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条：辩护人伪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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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法第 306 条：辩护人伪证罪存废之争李庄案之前， 多数人并不知道 306条款为何物， 但在刑事司法界， 这是耳熟能详的一处陷阱。 被 306 条款“收拾”的李庄， 实际与十几年前发生的多宗案件多有类似。1998年 6月，黑龙江律师许玉峰领刑八个月。他为一宗盗窃案当事人辩护，结果被告的口供前后不一， 多次反复， 当事人在再三追问下供说是律师教的，于是许玉峰被刚出炉的306 条款究责，证据只有一项犯罪嫌疑人的证言。经两审程序，许玉峰律师仍然没有脱出法网。许玉峰案只是一斑。财经记者从全国律师协会得到一份并不完整的统计，其中收录了自 306 条实施以来的 107 个律师案例。 “李庄应该是第 10

2、8 个。”全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里红说。这份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共有32 名律师最终被判有罪，超过60% 的案件在审判前获得“解决”。几起不了了之的案件中，有的理由是“公安找不到人”。“306 条款已经成为了办案机关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斗不过你，就赶走你!赶不走你，就收拾你 ! ”北京一位律师如此评价306 条款被滥用的状况。第 306 条第一次出现在 1997 年 10 月实施的刑法中，并沿用至今。该版草案研讨期间， 曾专门征集司 - 法- 部、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意见。 当时的焦点在于该条涉嫌“歧视”每个人都有“资格”触犯伪证罪，为什么偏偏要给律师单独来一条呢 ?“这是职业的歧视，甚至是成为了检察

3、机关执法活动的报复。”一名与会者说。第 306 条之后的第 307 条，规定的就是一般主体的伪证罪，当时有人质疑，“为何不能把两条合并，把律师看成是公民中的一员”。在当时的一次司 - 法- 部领导参与的研讨会上，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称这个条文不容讨论， 争议之声被叫停， 关于这一条款的反对意见最终没有得到采纳。此后 13 年间，每年的全国“”上都有人大代表递交提案，要求修改或者废除第 306 条，理由也很多，如涉嫌行业歧视; “引诱”一词太模糊，导致随意适用 ; 与国际通行的律师司法豁免精神不符等，甚至有不少人直接使用“恶法”一词对其定性。历年来的提案只有一次得到回复，且无实质性

4、结果， 只是将提案内容纳入到了相关的法律修正研究工作之中。律师触线第 306 条的事件每年都有， 由此发生的争议总是借势而起。 但因附带了群体之争、行业之争的灰暗色彩，争议的核心价值反被淹没。而实际上，随着司法实践的逐渐展开，越来越多的律师发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 等法律之间的冲突不解决， 刑事辩护律师的生存空间就仍然比较狭窄。两法之间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三大冲突”，再次导致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比例逐年下降。首先，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嫌疑人时不被监听。但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其结果就是， 公安机关派不派警-察在场都不违法，也可以说都违法。其次， 刑事诉

5、讼法 规定辩护律师只能查阅、 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除了有上述权利，还有权查阅、摘抄、复制实质性的案卷材料，比如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第三，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自检- 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才可以调查取证。而律师法则规定，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可以自行调查，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间大大提前。司法实践中，律师何时可以取证完全受制于侦查机关。原以为律师法可以保障自己的相关权益，降低代理风险，结果并不如人愿。律师们很快就发现， 如果把这些立法冲突和刑法第306 条结合起来看， 问题就远远比“难于工作”严重得多。事实上，从提出立法建议直到新的律师法通

6、过，司-法-部门以及律师界也一直寄希望于通过 律师法来淡化刑法第 306 条的影响力。很多人认为，“律师会见当事人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就是冲着第306 条去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并不待见律师法。有些人认为那是部门法，与己无关，有些人认为它是刑事诉讼法的下位法，不构成对抗。他们更愿意依据刑事诉讼法来对待刑事案件。2008年 8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答复政协委员的提案中指出：“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 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这份回复在司法实践中发挥

7、了一定的影响力，此后发生的律师触犯第306条的案件中，已经很少有办案机关敢拿出监听录音和笔录作为证据。但第 306 条的威力依然不减当年。 不用监听作为证据， 但办案人员依然在监听，当事人翻供仍然被经常性地看成是律师唆使和引诱的结果，依照第 306条抓律师并判刑，依然可以只凭当事人口供，无需借助其他证据进行。法治周末：刑法第306 条之痛广西北海 4 律师伪证案最新进展，杨在新律师已被北海市警方逮捕，其他3名律师取保候审。7 月 4 日，援助律师团成员张凯在微博上发出真诚邀请，呼吁取保出来的3名律师能够站出来讲话。3 名证人、 4 名律师，因同一起“伪证案”被采取强制措施，抓的抓，关的关， 广

8、西这起空前的 4 律师伪证案让刑法第306 条这把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据全国律协的有关调查显示，1997年至 2007年的 10年间，已经掌握的因刑法第 306 条被追诉的律师多达140 多人，但该调查尚有很多遗漏， 实际数字更高，而最终被判定有罪的只有32 起(其中大部分仍在申诉中 ) 。这些律师被抓的时间节点， 既有在开庭前、 也有庭审过程中， 包括庭审时当庭被抓和休庭之后被抓。究竟是什么伪证罪让律师如此防不胜防? 法治周末 为此邀请著名学者、 律师，针对刑法第 306 条本身和之外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试图寻找到开启未来的那把钥匙。第 306 条第 1

9、款的立法价值是负面的法治周末：刑法第 306 条的立法，在执法层面上引起了一些混乱。刑法第 306 条和第 307 条规定了同样的罪名， 但后者的主体是不特定的， 而前者把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来规定。要不要把律师作为特殊的主体单独拿出来入罪? 赵秉志 (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 ： 对于现行刑法典第306 条第 1 款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在现行刑法典颁布后，乃至在当前立法中都有很大争议。现行刑法典中可能还没有一条像这一款这样，会遭到一个行业如此集中、 一致性地反对， 而且也被提到是否有悖于适用刑法平等原则这样的高度，立法者恐怕对此也是始料不及的。这一现

10、象值得从刑法立法和刑事政策两个维度进行反思。从该款的设置， 可以推想， 立法者会有两个动因： 一是对律师行为的特别规制。二是现行刑法在立法中就被定位在统一刑法典这一规模上，那么就要求将所有的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规范纳入到其中。但进一步分析，这两个可能的立法动因也都是值得推敲的。就第一个动因分析，正如有些论者所述，律师实施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行为， 其行为性质与一般主体实施这种犯罪没有质的不同，而就社会危害性来看也没有量的不同。这一点立法者也是予以肯定的，因为第305 条、第 307条第 1 款与第 306 条第 1 款规定的法定刑模式和轻重都是一致的。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特殊主体规

11、定一个独立的犯罪，实际上就是针对律师而设，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角色的绝大多数是律师。即便立法者在修订刑法典时没有歧视律师的意思，但客观上法条表述所传递的信息却是不利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的，就是说似乎会令人感到律师更容易毁灭、伪造证据，更容易妨害作证。那么，对于律师就应当予以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评价与制裁。可以想见立法者不可能有意传递这种信息，但这种误读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误读不仅给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执业活动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开展正常的辩护工作， 而且在公众心目中， 尤其在执法、 司法人员心目中对律师的职业信誉、社会形象会产生怀疑。刑法第 306条第 1款不仅在立法

12、技术上有缺陷， 在立法价值上也是有缺陷的。从实践中反馈回来的信息看， 其社会效果是不好的。 具体而言， 在立法时所预见到的负面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据全国律协的统计， 1997年至 2007年的 10年间，不止 140多名律师被依第 306 条追诉，但仅有 32 起被判定有罪，其中还有很多在申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国各地刑事辩护数量锐减， 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律师拒绝参与刑事辩护的不良局面。可以说，该条造成的客观效果不仅体现对律师执业活动本身的不利局面，而且对整个民 - 主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加剧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失衡; 助长了有关司法机关对律

13、师的职业性报复，恶化了控辩双方的正常关系; 对律师事业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消极作用。从总体上而言， 刑法第 306 条第 1 款的立法价值是负面的， 因此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由国家立法机关予以修改或者删除。实际上限制和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田文昌 (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如果了解了刑法第306 条的来龙去脉，问题就清楚了。刑法第 306条来源于刑诉法第 38 条， 后者是在 1996年刑诉法修订时增加的。其入法的背景，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时提前介入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使公安、检-察-院两家对此如临大敌。博弈的结果，刑诉法中增加了第38 条。1997年刑法修改时，相应增加了刑法第 306 条

14、。增加这两条的目的是为了对律师加以制约和限制。所以，刑法第 306 条首先是歧视性条款。实践当中，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一旦律师调查证人证言发生变化以后，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立即回过头来找证人去核实。那么，这对证人产生的直接威胁就是两次证词肯定有一次是伪证，那你就必然承担伪证罪的责任。而你为什么说假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你自己说的，要么是律师唆使的。在这种情况下， 绝大部分的证人包括被告人，为了保护自己， 就会说是律师唆使的。实践中，真正引诱、 威胁证人作伪证、 当事人作虚假供述的绝大多数未必是律师。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单把律师列出来 ?因为在有的人眼里， 律师就是为“坏人”辩护的，跟当事人是一伙

15、的。其次，刑法第 306 条还有明显的引导性作用。它的实际后果更严重在哪里?不仅是引导抓律师，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抓律师，实际上是破坏了整个辩护环境， 既中断了被抓律师的辩护活动， 也让别的律师不敢充分辩护，致使所有的辩护作用都被削弱和抵消。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辩护律师不敢去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是律师辩护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这么多年来， 全国的辩护律师一提调查取证都是恐慌至极，敢于调查取证的律师微乎其微。 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 律师不能调查取证。 这种现象极其严重地妨碍辩护职能的发挥，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是非常可怕的。刑法第 306 条表面上限制和侵犯了律师的权益，严重挫伤了律师的积极性，但

16、这都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 它实际上限制和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破坏的是整个刑事辩护制度，最终毁坏的是司法公正。控辩平衡的格局被彻底破坏法治周末 ：你如何看待第 306 条所引发的执法混乱， 乃至常常被利用来打压律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韩嘉毅 (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实际上，在刑法第 306条的威胁下，使得刑辩律师被 -迫放弃取证， 保护自己 ; 也使得刑事诉讼这种控辩平衡的格局被彻底破坏。换一个角度讲， 如果侦查机关所有取得的证言都是真实可信的，就不用开庭审理，直接依照侦查机关的证言来定性、判案就得了。从这个角度看， 既然要开庭、 并且还要质证， 那就应该让律师从不同的角度质疑侦查机关取得的证言才对，包括提出相反的证据。律师找证人的目的就是因为律师认为证人的陈述有问题、需要他如实作证，要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要讲清理由。那么，如果证人原来的证言确有问题，就必然改变说法。 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质证、真正的辩护、才有助于法院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