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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上博简（二）中有子羔、 容成氏两篇是讲上古史的，其中子羔篇以子羔问、孔子答的形式讲了“昔者”尧、舜、禹之间的“禅让”（ “善与善相授” ，舜与禹之间的“禅让”脱简少文）， 容成氏则如整理者李零先生所说，从最古的约二十一个帝王一直讲到周文王和周武王，“三代以上， 皆授贤不授子， 天下艾安； 三代以下， 启攻益， 汤伐桀， 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前后适成对比。 ”我想，从“前后适成对比” 上说，这类似于 孟子万章上 中所讨论的是否 “至于禹而德衰”的问题； 而其中的 “启攻益” 即简文所说 “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则使我考虑到经与史的关系问题。这里的 “经” 是泛指先秦时期留下的
2、儒家典籍（包括大戴礼记等）， “史”主要是指史记以来的“正史”。一关于“启攻益” ，见于容成氏的第33、34 简，其文云：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从“禹有子五人”至“欲以为后”，其句式与前面讲的“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 ， “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完全相同；后面的“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句式与前面的 “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也完全相同 （据陈剑先生 上博简 容成氏 的拼合与编连问题 ，第 12 简与 23 简相连， 其中缺文亦应是“舜乃
3、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变化就出在舜、禹“五让”之后“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而皋陶“五让”之后却“遂称疾不出而死”。 “禹于是乎让益” ，即另请益为接班人（ “后” ） 。至此，容成氏的记载与“正史”是相符合的，史记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 而皋陶卒。 , 而后举益，任之政。”而且，据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是已经完成了“禅让”的程序的，但接下来的记载就有歧异了。容成氏的记载是“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夏本纪的记载是：“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受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4、。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本纪的记载实是本于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天下之民从之， 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 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 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这里的差别只是， “禹荐益于天” “任之政”后， 孟子的记载是“七年，禹崩”， 夏本纪的记载是“十年”禹崩（ “十
5、”可能是“七”之误字，也可能是从“帝禹立”算起，但古本竹书纪年记“禹立四十五年”，又见太平御览卷八十二；今本竹书纪年既云“八年帝陟” ，又云“禹立四十五年”，王国维谓足见今本“杂综诸书，未加修正”） ； “三年之丧毕”后， 孟子 的记载是益避居 “箕山之阴”， 夏本纪 的记载是避居 “箕山之阳”（ 史记正义按： “阴即阳城也。括地志 云： 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误，本是嵩字，而字相似。 其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则为嵩山之阳也” ） 。夏本纪 为此事作的解释，一是“禹子启贤， 天下属意焉” ， 其意已在上引孟子的话中；二是“益之佐禹日浅， 天下未洽”，这也本于孟子所说“益之相禹也，历年
6、少，施泽于民未久”（ 孟子万章上 ） 。容成氏关于“启于是乎攻益自取”的记载，与孟子、 史记大不相同；按照刘知几史通所说，这是“语异正经”，而且是“于正书犹无其证”（ 史通疑古 ） 。这里所说的“正经”和 “正书”， 就包括正统的儒经和正史。刘知几当然没有看过近年才出土的容成氏，他所谓“语异正经”云云，评论的是他那个年代“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的“汲冢书”即竹书纪年等。评论的书虽然与容成氏的出土年代相差一千七百多年（“汲冢竹书”出土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即公元281 年） ，但两种竹书的成书年代是大约同时的（竹书纪年纪到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 年为止，此与郭店竹简的墓葬年代差不多，我觉得容
7、成氏等与郭店儒家简的成书年代差不多，其成书的时间要比 竹书纪年 的纪年下限要早） ，而且评论的事的确是一回事。确切地说，刘知几评论的是“汲冢书”中记载的四件事，重点说的是两件事， “启攻益”是其中之一。刘知几说：汲冢书云： “舜放尧于平阳” ， “益为启所诛” ，又曰：“太甲杀伊尹” ， “文丁杀季历” ，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 唯益与伊尹受戮，于正书犹无其证。这里的“舜放尧于平阳” ，是出自汲冢琐语 ，此书与竹书纪年一同出土，晋书束皙传谓“ 琐语十一篇， 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 ， 隋书 经籍志著录“古文琐语四卷，汲冢书”， 史通杂说上云： “ 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
8、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 左氏亦载此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欲舍传闻而取所见， 则左传 非而晋文实矣。 ” “益为启所诛”等三条，是出自竹书纪年 ，史通杂说上云： “ 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 与经典所载，乖刺甚多。” 这三条均见于现传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的古本竹书纪年 ，其文云：益干启位，启杀之。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文丁杀季历。以上三条的后两条，在明代成书的所谓“伪本”今本竹书纪年中尚存（古本竹书纪年在南北宋之际佚失） ，只是
9、第二条在 “乃自立” 后有“约案： 伊尹自立， 盖误以摄政为真尔” ，在“杀伊尹” 后多“天大雾三日” ，在“中分之” 后有“约案： 此文与前后不类， 盖后世所益” ；第三条作“王杀季历” 。至于“益干启位，启杀之”，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已变成：“禹荐益于天， 七年禹崩， 三年丧毕， 天下归启。”王国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此“出孟子 万章上” 。现传古本竹书纪年是清人朱右曾辑录（原名汲冢纪年存真） ，也就是说，关于“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载在两宋之际古本佚失之后，至明代被“今本”中的孟子之说取代，至清代才又复见于古本竹书纪年。此条能复见于竹书纪年，据王国维的考证，端赖晋书束皙传 ，其次就是刘知几
10、史通的疑古篇和杂说篇。看来，晋书束皙传关于“汲冢竹书”出土的“原始记载”是弥足珍贵的，兹把有关纪年部分录于下：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 启杀之； 太甲杀伊尹； 文丁杀季历； 自周受命， 至穆王百年， 非穆王寿百岁也；幽 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古人对于“汲冢书”与儒家经传的异同是很敏感的，所以先是肯定纪年“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然后指出其与 “经传大异” 的几条， 其中就有 “益干启位， 启杀之”。在古本 竹书纪年佚失后，书中关于“启攻益”
11、的记载，除了刘知几史通所引“益为启所诛”或“后启杀益”之外，可能只留下了晋书束皙传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因此现传古本竹书纪年的辑录者便照录之。而关于“太甲杀伊尹”，因又见于春秋经传集解后序、通鉴外纪 、 太平御览等书，所以辑录的文字比“太甲杀伊尹”要详。由此可以说，关于“启攻益”的记载，如果没有晋书束皙传和史通的疑古、 杂说篇，此事就在竹书纪年 中消失了， 而容成氏 的“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就可能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新发现（虽然在战国策中也有出于策士之口、令人难以置信的“启攻益”之说，详后） 。据史记夏本纪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是已经完成了“禅让”之程序的。因此，益被
12、启取代，只能是益先避让，然后才有启贤或不贤的问题。竹书纪年记此事为“益干启位，启杀之”，不但益的结局与经、史大异，而且此事的起因也与经、史矛盾。也就是说，益没有避让启，而是“干”启之位，权位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在启一边。看来，在竹书纪年作者的笔下，启杀益是一个历史事实，只能直书实录，而“益干启位”则渗入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使用了“春秋笔法”。相比之下， 容成氏的“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可能是较早的对当时“传说”的一种“原始”记述。二容成氏和竹书纪年对“启攻益”的记载与经、史大异。这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其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应该一齐考虑的还有子羔篇以及郭店竹简中的唐虞之道。在近年出土的竹书中，对“禅让”给予最充分肯定的是唐虞之道。其文云：唐虞之道， 禅而不传。 尧舜之王， 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 圣之盛也。 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