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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伶的酒及那个时代无论哪一种境界，无论是追寻感官抑或是“逍遥”，当个体沉湎于自己人性之中，沉醉于放纵之中，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离衰亡亦不远矣。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奔放、放浪形骸的年代。纵横变换的 500 余年，文人们的飞扬、洒脱、玄谈、堕落、无耻、卑鄙集之于一身，一个恍然是黄金翡翠般的时代，紧接着便陡然承载着无边的黑暗，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几乎把汉族推到历史悬崖之边缘，无奈的历史在血与火中淬炼着无尽的痛苦与煎熬。那一时代之刘伶，一个文人，一个嗜酒如命的汉人，一个五尺之躯放纵并享受着欢乐、饮美酒嬖于妇人的狂放之士，他的身上尽显那个时代的悲歌和那近 500 年的战乱、血
2、腥、残忍还有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救亡图存以及未来之路。一刘伶,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州)人(约公元 221300 年) ，字伯伦，“竹林七贤”之一，曾为晋建威参军，生活的年代为魏文帝皇初二年至晋惠帝永康元年。魏晋易代之际，庙堂之上杀机四伏，魏文帝曹丕逼汉献帝刘协禅位之后，倚重世家大族力量，司马氏倚军功而崛起，历经多次杀戮，265 年夺得政权，尔后平吴，统一全国。晋初，政治便已腐烂，人心士气日趋萎靡，整个政治社会风气表现为两种极端之趋势：一是上自天子以至公卿生活奢侈糜烂，如当时晋武帝于泰始九年、十年两次选妃，母子相别、号哭宫中、声闻于外，贵族之间比富杀人近于普遍，奢侈淫靡为世所罕见，何曾(公元 199
3、-278 年)曾说“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问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但何曾自己却 “日食万钱，犹云无处下箸”。二是清谈玄学盛行，玄学始于正始(公元 240-248 年) 到两晋而盛，立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故人生玄虚，凡是不以认真，引导人们放纵自己的感官欲望。这两种现象表现的都是生理及生活的放纵和不负责任，一反两汉儒家的严肃态度。二刘伶就是这些谈玄之人，他和山涛、嵇康、阮咸、向秀等人号为竹林七贤，名胜于一时，每日游乐嬉戏。这其中，嵇康、阮籍比较特殊，他们虽表面“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不尽然，表面的放诞只是远离政治而已，他们内心还是颇从于古
4、之礼法的，如春秋接舆“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王戎、王衍则为误国之辈，即讲虚无，又居国之高位，然其好名好利，社会人心，随之大坏。羯族之石勒杀王衍，剖东海王司马越灵柩，曾为之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史载刘伶“ 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便是好酒及放诞了。刘伶所生活的魏晋之交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纷繁芜乱的时代，饮酒成了一种麻醉自己，追寻感官刺激的手段，也是一种及时行乐、虚幻人生的方法。在酒精的刺激下，人的大脑呈现迷狂的状态，而在此迷狂下可以抛弃责任，为所欲为，更可做礼法所不容之事，尽泄人之本
5、性，魏晋之人多半如此。刘伶酒德颂有“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之句，意思是“把天地开辟作为一天，把万年作为须臾之间，把日月作为门窗，把天地八荒作为庭道，行走没有一定轨迹，居住无一定房屋，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放纵心意，随遇而安”。从此诗可以看出刘伶感到人生本来有限，自己又何必承担太多的苦楚，一切都如烟云一般，转瞬而逝，如不把握住现在的快乐，将永远成为遗憾。然此种享乐，纯为一种感官之性，固而其甚好酒、举止放诞，颇类古罗马之末世之为也。当时罗马人为了追求纯粹之享乐，无所不用其极，每天高谈着美食，放荡似的狂欢，喝着大量的酒，麻醉着自己的感
6、官，每天都在为淫欲而生存，甚至为了享受感官的刺激，不惜发明了呕吐的药丸，以便吃了再吐，吐了再吃。诚如当时人所言“罗马在感官中堕落，也在淫欲中毁灭”，他的历史和酒还有淫欲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她那衰亡的命运就近乎于天定了。蛮族的长枪轻轻一刺，这个永恒之城便永久地毁灭了。刘伶和那个时代的名士们好酒放达，他就经常乘着鹿车，携带一酒壶，使人荷锸相随，道：“死便埋我”。社会风气堕落如此，当匈奴、鲜卑铁骑成群，进攻河洛、长安之时，国之干城早已不在，这些所谓的魏晋名士也只能随黄河同赴大海了。刘伶和魏晋名士们饮酒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所谓“尊从老庄、藐视礼法、向往逍遥”，也就是追寻一种虚无缥缈的境界，此即庄子所谓不依
7、赖外界而自由驰骋之境界。“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摇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皎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尽管这一境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境界，但他们仍然希望在感官上能对这一境界进行把握，所以便出现了把酒作为一种迷狂的麻醉剂，一种自以为可以达到“逍遥”境界的媒介，这也是他们嗜酒如命的原因，他们希望通过此举，达到对老庄哲学也就是玄学的更深层次的把握。刘伶在他唯一传世的文章酒德颂就说“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意思是说“安静地听，听不到雷霆之声，仔细地看，看不见泰山的形体，感觉不到寒暑近身
8、，利欲动心，俯瞰万物，犹如萍之浮于长江、汉水，随波逐流，不值一提”。这种麻醉的主观意识极强的表现形式被美化为一种美的境界。世说新语曾记载：刘伶有一次想喝酒，他的妻子不让他喝酒，他说我在神面前发誓不喝酒，才能戒掉，他的妻子把祭神的酒准备好，而刘伶却把祭神的酒给喝了。对于刘伶来说这种庄严的祭祀活动，都可以用来满足自己嗜酒之私欲，可见当时，士大夫对玄学的尊崇以及自身的颓废到了一种什么地步，毫不顾忌当时之礼节人伦，说文有言“酒，就也，就人性之善恶”。从刘伶的表现可以看出，老庄的思想已经进入他们的血肉，进入他们的灵魂了，在他们的心中，只有自身的境界，以及对自然的尊崇才是唯一。三无论哪一种境界，无论是追寻
9、感官抑或是“逍遥”，当个体沉湎于自己人性之中，沉醉于放纵之中，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离衰亡亦不远矣。古之巴比伦、罗马、魏晋之中国，近之中非博萨卡之流都是如此，悠悠千年，每一次中国历史之循环，每一次王朝之兴替，虽全然不是如此，但是上层阶级的堕落、贪腐、好酒、纵欲却总是那最为彰显和外在之原因。魏晋之时，经济凋敝、谷帛为市，但却出现了鲁褒的钱神论，出现了石崇与王恺的斗富，出现了乱伦性交，裸体狂奔等种种不可思议之行为，刘伶的嗜酒与放荡或许仅仅是那个时代道德失范中的一种吧。何以如此呢? 古中国虽表面尊儒，然申韩之术、老庄之道才是其实质。儒学地位最为尴尬，它决然的不能像基督教价值观那样真正主宰中国人之心灵，千
10、百年来，多少大儒都认为“内圣”容易而“外王” 太难，其实国人心中要么是刘伶一样的放荡，要么是赵高一样的权谋，或者集两者于一身，口诵伯夷之言，身行桀纣之事，既无内圣，又何以来外王?王夫之曰“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 ”，一语可谓中的。如司马昭之于曹髦，昭的手下杀死了皇帝曹髦，司马昭入内，见髦已死，乃佯作大惊之状，以头撞辇而哭，可谓虚伪至极也。中国人多半对自己申韩，十足之利己，而对别人却多半要求仁义道德，此种背离性格一般人多精神分裂，而国人却可借助道家学说游刃有余，应对自如。道家本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倡自然，任“逍遥”，不辩是非，万物齐一，以难得糊涂而至玩世不恭之道。年深日久，国人越来越
11、聪明，糊涂者越来越少，同时又越来越“绝圣弃智 ”，价值理性也越来越湮灭。申韩之自私、权谋、刻薄、驯下之道和老庄的清谈、逍遥、圆融通透大行于世，真正的儒家思想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心灵，一旦王朝法律松弛，社会不能控制，人们便由申韩而老庄，逍遥的大纵其欲，便出现了纲常扫地，礼崩乐坏的局面，而早就看透了一切的“名士”、官僚就会无节制地放纵自己之私欲，堕入无边的享乐主义泥潭中。刘伶为代表的“魏晋风度 ”、“名士逍遥” 、“孝治天下”多半如此，侈谈老庄，以痞相尚，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腐败到了几近于变态的程度。推而广之，在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中，在强权之下，说尧舜之言，而内心则是申韩之术;强权不及之处，则老庄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魏晋之时，尤为代表。因为丛林而呼唤强权，因为有了强权，又行申韩之术，久而久之，国家又近倾颓，又演为丛林，诚如西哲所言“无政府状态下的民众更迫切的希望专制”。人们普遍以申韩之术驯下，以老庄之术敬上，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不绝如缕，但却经常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中国人如果不能从这种内心申韩及老庄中走出，或许仍将在经历一次如刘伶那个时代的礼崩乐坏、纲常扫地的局面，或许仍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趄趄而前行。（原文载共识网 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