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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顺庆：再说“失语症” 作者：河大文学院 点击数：903 更新：2009-10-1 自我于 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对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见文艺研究199
2、9 年第 3期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一文）还有人甚至说：“斯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来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见江淮论坛2001 年 3期程勇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这一话题不仅反响强烈，而且经久不息，历时竟达十年之久，至今仍论战不休。最近，又有两篇直接针对我所提出的“失语症”而商榷的重要论文。一篇是文学评论2005 年第二期蒋寅教授的论文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另一篇是云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期陶东风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文化“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蒋寅与陶东风都是学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
3、他们对“失语症”的“反思”与“再思考”是颇有代表性的。既然学界对“失语症”话题仍然兴趣不减，而张节末兄又建议我在这组论文中写“失语症”问题。 我只好打破我对此问题基本不回应的习惯，将十年前的旧话重提，再说失语症。十年来，关于“失语症”问题的讨论的文章颇多，但有不少人对我所说的“失语症”多有误解和不得要领之处，所以讨论与商榷时难免指东打西，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愈鹜愈远。因此，我在这里着重解释一些误解和不得要领之处，由于篇幅限制，只能点到为止，无法一一展开，不尽之意，尚待来日。对“失语症”的一个不得要领之处是将有没有“失语”理解为会不会外语、有没有学问的问题。持此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蒋寅教授。
4、蒋寅指出：“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学者，出国讲学能用他国语言讲另一国家的文学，钱钟书先生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说他决不会失语。这么说来，所谓失语就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 蒋寅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将会不会“失语”看成一个外语水平高不高的问题，其二是将会不会“失语”看成有没有学问，学术功底好不好的问题。用蒋寅的话来说，“失语”就是“不学无术”。显然，蒋寅这一看法完全不得要领。当然，
5、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失语的人肯定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人，但却不能说外语好就不失语。能用外语讲中国的文学就不失语。也不能说，有学问，学术功底好就不失语。关于“失语”与学问或曰学术功底问题，我一开始提“失语症”时就已指出来了，例如在 1996年发表于文艺争鸣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我明确指出，“失语”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原文如下：其二是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也不可思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其情形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论话语不同所致。例如，当古典文学专家们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时，就不
6、可避免地碰到了难以理解的问题，产生了难于解读的现象。我在该文中还举了若干著名学者因用西式话语硬套“风骨”而出现的“失语”现象：中国现当代学者，基本上操的是西方文论话语，建国后主要操的是俄苏文论话语，这套话语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差别甚大，其话语规则，有时大相庭径。用这套与中国话语差别甚大的文论话语来解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当然就会出现误读和曲解。于是乎，当中国学者用“内容-形式”来剖析文心雕龙“风骨”之时，就难免群言淆乱，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兹略举几个互相矛盾之例，舒直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舒直略谈刘勰的风骨论，载光明日报1959 年 8月 16日)陈友琴则完全相反，主张“风”是内容，“
7、骨”是形式。(陈友琴什么是诗的风骨载语文学习1958 年第 3期)，黄海章却认为，“骨”既包括了内容的充实，又包含了形式的严整。(论刘勰的文学主张，中山大学学报1956 年第 3期)，这些互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观点，竟然都出自古文论研究专家之手，似乎不能不使人吃惊，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只要我们从话语规则的角度细思之，详察之，便会恍然大悟：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内容-形式”这一话语。尽管中国有些话语近似“内容形式”，如“文质论”、“情采论”，但文心雕龙风骨却决非论“形式-内容”之篇，“风骨”是中国文论所独具的极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非西方文论话语所能切割，如不顾及中西文论话语之不同，硬要用“内容形式
8、”来切割“风骨”，必然产生上述群言淆乱，漏洞百出的悲剧性结果。其中提到的舒直先生、陈友琴先生、黄海章先生，都可以说是有学问的、学术功底很好的学者。或许蒋寅认为这些学者学问仍不够好，还达不到“举世公认”的高标准，那我就举一个蒋寅在反思一文中反复提到的外文极好、学问又高深的“举世公认”的学者刘若愚先生为例。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是用英文撰写的一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其中有一段对刘若愚该书的评论：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尽管论述的主要内
9、容是中国古代文论，但由于采用了西方的诗学构架，加之作者又有意识地倡导中西诗学比较，遂使这本书成为海外中西比较诗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由于运用阿布拉姆斯之论，将中国文论加以切割、牵强之处似乎无法避免，全书为牵就架构而寻找证据的味道非常浓。有一些论证也还不够准确，例如该书说刘勰文心雕龙没有“决定论”，事实上文心雕龙时序篇通篇都论述决定论。刘若愚以西切中，常常不顾及中国文论实际，甚至扭曲了中国文论，将中国文论机械地切割到他的六种不同的理论中去，往往削足适屐，将中国文学理论硬套入西方文论话语框架中，在刘若愚的构解下，中国文论已不复是中国文论，而是西方理论话语中的一堆材料，
10、是艾布拉姆斯理论的注脚文本。这是典型的失语。对于刘若愚这一重大缺陷，考虑到他是用英文写给西方人看的，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苟求，但是如果将刘若愚当作不失语的典范，那就指错了方向。对于刘若愚的这一重大缺点，台湾学者黄庆萱教授曾有专文评论。但在中国大陆，却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赞颂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崇洋，也是一种失语的根源。这是很值得反省的。综上所述可见，外语不好的人会失语，外语好的人同样会失语；不学无术的人会失语，学问好的人同样也会失语。失语与外语程度及学问深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将之混淆。因为，我所说的“话语”是专指不同的学术规则，“失语”是指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规则。而并非如蒋寅等人所误导的是什么“
11、失学”，或外语不好之类。还有一个避不开的例子是钱钟书，蒋寅认为钱钟书学问好，外文好，因此钱钟书绝不会失语。我也认为钱钟书先生是中国现当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未“失语”的学者之一。但钱钟书之所以没失语，不在于他的外语好，学问好，根本原因在于他仍然运用着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而非西方的话语方式。钱钟书的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都是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连书名都承袭了明代徐祯卿的诗话谈艺录。书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资料，但西方的东西是仅仅作为资料而使用的，与刘若愚恰恰相反，钱钟书决不用西方的所谓系统理论来切割中国文论，而是操着中国的诗话传统来挑选西方资料，比较中西文化与文论。因此，钱钟书的谈艺录，可以说就是中国的
12、诗话传统的延续。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复，自滇归沪小住。友人冒景璠，吾觉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披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可也。” 钱钟书的管锥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话语方式的展现。它是秉承中国传统话语“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对中国先秦至唐的十部文化元典进行了阐释。该书长达 136万字，但并不是以西式的、宏观性的、体系性的论著形式出现，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注、疏、传的方式来书写，甚至用文言作书。每“则”通常以古籍或评注中的一句引文为起始，然后便援引古今中外
13、各个时期的评论及与之并行的比照文字，最后是钱钟书自己的观点。在阐释中，钱钟书引用了大量的西方话语使中国传统话语的内涵得以彰显。与今天的某些一味崇洋的学者相比，学贯中西的钱钟书更有中国风骨，他绝不盲目崇拜西式理论，在管锥编中，他不但批判黑格尔之类西方大师对东方的“无知”，而且还十分推崇中国诗学的话语方式。努力去探索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散金碎玉。钱钟书指出：“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大量这类文献的研究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表了个态，对理论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倒是诗、词、笔记里，乃至谣言和训诂里，无意中三言两语，
14、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 只可惜没有失语的学者如钱钟书之辈，在当代已是凤毛麟角，已成为极个别的现象。总体上而言，中国文化与文论，基本上是失语的。其实，承认自己的“失语”，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因为，这是个事实。即便“失语”是耻，也应该“知耻而后勇”，而不应“讳疾忌医”，如此，中国的学术才有希望。鲁迅当年写阿 Q正传，痛批国民劣根性，肯定也有人心里很不舒服，但“阿 Q精神”的总结，不正是警醒了中华民族么！从上述蒋寅教授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我讲的“失语”是失的什么“语”。我讲的“失语”，实际上指的是失去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规则。
15、而同时，或许有人会问，你所说的“学术规则”到底是指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在多篇论文中曾简略谈过。但似乎仍有许多人搞不明白，以致于指东打西、南辕北辙。出现了许多误解和不得要领之文。所以，很有必要再进一步说说什么是话语“规则”，我们失的是什么“语”。有人认为，传统中国文论话语无非是“文气”、“风骨”、“神韵”、“妙悟”、“意境”等等范畴，这是一个误解，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我所说的“话语”或“学术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学术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潜在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局限的，而学术规则是贯穿于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的。此即我常常所说的“死范畴”、“话语规则”。即范畴可能死亡，而规则仍然存在。
16、举例来说：“风骨”这一范畴，先秦并没有，“妙悟”这一范畴，魏晋时并没有，“神韵”这一范畴是到了明清才产生的，这些具体的、个别的范畴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会随着时代产生，也会随着时代灭亡的。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深层学术规则，则是早已产生，而且一旦形成，是不轻易消失的，并始终支配性地统治着中国文论范畴。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语中，已经蕴含了中国的学术规则，周易系辞的“立象尽意”，庄子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则进一步确立了一套中国的学术规则与话语生成及话语言说方式，以后逐渐形成了强调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旨的话语方式。这个话语方式，表现在中国的禅宗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之中，表现在中国哲学中的言意之辩之中，表现在强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中国文学中，更表现在中国文论的“妙悟”、“兴趣”、“比兴”、“神韵”、“意境”等范畴之中。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