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异本与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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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哲譯粹 147 元雜劇異本與譯本伊維德*著 凌筱嶠*譯一我們通常讀元雜劇都從臧懋循 (?-1621) 刊刻於一六一五到一六一六年間的元曲選入手。這一選本自問世以來就備受歡迎，在清初已經取代其他版本，其影響力直到二十世紀都經久不衰。雖然其他早期刊本也日趨普遍，但是臧本依舊會是讀元雜劇的首選。臧懋循的刊刻背景大家都很熟悉。十六世紀日本、拉丁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直接促進了晚明，特別是江南地區的繁榮。而受益的不僅僅是商人，士紳家族也購置田地、經營店鋪，在不同的領域投入資產。科舉制度使得他們在稅收方面享有特權，並積累起大量的財富，生活窮奢極侈。到十六世紀末，這些財富直接促進了對高質量休閒讀物的大

2、量需求。臧懋循仕途受挫後，就迎合這個市場，刊刻各種文學體裁，以期營利，但是沒有一種能夠獲得像元曲選那樣的影響力1。臧懋循並非萬曆年間 (1573-1619) 元雜劇出版之第一人。而在他之前的出版者2是否以同樣的形式批量出版元曲，或者只刊刻單行本的元雜劇，我們並不清楚。* 伊維德 (Wilt L. Idema)，本所諮詢委員、哈佛大學東亞系榮退教授。* 凌筱嶠，美國亞歷桑那州立大學國際文學與文化學院助理教授。 1 有關臧懋循經營的出版事業，參見 Wilt L. Idema, “Zang Maoxun as a Publisher” ，磯部彰主編： 東出版文化研究 （東京：二玄社，2004 年）

3、，頁 19-29。臧懋循的元曲選很可能為馮夢龍的三言提供了模本。 2 孫書磊在臧懋循元曲選的底本淵源及其文獻價值一文中（ 戲劇藝術 ，2011 年第 6期，頁 34-39）考察了萬曆年間的雜劇刻本，以及臧懋循編纂元曲選對其底本進行的借鑒與修改。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五卷 第二期文哲譯粹 148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無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這些刻本都無法與元曲選媲美。臧懋循的選本分兩套出版，不僅每一套中五十個劇本的規模史無前例，而且印刷之精良也首屈一指。 元曲選刻板清晰、字體整齊，在體例上也十分規範：文本中的曲、白都清楚地區分開來，雜劇均分成楔子和四折，角色的分派規格一致，行文中並沒有為了節省

4、版面，將對白縮印成兩排，每折結尾提供的音釋也不會與士大夫讀者群的閱讀趣味相忤。此外每個劇作都配有兩到四張精美的插圖，這些都使元曲選更加吸引讀者。不過臧懋循的元曲選之所以長盛不衰，並不僅在於刻工之美和規模之巨。更重要的是，該選本將元雜劇作為舞臺藝術搬到了書齋裏，並將劇本演繹為讀本，使得雜劇得以從僅供娛樂的通俗讀物上升到文學的層面，供讀者欣賞。由此我們必須注意到臧懋循撰寫的有關戲曲的兩篇序言（當代重排本的元曲選保留了這兩篇序言）和列在總目後面其他一系列更早期的雜劇論述（因其多從朱權的太和正音譜脫胎而來，而當代重排本不予錄入） 。這些論述不僅對宮調和曲詞多有涉及，而且還提供了雜劇作家及其著作的目錄。

5、而這些目錄又使臧懋循得以為元曲選收入的劇作一一配上作者，使得富有修養的讀者可以將雜劇援引為劇作家發抒胸臆、有關風化之作。為了使劇作內容能得到讀者這樣的認可，臧懋循（如他在一封信中所承認的）常常對其所選元曲做出大幅修改。我們將元曲選中的劇作和其他明代的版本相比（一百部雜劇中有八十五種還留有其他版本） ，就會注意到修改的程度不一3。臧懋循的改動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早期的劇本通常草草收尾，而臧懋循則有意加上大團圓的結局，將所有未解決的矛盾和衝突一一化解，並為此常常親自填詞。縱觀臧懋循所創作的曲詞，大多數都在第四折。在情節上臧懋循也經常做一些調整，使得劇作更加緊湊。其二，他會通過修改曲白將精英（儒家

6、）意識不露痕跡地融入劇作，以使得結局更為圓滿。其三，臧懋循還將劇作中的語言和異體字一致化，並修正用典不當、對仗不工之處4。 元曲選為雜劇在文學史中奠定了牢固的地位，臧懋循可以說功不可沒。3 即使是細微的改動也有可能大大地影響我們對劇作的認知。以白樸的梧桐雨為例。 元曲選之前的刻本均保留楊貴妃與安祿山有染的細節，使得玄宗對貴妃的愛戀更像是昏君沉湎聲色不可自拔。而元曲選刪除這一細節，就使讀者可以將劇作讀為男女主人公相互鍾情的浪漫悲劇。 4 有關臧懋循對劇作的大幅修改，自元曲選面世以來，學者就多有論述。系統性的考察參見 149 元雜劇異本與譯本文哲譯粹元曲選的可讀性使得它很快地取代了在其之前發行的雜

7、劇版本。其他出版商試圖搶占這一閱讀市場，但結果並不成功5有清一代元曲選依舊獨領風騷。比如紅樓夢中薛寶釵教訓黛玉的時候說， 西廂記 、 琵琶記以及元曲選種種都是家長嚴加防範、少兒不宜的讀物。可是子弟們背著家長和師長偷看，而閨秀們又背著子弟們偷看。二十世紀初元曲研究的先驅如王國維 (1877-1927) 和吉川幸次郎 (1904-1980) 用的都是臧本。因此， 元曲選時至今日仍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大多數研習中國戲曲文學的學者對元雜劇的認知。二有鑒於元曲選在中國龐大的讀者群，以及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對元雜劇的翻譯幾乎完全採用這個版本並不足為奇，但是對文本的選擇以及翻譯的方式，因譯本各自的期望，以及譯

8、者自身的秉性而有種種的不同。最早對元曲選的翻譯來自十八世紀：法國傳教士馬若瑟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mare, 1666-1736)也是同時期中文根底最為雄厚的傳教士將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翻譯成法文。該劇在一七三四年出版後，對十八世紀的歐洲劇壇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有必要注意的是，馬若瑟並無意於中國文學，僅僅是出於輔助研究近代中國口語的目的，翻譯了賓白的部分，唱詞則因其艱澀，且對這一目的無所幫助，而被完全忽略（或許馬若瑟也並不知道該如何著手翻譯唱詞） 。而頗具反諷的是，十四世紀元刊雜劇中的趙氏孤兒只保留唱詞，對賓白和舞臺提示不置一詞。鄭騫從元曲選說到元刊雜劇三十種 （ 景午

9、叢編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 年 ，頁400-407）以及臧懋循改訂元雜劇平議 （ 景午叢編 ，頁 408-421） ；赤松紀彥： 元曲選 ， 中國古典戲曲論集：田中謙二博士頌壽記念 （東京：汲古書院，1991 年） ，頁161-186。有關臧懋循對劇作意識形態方面的修改，參見 Stephen H. West, “Zang Maoxuns Injustice to Dou 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1.2 (1991): 283-302。杜海軍一方面認為十四世紀的元刊雜劇與萬曆間的刻本有本質的不同，而另一方面則在 元曲選

10、增刪元雜劇之說多臆斷元曲選與先期刊抄元雜劇比較研究 （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 ，2008 年第 3 期 ，頁 12-16）一文中，強調臧懋循的改動並不比其他萬曆刻本更多。而在其從元曲選對元雜劇的校改論臧懋循的戲曲觀 （ 中國戲曲學院學報 ，2010 年第 3 期，頁 1-5）一文中，杜海軍又指出臧懋循根據其對元曲審美的認知，將自己的改動強加於劇本之上。 5 孟稱舜 (1600-1682) 的豪華版本顯然銷量不佳。 150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五卷 第二期文哲譯粹唱詞直至十九世紀，對翻譯者都是一個無法克服的挑戰。雷慕沙（Abel Rmusat, 1788-1832，巴黎法蘭西學院的首任中文教授）

11、曾宣稱中國詩歌通常無法理解，並且完全無法翻譯 。戴維斯爵士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曾在澳門和廣州任職於英國東印度公司。他是將雜劇翻譯成英文的第一人。一八二七年他在翻譯出版馬致遠漢宮秋6的時候，也如同之前的馬若瑟一樣避開曲詞。但是這並不是他首次嘗試翻譯元曲選中的雜劇早在十年以前的一八一七年，他就通過約翰默裏公司出版了武漢臣的雜劇老生兒的英譯，題為年老的繼承人 (Laou-seng-urh, or, “An Heir in his Old Age,” A Chinese Drama)。在這部譯本中，年輕的戴維斯開曲文翻譯之先河，將其轉變為押韻的英文，雖然他

12、不得不承認對這些曲詞的理解常有困惑。在一個簡短的序言裏，戴維斯聲稱他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完整的譯本，但是由於少數幾個段落僅僅是幾個而已有傷大雅或者沉悶無聊，因此特意被省略 （頁 xlix） 。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作為窺視中國日常起居的窗口，對歐洲漢學家格外有吸引力，因為十九世紀前期中國還是閉關鎖國。十九世紀上半葉，巴黎翻譯臧本元雜劇的權威是儒蓮 (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 及其得意門生巴贊 (Antoine-Pierre-Louis Bazin, 1799-1863)。儒蓮最早選譯的元雜劇是李行道的灰闌記 ，刊印於一八三二年7，隨後一八三四年其趙氏孤兒的全譯本出版。巴

13、贊在其刊印於一八三八年的中國戲劇，又，蒙古皇帝統治下的戲曲選本(Thtre chinois, ou choix des pices de thtre, composes sous les empereurs mongols)8中提供的全譯本包括：關漢卿的竇娥冤 、鄭德輝的梅香 、張國賓的合汗衫 ，以及無名氏的貨郎擔 ，而這些劇作均以元曲選為底本。在一八五年出版的元代的世紀考察從蒙古時代直到明代復辟後的中國文學史(Le sicle des Youn, 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ittrature chinoise depuis lavnement des empereu

14、rs mongols 6 該譯作由倫敦的約翰默裏公司 (J. Murray) 出版。 7 灰闌記 ，又題灰闌記的故事一首散文詩文劇(Hoe-lan-ki, ou, L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 drame en prose et en verse) (London: J. Murray, 1832)。儒蓮對王實甫西廂記前十六齣（不含第五部）的翻譯在其過世後的 1880 年出版。後來雷威安 (Andr Lvy) 為其作序，以西廂記(Histoire du Pavilliondoccident: Xixiangji) (Paris: Fleuron, 1997) 為題

15、再版。 8 1838 年由巴黎 Imprimerie Royale 出版社出版。 151 元雜劇異本與譯本文哲譯粹jusqu la restauration des Ming)9中，巴贊提供了元曲選中一百部雜劇的簡介，包括從許多劇作中選譯的片段。直至二十世紀，儒蓮和巴贊的翻譯都多次被轉譯為歐洲各種語言，其中一些例如克拉本德 (Klabund) 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的德語本在舞臺上十分成功，雖然這些譯本都無法和伏爾泰(Voltaire) 創作的中國孤兒在十八世紀享有的盛譽相媲美。但是十九世紀的下半葉元曲的翻譯很少，原因是西方人可以自由出入中國，戲曲（和小說）也就失去了作為中國日常生活窗口的作用。二十世紀中， 元曲選依舊是歐洲、北美翻譯研究元雜劇最重要的依據。不過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漢學的重心轉向考證學，重視先秦諸子百家，因此很少有漢學家繼續從事中華帝國晚期的白話文學。一個主要的例外是以研究中國哲學如王充論衡著稱的德國學者佛爾克 (Alfred Forke, 1867-1944)。其翻譯的大量元、明、清的劇作在他生前只出版了一部分，而大多數則是在一九七八到一九九三年間由馬丁吉姆 (Martin Gimm) 將其遺作結集出版成三大部頭時問世10。二戰前最重要的元雜劇英文譯著是熊式一翻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