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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文化中的悲剧试析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形象姓名：卢雪莉姓名：卢雪莉学号：学号：8080摘要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大收获。作品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了一批令人悲哀和同情的人物形象。其中，白嘉轩与鹿子霖就是两个极为成功的形象，本质上，他们都是封建文化、思想的受害者。在痛苦的磨砺下，他们失去了反抗和生存的能力，一步步被所谓的正义、仁义的传统文化所吞噬，最后在无奈与痛苦之中挣扎着渐渐走向生命灭亡的终点，演绎出悲剧的人生。 关键词 白鹿原 人物形象 封建思想 悲剧白鹿原以渭河平原上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夺和冲突，全方位地展示了 20 世纪上半
2、叶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存状态，勾勒出一幅凝重的历史化卷。作品中，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一直贯穿全书的始终， 白嘉轩和鹿子霖的人生道路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都无可挣脱地走进悲剧，他们的悲剧透视出的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作者认为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悲剧形象“是一种文化底蕴之中的两种类型，他们的全部作为和最终结局不是我的评价，而是我们能理解到的历史和生活的必然。 ”白嘉轩是社会的宠儿，他维护了社会文化；而鹿子霖是社会的弃儿，他玩弄了社会文化。但是，在一个制度和思想到了末路的时候，他们的这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都要受到打击和毁灭的，都要经历悲剧的人生。一、白嘉轩封建卫道士白嘉轩他是作品中塑造的最
3、成功、最丰厚、最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人格代表，白嘉轩身上复杂的凝聚了民族文化的温情与乖谬。在白鹿村里，他是一族之长，其道德人品完全符合宗法家长的规范，牢记古训，以耕读持家，积善积德，挺直腰堂堂正正做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不忘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振兴家业，艰难的维持着整个家族的日常运转。同时，他还是一个长者，有忠孝仁义，温柔敦厚的古风。对大儒朱先生尊崇有加；以兄弟之礼对待长工鹿三，同桌吃饭，同地干活；不论尊卑，视黑娃如亲子，供他上学；而对自己的子女，则严格要求，其风范为他周围的人所称道。交农运动、祭神取水体现他勇敢和崇高；善待鹿三一家，制定乡约 ，又说明他仁义。然而
4、，他性格中还有保守、虚伪乃至残酷的一面。 巧换宝地、种植鸦片，显示他狡猾虚伪的一面；严惩田小娥、白兴儿、白孝文，又显示他的残酷。特别是对田小娥，更显出他的残忍，哪怕是在田小娥死后，仍然深恶痛绝之，在其窑洞上造塔让她永世不得翻身。民族文化的乖谬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格在他身上的显现。面对命运，他泰然处之，百折不挠。他宽厚仁慈、不计前嫌，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个性魅力。他的为人、他的处事无不散发着传统人格的魅力。在白嘉轩心目中，他想建立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即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礼教仁义的道德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安定。但是这个和谐乌托邦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白
5、嘉轩始终与那块黄土地上的文化以及那块土地上的生存方式浑然一体，在沧海桑田的变幻中未曾动摇过自身的根基，他坚守着并且身体力行着祖宗传下来的宗法文化的全部要义、规范和准则，在白鹿原上充当着一个被神化了的人格的角色。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人物，他也有着相当残忍的无人道的表现。他以仁爱之心、以义举善行来建设原上的世界；以残忍的手段、严酷的族规来维护这个世界、同时冷峻地把自己和历史拉开了距离，以保持住那块稳固不变的文化领地的自立。然而，现实与历史的运动一次次地击碎了他的愿望。白嘉轩沉重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想在咱原上活，心上就得插得住刀。 ”这道出了这个人物内在的辛酸、悲凉和难以言表的痛苦。仁爱的长者
6、与严酷的族长，人格的慎独与生命的悲哀，这几重因素的相互激荡，构成了白嘉轩内在的性格内容。这样的人物作为作家讲述民族秘史的一个隐喻体，他给了我们一种精神的希望，同时也给我们以某种文化的悲哀，而这种复杂的审美感受，正是作家执著的寻求民族文化的希望与深沉地思考民族历史悲剧所带来的产物，它体现的也是一种现代的焦虑。当陈忠实也清楚地认识到白嘉轩和白嘉轩所代表的文化世界在历史面前地无能为力，因此，整部家族小说的历史叙事，在苍劲的基调上又染上淡淡茫茫的哀愁，让人感到一种文化重建的艰辛与苦痛。从白嘉轩的身上可以突出地感觉到中国封建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的积厚恒远，他的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民族的维系纽带，这也是白嘉轩这
7、个人物性格丰厚深刻的地方。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的形式，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在白鹿原这个特定的历史舞台上，以种种人物的生存状态、矛盾斗争、命运际遇表现出一个“生活的演进过程”和“历史的演进过程” ，以“艺术掌握”的方式来展示作家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生命体验”1在小说中，对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的塑造，作者既把他当做较为理想的农人典型，也把他当做一面可以澄清鉴行的“镜子”作者也经由白嘉轩写了传统的“仁义”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有用性与无用性，尤其是白嘉轩不无欣幸地把儿子孝文当了县长以为是白鹿“显灵”的结果，更是以一种悖论性的内含，暗示了白嘉轩仁义追求走向意愿反面的最终破产。在这里， “
8、作者在白嘉轩人格精神的悲剧结局里，不仅映现了社会生活在急剧变动之时难分青红皂白的某种冷淡性、无情性，而且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文化精神肯定与否参半、赏赞与批判相间的历史主义态度，尽管那样更像是一曲略带忧伤色彩的挽歌”2总之，白嘉轩这个封建卫道士，就是想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封建礼教武装自己，并以此来实现他在白鹿原的统治。然而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秩序一贯制的时代已经结束,传统文化的天空已经开始坍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他妄想做这历史激流中一隅顽石,于是他被冲垮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了。二、鹿子霖封建伪道士与白嘉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奸诈、阴毒、淫乱而又懦弱的鹿子霖。鹿子霖是鹿家在白鹿原上的代表，他同样是一
9、家之长，同样受到了封建文化的毒害。但是，与白嘉轩坚决维护不同，他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不是那么的坚决，而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道士。一方面他也和白嘉轩一样主持正义公道，维护仁义白鹿原的美誉；另一方面，他又干的尽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想巧取豪夺李寡妇的土地，他粗暴干涉儿子的婚姻，诱奸田小娥，设计害死了白兴儿，又把白孝文拖入了罪恶的深渊，他整死了贺老大，为谋得一官半职，他又残酷的报复了农协运动，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用白嘉轩的话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不知道，而在自家知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的；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3不过这里要指出的
10、是作者描写的这一个人虽然敲诈、剥削乡民，私饱中囊、营私舞弊，但他们在人格上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其重义轻利的闪光点。修建祠堂、办学校，首先支持两个孩子到城里上学，鹿子霖不但表现出他非常的组织才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明和大度，他同样是白鹿原上受人尊敬的乡约。 “这就是在中国悲剧中， 恶的势力往往以伪善的正义面孔出现，这就必然地在行动上不可能剑拔弩张，反倒是温情脉脉或道貌岸然。 ”4作品把这个人物放在历史的潮流中，放在生活的流程中，放在时代的社会关系里，放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去描绘他的人生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他的悲剧是时代性的、政治性的、阶级性的，但归根结底是人性的。鹿子霖被关进监狱以后，白嘉轩面
11、对鹿子霖凄惨的家境也生出了几分怜悯（从中也可以看出白嘉轩比鹿子霖更“人性”些） ，并不由回忆起幼年时的鹿子霖：“眼前忽然浮现起小他两岁的鹿子霖幼年的形象，前胸吊着一个银牌，后心挂着一只银锁，银牌和银锁上各系着两只银铃，凭银铃的响声可以判断鹿子霖是平步走着还是欢蹦蹦地颠跑着”（白鹿原第 357 页）这是一个多么天真、活泼、稚纯的形象，这是个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生命！在白嘉轩看来，鹿子霖悲剧是鹿家“家风不正，教子不严” ， “原来就是根子不正身子不直修行太差”的结果。这是白嘉轩从封建礼教观念出发得出的认识。其实，鹿子霖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对鹿子霖来说，政治性、阶级性实现的过程就是人性扭曲的过程，就
12、是美好人性丧失和泯灭的过程。鹿子霖一生也都在“追求” ，在“奋斗” ，但是，他的“追求”和“奋斗”是建立在贪欲的基础上的。这种贪欲的实现则是对他人的占有、剥夺、破坏或毁灭，所以这种“追求”和“奋斗”不是向着人类的极终目标自由的实现，而恰恰相反，是在为自己和他人制造枷锁。总之，他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与人类的价值选择方向、与社会时代的价值方向背道而驰的，这就是鹿子霖人生悲剧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说白嘉轩体现的是儒家礼教正统的话，那么鹿子霖则是这一礼教的邪恶的“浪子” ；白嘉轩的价值观念来自儒家理想和封建宗法制度，这一观念塑造了他刚直的人格精神，也使他的生命有过闪光的时刻，鹿子霖的价值观念则出于卑琐的私欲
13、，这一观念决定了他的寡廉鲜耻、蝇营狗苟的生命历程，这一历程中全部是灰暗的色彩；白嘉轩的人性中也显现出丑恶、冷酷的一面，那是传统观念和宗法制度扭曲的结果，鹿子霖的性格中充满了丑恶和龌龊，它们直接诞生于他的人性中发霉的土壤上；白嘉轩的儒家民本思想和民主意识使他成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者，鹿子霖的贪婪、奸滑、势利、投机使他成了地主阶级中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丑恶典型；白嘉轩的形象内涵主要是文化的，他的悲剧主要是文化的悲剧，鹿子霖的形象内涵主要是阶级的和政治的，他的悲剧也主要是阶级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白嘉轩和鹿子霖的悲剧都具有人性的内容，但本质上却是极不相同的；他们的悲剧又都是社会的、时代的、历史
14、的，只是他们的悲剧的价值向度是相去甚远的。三、民族文化投射出的一“卫” 、一“伪”在白鹿原这个特定的历史舞台上，作者用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人物隐喻民族的人格理想和文化理性，暗示民族文化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感。面对这代表着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一“卫”、一“伪”的两个人物时，我们会感到，这两个人物来到世间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民族文化史，他们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们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其存在本身，即无可质疑地诉说着历史与文化。6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人格代表，白嘉轩身上复杂的凝聚了民族文化的温情与乖谬。白嘉轩一出场，就以他的“六娶六亡”以至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传奇
15、经历先声夺人。小说劈头第一句话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7暗喻他的出现如何不同凡响。作者写这位白鹿原的族长，有意疏离其社会性，强化其文化性。从这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证实了“男尊女卑”、“传宗接代”、“一夫多妻”等多种儒家传统思想。 主人公白嘉轩的一生，就是实践儒家思想的一生，说具体点就是“仁义至上”。从秉德老汉给长工鹿三娶媳妇到白嘉轩资助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都体现了一个“仁”字；白嘉轩和鹿三谈心时说他一辈子从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其行为是履行一个“义”字。白嘉轩从骨子里流淌的都是儒家的血，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他的信念是至高无上的儒家信念。白嘉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由这
16、种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的吃人，也不是一味的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和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和抹杀人性的矛盾。他始终以“修身齐家” 、 “学为好人”的儒家精神为原则，凡事力求光明磊落,什么事都要通过 “祠堂”族法来决定，在他的一切活动中都渗透着那种封建宗法观，而正是这种强烈又明确的观念支撑着他那挺得又直又硬的腰杆。这腰杆便象征着他的人格力量，象征着几千年的古老文化。白嘉轩表面上是个循循长者，但当他面对三儿媳迟迟不孕，却叫兔娃传宗接代，他似乎是忘记了当乡约公布不久后指责白满仓之妻扯襟坦脯的义正辞严。在作品的最后，他的腰杆再也挺不起来了，这就预示着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的支撑封建大厦的脊梁已经倒塌。而与之相对的是民族文化的“逆子”鹿子霖。他并非自身摒弃了文化，而正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奸诈、阴毒的性格。但是，与白嘉轩的坚决维护不同，他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不是那么的坚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