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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古代文体教学和研究的琐议( 提纲)李炳海描述中国古代各类文体的生成、发展和演变，是贯穿文学史教学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文学史教学的文体意识也得到了强化，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思索，需要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逐步、妥善地加以解决。文体名称的追本溯源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
2、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对古代文体名称的由来进行追本溯源，一方面要借鉴古人相关的论述，即他们对某种文体所下的定义，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古汉语、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把这两方面的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诗言志”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最早见于尚书- 尧典和诗大序。按照说文的解释，古文的诗字左从言，右从之。之，许慎解释为草木伸展之象。近代甲骨文研究则认定：之，指的是前往。尽管古今对于之字所作的解释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致的，指的是向外伸展。古文诗字从言、从之，它的构形表达的正是诗言志的理念，是诗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是有诸内而发诸外的过程。诗字最初的构形，与早期文献对诗所作的界定相一致，这就从诗歌理念和文字
3、构形两个方面找到了这种文体名称的生成根据。对古代文体名称的由来进行追本溯源，不仅能够把握古人对该种文体的最初理解，而且有助于揭示这种文体在生成阶段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征。诗，古文从言、从之，突出这种文体表现主观思想情感的功能，这是古人最初对于诗的理解，也符合早期诗的实际情况。再看赋，说文称：“赋，敛也。赋指的是敛取，是取之于外。尽管赋在成为文体名称过程中，它的词性经历了由动词到名词的转变，但是，赋的原始含义作为一种历史惯性保留在早期赋类作品中。无论是宋玉赋、苟子赋，还是作为范式出现的汉大赋，其题材都是取之于外，是以再现客观对象为主，与早期诗的重在表现主观形成对照和互补。刘勰文心雕龙的明诗和
4、诠赋，把诗概括为“感悟吟志”，称赋诗“写物图貌”，承袭的是早期对诗赋所赋予的内涵。8 7辞也是较早出现的一种文体，说文称：“辞，讼也。从两、从辛。两、辛犹理辜也。“ 按照这种说法，辞字的构形取象于法律诉讼和审判。现代古文字 学研究基本同意许慎的解释，只是对于两的解说存在差异。辞字的构形反映的是法律诉讼和审判事象，它作为文体出现之后，无论是行人辞令、策士说辞，还是屈原创作的楚辞作品，都保留着这个字的原始内涵。辞，最初指诉讼、审问、宣判这类法律事象，其基本的语言表达方式是追问、申辩、抗争，这正是春秋行人辞令和屈原作品的主要内容。通常情况下，在法律诉讼和审问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要有详细的陈述，由
5、此而来，辞作为一种文体往往采取铺张扬厉的写法，保留了辞作为法律诉讼、审问用语繁复的特点。屈原所创作的楚辞作品有多篇在末尾设置乱辞，通常认为是乐章体制的遗留，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把这种现象与辞字的构形、本义相联系，就又可以从法律层面对乱辞进行解释，乱有治理之义，故置于篇末收束全文。至于贾谊的吊屈原赋这篇楚辞体的作品，以“讯日作为末段，它与法律诉讼、审问的关联更为密切。对文体名称由来的追本溯源，是一个循名责实的过程。许多文体的基本属性、主要特征，都凝结在文体的名称中。文体名称的原始内涵，犹如生物体内的原始基因，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且形成内在的张力，制约着文体的走势和演变。当然，对文体名称的追本溯源
6、，不能陷入唯名论的歧途，而一定要名实兼顾。二、相类文体的细微区分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区分，困难的不在于迥异，而在于微殊。对于文体的划分同样如此，在今人看来似乎属于同类的文体，在古人那里却是存在差异。尽管有些差异很细微，却是文体教学和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古代作品有言体，有语体。前者如扬雄的法言、仲长统的昌言；后者如论语、陆贾的新语。在今人看来，言和语没有太大的差别，有时甚至言语或语言连用组词。而在古人的观念中言和语却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也是两种存在差异的文体样式。说文称：“直言日言，论难日语。一又称：“语，论也，从言，吾声。“ 这里对于言和语作了区分，是取自诗经大雅公刘毛传。这里所谓的直言，指的
7、是独言，直，谓特，有单独之义。而语则不同，指的是与人交谈、进行对话，语字的构形表示的就是此种意义。言和语有独言和对话的区别，由此而来，它们作为文体也有独言体和对话体的差异。论语主要是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及其他人的对话，有的出现对话背景，有的对话背景则已隐去。国语以记言为主，亦以对话居多。扬雄的法言、仲长统的昌言，都是作者的独言。个别对话多是虚拟的，未必实有其事。言和语之间存在独言和对话的差异，这也成为言体和语体的重要分野。8 8再看说和话。这两个词在现代汉语已经混用、连用，可以彼此替代，而在古代却有不同的内涵。说文：“说，释也，兑声。一日谈说。“ 说，指的是说明、阐释，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由此而
8、来，说体作品都是阐释性的，或是讲道理进行阐释，如周易说卦、韩非子说难；或是陈述历史故事加以说明，如韩非子储说、刘向说苑等。阐释性是说体作品的基本特征。说，字形从言、从兑。兑，指的通达、通道，指的是把言语透彻地表达出来。由此而来，说体作品追求的是通透、畅达，而忌讳隐蔽蕴藉。古代有诗话、词话，还有话本，后者属于文体范畴。说文：“话，合会善言也，从言，曹声。“ 诗经、左传多次出现话字，古注释为善言。这样看来，古代所说的话，并不是指所有的话语，而指集合起来的善言。话作为文体名称出现，用的它的引伸义，指的是有趣的、能够吸引人的话语。话本、平话等，用的都是这种含义，与说体作品存在着差异。再看论与议。这两个
9、词在现代已经通用，人们很少注意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两个词在古代既有相通之处，同时也有细微差异。论，字形从言，从仑，繁体命是把许多简册聚集在一起，并且加以整理编排。因此，以论作为文体名称，指的是作品具有条理性。正如段玉裁所言：“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 论，指有条理。古代冠以论字的作品，无论是单篇还是一部书，条理清晰是基本属性。论字的这种内涵一直沿用到现在。议，字形从言从义。义，有裁断之义。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庄子明确地把论和议区别开来，论指条理化，议则是进行决断。古代应用文体有议，文心雕龙称：“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议体“断理必刚”，刘勰道
10、出了议体的基本特征，也符合议字的本义。对相类似的文体加以细微地区分，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文体名称最大限度地进行历史还原，找出它的原始本义、引伸义，以及与文体名称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必须克服古今之间的语言障碍，不能用常见的现代含义去诠释文体名称，而是要用它在古代的内涵加以观照，否则，这些相类似的文体名称很容易被混淆，各自的文体特征也难以真正触摸到，流于隔靴搔痒。文体类别特征的准确把握文体分类是相对的，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但是各类文体的划分又是必要的，不能把各种类别的文体相混淆。把不同类别的文体加以区分，这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任务之一。可是有些时候并不能遵循这个原则，而是把不同的文体相
11、混淆。比如，先秦文学史通常把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划分为两个板块，这样的划分未尝不可，问题出在对它们文体属性的认定上。把史传文学归入叙事体散文是合适的，可是，把诸子散文称为说理文或议论文，就有以偏概全的弊端，无法如实反映诸子文体8 9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果进行量化处理，诸子散文的叙事文字远远超过议论的部分，而最有文学价值的恰恰是那些叙事文字。庄子一书自不必说，就以政论文水平最早的韩非子而言，书中有议论体、经传体、说体，其中说体所占比例很大，对后代小说影响也最为深远。有鉴于此，对诸子散文的分类还需要迸一步细化，如同对后代作家的诗、词、赋、文等各类文体分列那样，使得文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充分显示出来。对
12、文体进行分类，古已有之，并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何对待古人的文体分类，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总的原则，应该借鉴古人文体分类那些科学的成果，而摒弃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即以辞赋之间的类别划分为例，学界在这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已经意识到辞和赋的不同，把二者区别开来。可是，同篇传记中他又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 ，这又把辞和赋相混淆。司马迁对于辞和赋的文体归属，徘徊在模糊和清晰之间，因此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到了汉书艺文志，楚辞作品都归入赋的名下，成为其中的构成类别。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分辨骚和诠赋，把辞和赋明确的
13、区别开来。显然，我们应该继承的是司马迁、刘勰将辞赋加以区分的做法，明确各自的文体归属，而不是像汉书艺文志那样统称为赋。对于汉代辞赋统称为赋尚属有一定道理，如果继续把屈原的作品也称为赋，虽然是渊源有自，但所继承的是古人文体划分的不合理因素，和刘勰相比都是一种倒退。对文体类别的划分，来自于对文体特征的把握。对此，也存在对古人借鉴的问题。关于诗、词两种文体，古代有“词为诗馀”的说法，道出了二者之间的共性和联系。同时，针对诗的行句整齐的特征，称词为“长短句”，这种概括亦被后代所接受，成为普遍的共识。但是，对于诗、词文体差异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二者之间还有其他重要的区别。称词为长
14、短句，是对词类作品句型进行横向审视得出的结论。如果对诗、词作品进行纵向观察，还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差别。诗通常是偶数行成篇，近体诗更是严格遵守这个规则。词类作品则不同，它可以偶数行成篇，也可以奇数行成篇，对此，不妨可以将词称为奇偶行。如果再深入作品内部结构，二者之间又会显现出另一个差异。绝大多数诗都是开头用两个字领起，遵循的是整拍律，单字、半拍领起的诗句极为罕见，不合格律。词类作品则不同，它的句子可以两字、整拍领起，也可以单字、半拍领起。从这个角度审视，又可称词为整半拍。总之，对于文体特征的理解和概括，既要借鉴古人合理的结论，有时又要有所补充和发展。各类文体都有自己的特征，其特征往往通过文体
15、名称体现出来。可是，由于后人对于某些文体名称的含义已经陌生，从而导致对相关文体特征的把握不是十分准确。元代文学的代表样式是杂剧和散曲，在剧和曲面前分别冠以杂和散字，道出了它们的文体特征。杂，顾名思义，杂多、繁杂之义。元代戏剧的形态确实比较复杂，通常一个剧本由四折构成，表演的角色又有净、旦、末之分，旦又分为多种。表现方式又有曲词、宾白、科( 介) 三部分。总之，它在形态上丰富多彩，因此冠以杂字。至于散曲，初期专指小令，取其分散、独立成篇之义。至于后来把套数也包括其中，仍然称为散曲，散指的是杂多之义。散指杂多，元代之前已有这种含义。百戏称为散乐，琴曲杂歌称为散弄，这个过程从汉代就已经开始，具体见于
16、周礼旄人、刘向别录、旧唐书音乐志等文献。元代两种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分别称为杂剧、散曲，最终都是指其形态的丰富、复杂，概括出了元代两种主要文体的基本特征。四、文体的历时性梳理对文体的历时性梳理，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文体的覆盖对象演变的辨析，二是对文本形态发展变化的把握。古代文体的覆盖对象，呈现的是聚散分合交互变化的趋势。一种情况是，某些文体覆盖对象变得日益丰富，如前面提到的散曲。开始阶段只是指小令，后来把套曲也扩充进去，覆盖面更加广阔。再如对诗的理解，早期籀文的字形是从言，从之，表达的是诗言志的理念。到了篆文，诗字的构形从言，从寺。说文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诗字构形从言、从寺，意谓是有规则的语言表达方式，显示出诗的审美属性，即它是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加强形式。至于汉代纬书诗含神雾又称：“诗，持也”，则是着眼于它的熏陶、教化功能。总之，随着历史的推移，对于诗体名称陆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