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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上博简(二)中有子羔、 容成氏两篇是讲上古史的,其中子羔篇以子羔问、孔子答的形式讲了“昔者”尧、舜、禹之间的“禅让”( “善与善相授” ,舜与禹之间的“禅让”脱简少文), 容成氏则如整理者李零先生所说,从最古的约二十一个帝王一直讲到周文王和周武王,“三代以上, 皆授贤不授子, 天下艾安; 三代以下, 启攻益, 汤伐桀, 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前后适成对比。 ”我想,从“前后适成对比” 上说,这类似于 孟子万章上 中所讨论的是否 “至于禹而德衰”的问题; 而其中的 “启攻益” 即简文所说 “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则使我考虑到经与史的关系问题。这里的 “经” 是泛指先秦时期留下的
2、儒家典籍(包括大戴礼记等), “史”主要是指史记以来的“正史”。一关于“启攻益” ,见于容成氏的第33、34 简,其文云: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从“禹有子五人”至“欲以为后”,其句式与前面讲的“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 , “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完全相同;后面的“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句式与前面的 “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也完全相同 (据陈剑先生 上博简 容成氏 的拼合与编连问题 ,第 12 简与 23 简相连, 其中缺文亦应是“舜乃
3、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变化就出在舜、禹“五让”之后“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而皋陶“五让”之后却“遂称疾不出而死”。 “禹于是乎让益” ,即另请益为接班人( “后” ) 。至此,容成氏的记载与“正史”是相符合的,史记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 而皋陶卒。 , 而后举益,任之政。”而且,据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是已经完成了“禅让”的程序的,但接下来的记载就有歧异了。容成氏的记载是“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夏本纪的记载是:“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受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4、。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本纪的记载实是本于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天下之民从之, 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 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 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这里的差别只是, “禹荐益于天” “任之政”后, 孟子的记载是“七年,禹崩”, 夏本纪的记载是“十年”禹崩( “十
5、”可能是“七”之误字,也可能是从“帝禹立”算起,但古本竹书纪年记“禹立四十五年”,又见太平御览卷八十二;今本竹书纪年既云“八年帝陟” ,又云“禹立四十五年”,王国维谓足见今本“杂综诸书,未加修正”) ; “三年之丧毕”后, 孟子 的记载是益避居 “箕山之阴”, 夏本纪 的记载是避居 “箕山之阳”( 史记正义按: “阴即阳城也。括地志 云: 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误,本是嵩字,而字相似。 其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则为嵩山之阳也” ) 。夏本纪 为此事作的解释,一是“禹子启贤, 天下属意焉” , 其意已在上引孟子的话中;二是“益之佐禹日浅, 天下未洽”,这也本于孟子所说“益之相禹也,历年
6、少,施泽于民未久”( 孟子万章上 ) 。容成氏关于“启于是乎攻益自取”的记载,与孟子、 史记大不相同;按照刘知几史通所说,这是“语异正经”,而且是“于正书犹无其证”( 史通疑古 ) 。这里所说的“正经”和 “正书”, 就包括正统的儒经和正史。刘知几当然没有看过近年才出土的容成氏,他所谓“语异正经”云云,评论的是他那个年代“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的“汲冢书”即竹书纪年等。评论的书虽然与容成氏的出土年代相差一千七百多年(“汲冢竹书”出土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即公元281 年) ,但两种竹书的成书年代是大约同时的(竹书纪年纪到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 年为止,此与郭店竹简的墓葬年代差不多,我觉得容
7、成氏等与郭店儒家简的成书年代差不多,其成书的时间要比 竹书纪年 的纪年下限要早) ,而且评论的事的确是一回事。确切地说,刘知几评论的是“汲冢书”中记载的四件事,重点说的是两件事, “启攻益”是其中之一。刘知几说:汲冢书云: “舜放尧于平阳” , “益为启所诛” ,又曰:“太甲杀伊尹” , “文丁杀季历” ,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 唯益与伊尹受戮,于正书犹无其证。这里的“舜放尧于平阳” ,是出自汲冢琐语 ,此书与竹书纪年一同出土,晋书束皙传谓“ 琐语十一篇, 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 , 隋书 经籍志著录“古文琐语四卷,汲冢书”, 史通杂说上云: “ 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
8、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 左氏亦载此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欲舍传闻而取所见, 则左传 非而晋文实矣。 ” “益为启所诛”等三条,是出自竹书纪年 ,史通杂说上云: “ 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 与经典所载,乖刺甚多。” 这三条均见于现传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的古本竹书纪年 ,其文云:益干启位,启杀之。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文丁杀季历。以上三条的后两条,在明代成书的所谓“伪本”今本竹书纪年中尚存(古本竹书纪年在南北宋之际佚失) ,只是
9、第二条在 “乃自立” 后有“约案: 伊尹自立, 盖误以摄政为真尔” ,在“杀伊尹” 后多“天大雾三日” ,在“中分之” 后有“约案: 此文与前后不类, 盖后世所益” ;第三条作“王杀季历” 。至于“益干启位,启杀之”,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已变成:“禹荐益于天, 七年禹崩, 三年丧毕, 天下归启。”王国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此“出孟子 万章上” 。现传古本竹书纪年是清人朱右曾辑录(原名汲冢纪年存真) ,也就是说,关于“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载在两宋之际古本佚失之后,至明代被“今本”中的孟子之说取代,至清代才又复见于古本竹书纪年。此条能复见于竹书纪年,据王国维的考证,端赖晋书束皙传 ,其次就是刘知几
10、史通的疑古篇和杂说篇。看来,晋书束皙传关于“汲冢竹书”出土的“原始记载”是弥足珍贵的,兹把有关纪年部分录于下: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 启杀之; 太甲杀伊尹; 文丁杀季历; 自周受命, 至穆王百年, 非穆王寿百岁也;幽 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古人对于“汲冢书”与儒家经传的异同是很敏感的,所以先是肯定纪年“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然后指出其与 “经传大异” 的几条, 其中就有 “益干启位, 启杀之”。在古本 竹书纪年佚失后,书中关于“启攻益”
11、的记载,除了刘知几史通所引“益为启所诛”或“后启杀益”之外,可能只留下了晋书束皙传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因此现传古本竹书纪年的辑录者便照录之。而关于“太甲杀伊尹”,因又见于春秋经传集解后序、通鉴外纪 、 太平御览等书,所以辑录的文字比“太甲杀伊尹”要详。由此可以说,关于“启攻益”的记载,如果没有晋书束皙传和史通的疑古、 杂说篇,此事就在竹书纪年 中消失了, 而容成氏 的“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就可能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新发现(虽然在战国策中也有出于策士之口、令人难以置信的“启攻益”之说,详后) 。据史记夏本纪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是已经完成了“禅让”之程序的。因此,益被
12、启取代,只能是益先避让,然后才有启贤或不贤的问题。竹书纪年记此事为“益干启位,启杀之”,不但益的结局与经、史大异,而且此事的起因也与经、史矛盾。也就是说,益没有避让启,而是“干”启之位,权位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在启一边。看来,在竹书纪年作者的笔下,启杀益是一个历史事实,只能直书实录,而“益干启位”则渗入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使用了“春秋笔法”。相比之下, 容成氏的“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可能是较早的对当时“传说”的一种“原始”记述。二容成氏和竹书纪年对“启攻益”的记载与经、史大异。这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其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应该一齐考虑的还有子羔篇以及郭店竹简中的唐虞之道。在近年出土的竹书中,对“禅让”给予最充分肯定的是唐虞之道。其文云:唐虞之道, 禅而不传。 尧舜之王, 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 圣之盛也。 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