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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库】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其他类 2008 年四季度【文献号】111【摘要】【原文出处】文学遗产【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82【原刊页号】416【分 类 号】J2【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0810【标 题】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作 者】王水照【作者简介】王水照，196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内容提要】况周颐与王国维是清末民初两位最重要的词论家，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分别被界定为终结过去与导示未来的词论著作。王氏“境界”说颇参新学，随着我国学术现代化进程而评价越来越高，对其论“境界”的九则词论，不免有“过度阐释
2、”之嫌。而况氏的词论尚有广阔的开掘空间，其“重拙大”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词学流派，姑名之曰“金陵临桂词派”。它与“境界”说是两种不同的对宋词的审美观照，代表不同的词学宗旨。【摘 要 题】古代文论【关 键 词】境界说/重拙大说/金陵临桂词派【正 文】一问题的提出况周颐与王国维是清末民初两位最重要的词论家。论者多谓况氏代表我国传统词论的终结，王氏则是把西方理论引入词学研究的先驱。对于人间词话的评价，随着我国学术现代化进程而越来越高，其论“境界”的九则词话五百余字，抉幽探微，寻绎无既，好评如潮；而对况氏毕生专力的词学成果，学界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种反差的意味值得深思。而从况、王二人的交流互
3、动中，却发现另一种反差。王氏对况氏其人其词不乏善评，而况氏对王氏词学不置一词，在一冷一热背后，似亦隐藏着更深的旨趣差异。王国维首次到上海在 1898 年，进时务报馆任书记。但他在上海的词学活动，应从1905 年算起，此后几度来往于沪上，时居时离。除以填词自遣外，他的人间词话即于1908 年开始在上海国粹学报第 47、49、50 期连载。至 1910 年改定为六十四则，补署“脱稿”时间“宣统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定武城南寓庐”，即今通行本人间词话卷上。此王氏手定的部分是评论其词学思想的最基本的文献根据(其他卷下等部分均为他人辑录)。而况周颐从 1911 年起即定居沪上，直至 1926 年病故。他的蕙
4、风词话的部分写作和整理成书都在此时。上海当时是东南乃至全国的词学重镇，诸多词学名家聚集一地，词社林立，交游频繁。况、王二人且于 1916 年同在犹太富商哈同所创立的仓圣明智大学任职(各任学术丛编、仓圣大学杂志编辑)。细检王氏文集，颇多记况评况文字。如 1918 年曾作题况蕙风太守北齐无量佛造像画卷二首赠诗，有“湖海声名四十年，词人老去例逃禅”之句。1920 年梅兰芳遍邀名流作“香南雅集”，王氏应况氏之请，作清平乐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酬应之作。王国维还亲书扇面赠况氏，所书者为唐词三首。这些酬赠、酬应之举说明两人之间关系和谐。王国维还多次评及况氏人品和词作。1917 年 8 月 27 日他给罗
5、振玉信中，说及“哈园做寿”，座中有况氏，“夔笙在沪颇不理于人口，然其人尚有志节，议论亦平”。“近为翰怡(刘承干)编历代词人征略，仅可自了耳”。嘉其“志节”，而于况氏境况拮据深致同情。他又对况氏词集蕙风琴趣作过评点，赵万里曾辑录数则编入人间词话卷下，如：“蕙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疆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说况氏小令可与晏几道比肩，而小晏在王氏心目中，是属于“生香真色”的“唐五代北宋之词”的；其长调稍逊周邦彦，但胜于史达祖，而“沉痛过之”，比之朱祖谋又多一份“真挚”，评价不可谓不高；而“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一语，更是感慨万千，充满敬意。
6、王国维在私人交往场合，更力主蕙风词胜于疆村。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 年 3 月 22 日引张尔田给他的信说：“(况)在沪时与疆老合刻鹜音集，欲以半唐压倒大鹤(郑文焯)，疆老竟为之屈服，愚殊不以为然。惟亡友王静安，则极称之，谓蕙风在疆老之上。蕙风词固自有其可传者，然其得盛名于一时，不见弃于白话文豪，未始非人间词话之估价者偶尔揄扬之力也。”人间词话于提高况氏声誉有力焉。然而极为耐人寻味的，况周颐却未投桃报李，始终未对王氏词论和词作作过任何评论，连当时与况氏过从甚密的同调词家(如朱祖谋等)也鲜有议论。也就是说，王国维对况氏词作有过肯定的评价，而况氏却一无回应。我们知道，况氏蕙风词话五卷，是由玉
7、梅词话(后易名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等合编而成的(1924 年)，而玉梅词话也于 1908 年起发表于国粹学报41、47、48 期上，与王氏人间词话载于同时同一刊物，一时成为词论双璧。尤在国粹学报第 47 期上，两书同期刊出。况氏玉梅词话云“真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在强调“真”这一点上，倒与王氏桴鼓相应，如合符契。这也表明，他们二人原有太多的切磋互评的机会，却出现这种一冷一热的异常情况。这对正处于词学批评与创作丰收时期的况、王二氏而言，实有探究发覆的必要。二若隐若现的“金陵临桂词派”这一冷热的强烈反差不是偶然的，首先应从况周颐自身的词学背景上寻找原因。况周颐具有成熟、系统而深刻的词
8、学思想，而又与他所从出的所谓“临桂词派”脉息相通。蔡嵩云柯亭词论“清词三期”条在介绍第一期浙西派与阳羡派，第二期常州派后说：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疆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临桂词派”，与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些流派称呼一样，并非是具有正规章程、严密组织形式的现代性的社团派别，仅指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文学宗旨与志趣
9、的文人群体，甚或仅指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趋向。就叶恭绰所“戏呼”的“桂派”来说，这群词人的共同宗旨是“立意”和“守律”，以此二者构成“体”、“用”关系，以追求“词格”和“词法”的高远和严谨。而作为个体，他们的词学渊源即所谓“家数”可以各不相同(如文廷式词宗苏、辛，郑文焯仰攀周、姜之类)。据唐圭璋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所描述的师承、从学谱系，则是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均受王鹏运之巨大影响，“王氏年辈较长，影响最大”：一、“文、郑二氏俱与王氏有往还，唱酬极得”；二、“朱氏与王氏游，始从学为词”；三、“况氏则与王氏同在薇省(内阁中书)，受王氏之奖掖诱导亦多”。结论是：“述文、郑、朱、况四家之词，不
10、可忘王氏。”王鹏运俨然“桂派”领袖了，尽管五大词家中，只有王、况同为广西临桂人(文廷式，江西萍乡人；朱祖谋，浙江归安人；郑叔问，山东高密人)。唐圭璋进而指出，王鹏运又受教于端木埰：吾乡端木子畴先生，年辈又长于王氏(鹏运)，而其所以教王氏者，亦是止庵(周济)一派。止庵教人学词，自碧山入手。先生之词曰碧瀣词，即笃嗜碧山者。王氏之词，亦导源于碧山。先生尝手书宋词赏心录以贻王氏。先生有作，王氏见即怀之。可见王氏倾倒先生之深。此文中还提到况周颐也受到端木埰的直接指导：况氏绮罗香过拍有“东风吹尽柳绵矣”句，端木氏对叶虚字“矣”不以为然，况氏终身“守律綦严，亦未尝非受教于先生(端木氏)也”。唐氏朱祖谋治词经
11、历及其影响一文，更详细地分析以上诸氏之间的传承关系。此文以朱祖谋为传叙对象，可注意者二：一是“朱氏学词之师为端木氏，王氏(鹏运)则在师友之间”。他说，朱祖谋原本工诗，从不作词，四十以后结交王鹏运，“始专心致志作词”，但取径于吴文英，与王氏导源于王沂孙有异；至其晚年，更以端木埰为词学导师。唐先生写道：吾乡夏仁虎前辈云：“疆村晚年，尝谓余曰：仆亦金陵词弟子也。”朱祖谋明确地自列于端木氏门墙，“金陵词弟子”云云，也隐然可以“金陵临桂词派”目之。夏仁虎此语，见于夏氏跋端木埰手批张惠言词选，在这篇跋文中，夏仁虎还说：“清咸、同间，金陵词人在京朝者，先王父篆枚堂词、何青士丈心盦词先出，而子畴碧瀣词继之，半
12、塘、疆村并问业于丈(端木氏)。”“金陵词人”一语，也明示词人群体的确实存在。二是唐氏论及朱祖谋的词学影响，列述龙榆生、夏承焘、杨铁夫、刘永济诸家；还说到他自己：“余少时就学南京，虽未曾趋前请益，然读其词作与论著，受益良多。”自认为私淑弟子。朱祖谋学词于端木、半塘，又与况、文、郑等同辈切磋交往频仍，下及门弟子辈，泽被广泛，其纵横交错的师承关系，标志着“金陵临桂词派”的形成。这一词派的共同词学宗旨，诚如蔡嵩云所言，大要在“立意”与“守律”两端，作为词“格”层面的“立意”，内涵极为丰富，但“重、拙、大”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从端木氏手编的宋词赏心录到朱疆村的宋词三百首，再到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就是这一词
13、学思想的一脉绵延的示范。清代晚期的词学流派，无不与选政紧密相连，选本常常成为某一词派最显著的标志。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姜(夔)、张(炎)之“醇雅”为趋归，编选词综，造成“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其末流饾饤寒乞，为人诟病。常州词派起而抗衡，其领袖张惠言词选一书，以尊体相号召，以“淫词”、“鄙词”、“游词”为戒(张之弟子金应珪词选序)。后周济又编宋四家词选，标举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四家，并指示学词门径为“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试图纠正浙派取径褊狭之弊。戈载宋七家词选则从浙西声律派观点选取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王沂
14、孙、张炎七家，崇尚守律谨严，但亦受常州派词论之影响(如周、吴地位之提高)。以选本彰显词派，确是最便捷也最易取得成效的方法，也为“金陵临桂词派”所采取。端木埰于光绪中叶与王鹏运同官内阁中书时，曾工楷亲书宋词赏心录赠王氏：“幼霞仁棣清玩”。后于 1933 年改名宋词十九首由开明书店影印出版。唐圭璋跋云：“此册所录共十七家词仅十九首，然已兼包周氏四家、戈氏七家之所选，具见拙、重、大之旨，大辂椎轮，此其权舆欤？与近日朱古老所选之三百首消息相通，一脉绵延，足资印证。”依唐氏见解，“拙、重、大”思想的发端“权舆”，应属端木氏。陈匪石跋语亦云：“近数十年词风大振，半塘老人遍历两宋大家门户，以成拙、重、大之诣
15、，实为之宗，论者谓为清之片玉。然词境虽愈变愈进，而启之者则子畴先生，薇省同声、碧瀣居首，非仅以行辈尊也。”“亦清季词派之祖灯，洵瓌宝已。”说明“重、拙、大”说开启于端木氏，当时词界已有共识。此书所选的十九首词，大都为伤怀念远、感念时世之作，复有“一种顿挫往复、沉郁悲凉之致”(唐圭璋跋语)，取名“赏心”者，“益知先生胸中一段贞苦微奥之旨，于楚辞为近”(王瀣跋语)，均可为“重、拙、大”作注。朱祖谋工于填词，却慎于论词，有关资料甚少。但对“重、拙、大”也曾言及。况周颐林铁尊半樱词序曾转述朱氏之语云：明以前无所谓词派，浙西派、常州派之目昉自乾嘉，别黑白而定一尊。常州派植体醇固，有合于重、拙、大之旨。光
16、、宣之间一二作者，尤能超心炼冶，引其绪而益诣其精，入乎常州派之中而不为所囿。即令二张(张惠言、张琦兄弟)、周(济)、董(士锡)复作，有不翕然服膺者乎？朱氏从“重、拙、大”角度肯定常州词派，并把自己侪辈看作常州派传人，进而能以超越常州派而自豪。他编选的宋词三百首正是实践这一词学思想的标本。此书原编本1924 年在南京刊印，选词人八十七家，词作三百首，当即蜚声词坛。况周颐序谓：“疆村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是学词者欲达到“浑成”词境的“始基”，因为此书“大要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亦有“阐词学之阃奥，诏后生以途辙”的评语，指明本书非为单纯欣赏诵读之需，而是为阐述特定的词学宗旨，倡导某种审美理想，并为初学填词者指明取径方向。龙榆生选词标准论(11)中，更加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