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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訪問：李毓澍紀錄：周道瞻時間：民國五十三年五月至五十四年十二月地點：台北蔣公館家世及教育（光緒十九年至宣統三年，18931911）我的家鄉是浙江省的諸暨縣，清代屬於紹興府，一府兩縣，另一縣便是嵊縣。這一帶人民的生活大都小康。一般人家的子弟受到中等教育，無力升學的大部份到政府機關去充當小吏，或者當訟師，所謂紹興師爺大致是這樣來的。我的家鄉叫盤山，說起來是一個很有名的地方，便是春秋時代的絕代美人西施的故鄉，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古蹟供人憑弔，還有許多傳奇故事在民間流傳。這一帶民風非常純樸，風景非常優美，物產豐饒。自浙贛路建造後，地方更加繁榮。蔣家這一族是宋代平定方臘之亂時由江蘇的宜興遷
2、來的，支族繁衍分佈在浙東一帶，有完備的家譜，記載著蔣家的譜系。我兒提時代曾隨家人到宜興去祭掃過遠祖的墳寢和展拜宗祠，至今尚能依稀記憶。海禁開放之後，浙江省首先接觸到近代物質文明和西方的思想，在整個中國來講，可說是得風氣之先，對於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思想界有著很大的影響，佔著很重要的地位。由於地方殷富和教育發達，浙江可說是人文蔚起，國人稱之爲江浙人文藪 。蔣族中，近代出了一些名人，除了總統之外，其他尚有名軍事家蔣百里（方震）先生、蔣百器（尊簋）先生、最近逝世的蔣夢麟先生，以及總統最信任的蔣伯誠先生。伯誠先生是我的族叔，是與我最近的支族，我自己這一支在祖父時代算得上小康，到我父親千朗公時，食之者眾，
3、生之者寡，家境便漸漸地窮困起來。我父親從小進學堂念書還是靠自己工作來籌措學費才完成自己的學業，可以想知家境的艱辛。就是因爲他自己從小飽受了這種痛苦，所以後來鼓勵我上進，在我能力達到時，要我創辦地方福利事業。到我念書時，家境並未好轉，所以只能在本地念小學堂，我是光緒十九年（1893 年）出生的，九歲啟蒙，一念就念到十八歲，一共念了九年小學，那時小學沒有嚴格的學年限制，與私墊的區別不大，本來早就該到紹興府去念中學，可是到紹興念中學每年需要拿出一百二十元現大洋做學費和生活費，以當時我的家境來說，是無法負擔的，所以我在小學一直念下去，念了九年，直到光復的那一年（1912 年） ，才進入紹興軍事學堂，開
4、始我這一生的軍人生活。我念的小學叫做翊忠學堂，諸暨很多的名人大半出身於翊忠學堂。校長是鄉哲吳仲懷先生，他是前清的舉人，是一位碩學之士，他受了革命思潮的薰染，很早便參加同盟會。從他對同學們談話的口中，我第一次聽到革命 、 孫逸仙 、 檀香山等一連串以前未曾聽過的新名詞。當時他與革命黨人時相往還，革命黨人中徐錫麟更是他的好友，就是因爲此等淵源，蔡孑民、馬敍倫諸人，都曾被延聘到翊忠學堂來擔任過教習，所以新思想的種子很早便已傳佈到翊忠來了。離學校不遠的地方，有俞曲園藏書處、大庵寺、石塔等名勝，是我小時遊蹤常到的地方。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 ，我十四歲那年，五月廿六日（陽曆七月六日） ，徐錫麟在安
5、慶刺殺巡撫恩銘。在先，我幾乎因爲馬宗漢先生的關係，而去安慶進徐錫麟的陸軍小學。如果那一次去了，一定會參加那一次的舉義，不知生死如何了，現在已無法想起是爲了什麼一件小原因沒有去安慶，也就失去了一次參加實際行動的機會了。討袁護國之役，吳仲懷老先生竟不顧北軍在蘇浙一帶勢力，毅然在諸暨號召舉義，可以想見此老風範。就在這種教育的環境裡，我從小就接受到革命思想的濡染，立定了從軍報國的志願。當時浙東的小學除四書五經外，還要念地理、格致、英文、德文。由於我小學念九年，所以根基打得很好，對於以後的立身處世、修養志節，有了很大的幫助。光復的那一年（1912 年）我十八歲，到杭州考進了學生軍，後來併到紹興大通陸軍學
6、堂。大通陸軍學堂的淵源：清末，浙江杭州設有都督府，都督府辦有一所陸軍中學，紹興設有分都督府，分都督府也辦一所陸軍中學。民元以後，紹興分都督府撤銷，紹興的陸軍中學也就與杭州的陸軍中學合併爲一，改稱大通陸軍學堂。學堂的學員分爲兩種，一是學員隊，學員隊的構成份子是民元時參加起義攻打南京天保城的浙軍幹部。清末軍隊中的下級軍官素質很低，有的識字很少，因此，把他們調到大通陸軍中學來受訓，帶職支八成薪。普通支隊長哨官等原來支四十元的，調訓時便支三十二元，待遇算是很優厚的了。另外一隊爲學生隊，便是從學生軍考選的學員，我是考進去的，我們考進去的人素質比較好、也比較整齊，可是一個月只支七塊半錢。交去三塊錢的伙食費
7、，剩下四塊半錢，由於當時的物價低，四塊半錢已經夠零用了，我一生所崇拜的李筱和師，就在隊裡教授軍事學，以後我還會談到他的事跡。浙江獨立到護法（民國元年至十二年，19121923）陸軍學堂受業期限是三年，民國三年我從陸軍學堂結業，分發到浙江督軍署守備隊擔任第二連的少尉排長，這時我才二十一歲。到了杭州三年，由於接觸較多，知識大有增益，對於北洋軍人之專橫跋扈，亦有所瞭解，所以對於革命或革新這一類的，有著熱忱的理想，在工作上也力爭上游。民國五年，升任中尉排長，那時浙江督軍是朱瑞，參謀長金華林，這兩個人都是北洋份子，他們對於總理所倡行的革命異常冷淡，有時甚至反對革命，是十足的官僚。我在守備隊時期，既對時局
8、前途懷有理想，所以便交結了一班擔任下級幹部的朋友，準備將來共圖大業。他們也都是有抱負的熱血青年，其中和我最知己，浙江獨立助我最大者，爲第三連的區排長，後於民國十九年死在杭州，壯志未酬，很是可惜。民國五年，袁世凱帝制自爲，朱瑞爲迎合袁氏意旨，獻媚勸進，製造民意，擁護帝制。我們這一班熱血青年的低級幹部對於袁氏之倒行逆施， 以及朱瑞的無恥諂媚行爲， 莫不義憤填膺，密謀驅逐朱瑞，浙江實行獨立，並聯合各省獨立推翻袁氏，共謀國是。那時我才二十三歲，已與張炯先生密取聯繫，張炯先生是革命先進王文慶先生派來浙江做聯絡工作的。我早就說通了下級帶兵官褚佐善等人在西湖密商舉義事項，把守備隊中不可靠的排長看管起來，以兩
9、個排爲起義的基幹，號召了守備隊大約有一個團的兵力，集中在城外報國寺和車站兩處，宣佈響應雲南護國軍，浙江獨立，聯合各省推翻帝制。 （註：陳肇英先生在他紀念七十大慶的宏文上說他曾參與浙江獨立，其實他根本沒有參加西湖之會和舉兵事） 。當時浙江的兵力還有另外一個師、一個旅（童葆暄當時擔任旅長） 、砲兵一連、警察一連、機關槍連一連。如果他們與我們對敵，我們是難以支持的。由於我們以大義相號召，他們對我們的行動深表同情，採取了觀望態度。朱瑞不太十分明瞭底細，以爲大勢已去，就偕同參謀長金華林夤夜乘坐小火輪逃走。浙軍旅長童葆喧乘機率部佔領督軍署，輕易的佔領杭州。童葆暄權任督軍，浙江繼雲南之後宣佈獨立，浙江獨立之
10、後，東南震動，各省紛紛響應。袁氏莫可奈何取消洪憲，憂病而死，浙江獨立就是我以中尉排長策動的一件大事。浙江的內部也是相當複雜的，大體上可以分爲三派，一爲南方派，一爲北洋派，一爲地方派。袁氏死後，北方政權仍然操縱在軍閥政客之手。民國六年，嘉湖鎮守使呂公望逐走巡按使屈映光，自爲都督，北洋政府後來又派楊善德爲浙江督軍。楊善德由上海率北洋的第四師一部入據杭州到任，呂公望出走，北洋派勢力復入浙江。我們這一班激進份子，在北洋勢力之下當然是難以存身。民國六年下半年，我離開杭州到廣東去參加護法政府。民國七年元月，國父命李烈鈞先生擔任護法政府的參謀長，烈鈞先生敦請蔣百器先生任參謀次長，我因爲這種關係到參謀本部去擔
11、任少校參謀。這時護法勢力侷處廣東一隅，連福建都在北洋勢力範圍之內，當時北洋政府派了李厚基爲福建援粵軍總司令，童葆喧爲副總司令，兼浙軍第一師師長，這是用來對付我們護法政府的。我與童葆暄之間有一點歷史淵源，這一點歷史淵源是經過浙江革命先進王文慶先生的關係而建立的。原來文慶先生的胞兄王占慶先生是童葆暄在北洋速成學堂的同學，又是海寧縣的小同鄉，因爲我常與王氏兄弟接觸，自然與童葆暄也就十分稔熟。護法政府因爲我有這種關係，就要我參加方聲濤的部隊，由廣東到閩南，目的想把暫投北洋的童葆暄說服過來參加護法。我道經廈門時，廈門還沒有繁榮起來，連馬路都還沒有，我們到閩南先委呂公望先生去進行。這時王文慶先生的名義是
12、西南護法政府援閩浙軍副總司令 ， 我同時也掛了一個少校參謀的名義。說來很可笑，雙方政治上是對立的，私交上卻又如此親切。由於種種關係，我與童葆喧部隊中的人非常熟悉，我可以在他部隊裡走出走進，而了無嫌猜。可惜由於各懷私心，這一次我們前去運動的效果不大。後來又請出蔣百器先生出來活動，百器先生是革命前輩、名軍事學家，在東南尤其是浙江聲望很高，他當時的名義是閩浙宣慰使。他的活動也未收到全效，只把陳肇英一個團拉來，委派陳當第一師師長。陳此時才與委員長建立了關係，結盟爲兄弟。後來陳任虎門要塞司令，因走私販毒被汪精衛逮捕，幾乎槍斃，從此陳肇英與委員長的關係便告疏遠。這時委員長在福建長泰擔任粵軍第二支隊支隊長，
13、有一次我隨王文慶先生道經長泰，委員長下帖子請文慶先生吃飯，連我們兩位隨員（另一位即區姓排長）也都請了。文慶先生從外面回來，看到了請帖，對我們說： 不要理他，這個人很難纏 ，結果都沒有赴宴。由於我這幾年常在閩南與廣東往來，很自然的便與委員長接觸，因此而熟識起來。民國七年上半年，桂系軍人在南方干涉政治，護法政府政治情況很不順利，福建的軍事也沒有一點進展。七年六月，桂系人竟改組了廣州的軍政府，易大元帥制爲七總裁合議制。桂系實力人物岑春煊也是七總裁之一，岑春煊在清代末年慈禧太后當政時代是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在西南有他的勢力，岑氏操縱下的政府對革命的情勢當然是不利的。八月間，國父取道汕頭赴日本轉上海，潛
14、心著述。廣東局面完全爲桂系所把持，南方的革命勢力轉入低潮，我們在閩南也難以蹬下去，曾亡命到了上海。民國九年秋天，陳炯明奉國父之命由福建的漳州揮軍討伐岑春煊，十月間光復廣州，陳氏受命擔任廣東省省長及粵軍總司令。十一月，國父由上海重到廣州。民國十年五月，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繼續討伐廣西的岑春煊、陸榮廷、沈鴻英等軍閥，規復了廣西。十二月設立大本營，任胡漢民爲大本營秘書長，李烈鈞爲參謀長，我由上海赴大本營任中校局員及上校參謀等職。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在廣州舉兵叛變，圍攻總統府。這幾年，在革命的歷程眞是一波三折。陳炯明本人並沒有危害總理生命的意圖，他打的口號是驅逐群小，陳炯明所指的群小是胡漢民、廖仲愷
15、等人。在陳氏叛變前就已經把廖仲愷拘禁了兩個多月，可以想見陳炯明飛揚跋扈的情形。胡展堂固執耿介，自視甚高，脾氣大，愛罵人，得罪了很多人。陳炯明不滿於胡、廖等人，種下了叛變的根由。我爲什麼說陳炯明並沒有危害總理的意圖呢？因爲總理脫險時所乘的楚豫軍艦和永豐軍艦都在白鵝潭，白鵝潭全在陳炯明的控制之下，這一帶地理情況我非常熟悉，如果陳炯明要危害總理是十分方便的，怎麼能那樣容易的駛出白鵝潭呢？以後事情鬧大了，無法收拾，罪名都加到陳炯明身上。委員長當時在上海，他由上海馳赴廣州護衛總理，眞是認爲此仇此恨不共戴天，總理在廣州又無法立足，偕委員長乘英國軍艦赴上海。因爲這一次變起倉促，我離開廣州時孑然一身，一無所有
16、，亡命到上海時，下身只穿一條短褲，可見其時狼狽情形。民國十一年，許崇智由贛南規復福州，任討賊軍總司令，委員長任許崇智的參謀長，策動了滇軍楊希閔、桂軍、粵軍、劉震寰各軍討伐陳炯明，加上陳部中有人內應，陳氏勢難與許軍爲敵。該年十二月，陳炯明走惠州，許崇智、李烈鈞、朱培德等重佔廣州，總理於民國十二年二月由上海返回廣東復任大元帥之職，命委員長爲大元帥府參謀長，革命根據地逐漸奠定基礎。回顧這幾年，幾乎沒有一時安枕，革命的險境是內無兵力外無奧援，孤軍奮鬥，對於南方的大小軍閥眞是一籌莫展。以後的聯俄容共、黃埔建軍，也就是在這種種不利的環境中激盪出來的。黃埔東征北伐（民國十三至十七年，19241928）黃埔軍校是民國十三年五月正式成立的，起初是不分科別的（當時的雲南講武堂是分科的） ，只是分成四個隊，學員有四百多人，大都是招來的，知識程度參差不齊，大都是對革命嚮往的青年抱著一腔報國的熱忱而來投考的。第二期雖然分科，但是物質條件貧乏，設備是十分簡陋的，戰馬和訓練用的大砲都沒有，騎科砲科沒有辦法從事實際訓練，雖然分科等於不分科。但是黃埔軍校很注重精神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