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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1890-1969）陈寅恪（1890-1969） 中国现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 研究家、语言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 ）人。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 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一生 通晓15种文字，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被 称为教授中的教授,500年才出的一个教授 ，蒋介石称之为国宝。傅斯年对他进行这 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 人而已！” 生平 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 其祖父为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 政治学校就读。1914年一战爆发后回国。1918年冬再度出国 游学，在
2、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1925年回国，受聘为清华学 校国学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导师 ，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与唐筼（清台湾巡抚唐景崧孙女）在上海结婚。 1929年，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 导致右眼失明。1939年，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讲授“两晋南北 朝史”课。 1945年，左眼失明。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 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 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傅斯年电话催请其南下 ，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
3、次日赴上海。最后留在岭南大学， 未能前去台湾。 1958年，不再教课，专力著述。 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69年10月7日，含恨逝世。 资料卡片“海宁王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 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 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 而永光。”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碑文 （1929年）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 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 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 ：“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 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
4、 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 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 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 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 代方公之于世。学思之窗：陈寅恪为什么能一生坚 守这个信念？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 当前已遭遇甚大之困难，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 自主，自体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 ，为人附庸。今中国之经济日困，而国际之风云愈急 ，瞻望世界前途，而大阵营之孰胜孰负甚难预卜，未 来趋势如何，今尚难预言。在我辈个人如
5、陈寅恪者， 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 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 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坚守独立的立场和见解，致力于学问研究，心系苍生，怀振奋民族精神之理想。学思之窗在1949年和1953年的两次抉择 中，陈寅恪拒绝了什么？坚守了 什么?他的“拒绝”与“坚守”有 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 胡适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 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陈寅恪的“四不讲” 注重考证，创立了中国近代的文本阐释系 统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
6、考 ；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 ，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 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 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 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 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 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陈寅恪的“四不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 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 ，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 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 人讲过的。”注重考证， 创立了中国近代的文本阐释系统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 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
7、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 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 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 ，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 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 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 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 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 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 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 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 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晋至唐史” 第一课时，他向学生指出：“有人 以为历史必然限于普通课本里所 有的，这是不对的。课本只可供 参考，不足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