟天下有司剥民之术大要，应征钱粮数目不使民知，任其明加暗派， 敲扑侵肥， 无凭申诉。惟有颁给易知由单一法，足制其弊。职部非不屡行严饬，乃上自布政司、粮道，下至州县，往往官胥通同迟延不造；即造矣，迟至
13、夏秋方颁；即颁矣，不过数张而止。小民谁敢向官长索单 ?上官谁肯为有司匿单?即如去年送到职部单式，止有江南一省，顺、永二府，其余怠玩可知 ! 真可谓是有令不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鉴于此，陈之遴建议：今后似应著各该抚按严饬各州县，每年预将来年钱粮照一条编法开造易知由单，前列应征本、折款项，次列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后列每亩应征银米数目。定限十月初一日申到抚、按、布政司、粮道、本府，裁酌确当；定限十月十五日发下各州县刻印完备；定限十一月初一日申到该抚、按及布政司、粮道、本府，照验讫，汇集各州县单式，并开前项申发月日；定限十二月终旬报送到部，职部于正月察明汇题。凡州县违限不申， 抚、按、布政司、
14、粮道、本府违限不发不报，计其月日议以降罚。有开造朦混者，酌量轻重议处。其颁给之法，各州县定限十一月初一日，于公所齐集儒学、卫所等官，及文武乡官、举人、贡监生员、粮里、花户、屯丁人等，公同给散。, 凡有司卫所有单外多征者，许诸色人等告发，抚按审实题参，官胥并计多征银米论赃科罪。如此，则上下少知警戒，而小民可免横征矣（20）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份揭帖，不惟是其尚未见学者引用，而是在于它的重要，从中不难发现清廷的良苦用心以及刊发易知由单程序的细密。顺治十三年（1656 年） ，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 “各州县开征， 预颁由单， 定于十一月初一日颁发。至报部日期，直隶限十二月内到部
15、，山东、山西、河南限正月内到部，江南、浙江限二月半到部，江西、湖广、陕西限二月内到部，福建、广东限三月半到部，四川、广西限三月内到部, ”如违限、违例，分别予以罚俸、降俸、降级、调用的处分（21） 。顺治十五年（ 1658 年） ，工科给事中史彪古又针对当时“每有一项正供，即有一项加派”的实情，要求“将申饬私派之旨，刊入易知单内，使闾阎小民，共晓德意”（22） 。前前后后的有关用意无疑是好的，但由此，刊发易知由单的程序也慢慢地由简到繁，不胜琐碎；易知由单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由少到多、由易到难，“易知”也就变成“难知”了。康熙帝即位后，已有“由单款项繁多，民不易晓”之叹（23） 。虽经删繁就简，
16、但其作用已日益式微，不得不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废止。易知由单废止后，代行其职能的主要是截票。“截票”又称“印票”或“串票”，始行于顺治十年（ 1653 年） ，初分作二联，称作“二联串票”（或称“二联印票” ） 。为防“奸胥作弊” ，“康熙二十八年乃行三联串票，一存官，一付役应比， 一付民执照。 雍正四年更刻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销欠。至雍正八年，仍行三联串票” （24） 。可见，这种赋役制度的整顿，其政策导向一方面是使征收赋税的凭藉赋税册籍逐步走向规范化、简明化； 另一方面则是在征收赋税钱粮的过程中，尽量采取防止胥吏从中作弊的制度化措施。二、均平赋役赋役不均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痼疾，这里既有官僚地主、绅衿地主、 庶民地主的特权与蛮横因素，也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在清初的战乱局势下，赋役不均更为严重。前面说过， 清初赋役制度整顿的重点，是确定征赋基准，按照明代万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