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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历史归纳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张耕华 转贴自：史学史研究2010 年 4 期 On the Several Issues of Induction in Historical Research张耕华（1952） ，男，浙江鄞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上海 200062归纳方法的功能之一，是从“特殊事实”中提取“普通事实” ，进而推导历史一般状况 或一般常态，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一环，也是“满地荆棘” 、极易失真的一环。其原因来自两 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历史的个别缺乏天然的齐一性，使得通常所用的典型性研究的有限 性大打折扣。某一典型个案的研究，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
2、在怎样的时空范围里代表着一 种普遍性，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描述出历史上的一般状况或主流常态，这是难以作出正确无 误的判断的。另一方面，史料的留存，史实的选择，对史事属性的诠释，都或多或少地掺 入了我们主体的因素，这就使得用作归纳的历史个别，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相信的那么可靠， 而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史学理论的研究，需要深入反思历史归纳方法上的困难， 以便对我们已获得的此类历史知识作出适当的估量。 归纳方法大概是历史学中运用得最多、最广的研究方法之一。昔日，顾炎武借助 150 余条材料，证明古音中的“服”读作“逼” ；钱大昕通过对 100 余条材料的归纳，证明古代 无轻唇音，这是归纳法在训诂考证上
3、的运用。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 “汉武三大将皆由女宠”等条，他的陔余丛考有“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 、 “宋时士大 夫多不归本籍”等条，这是归纳法在求取历史一般常态上的运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上 运用归纳方法，会碰到不同的问题，本文仅以后一种情况为讨论对象，先简略地论述求取 历史一般常态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然后着重讨论历史学家运用归纳方法去求取历史一 般常态时会碰到的困难。 一一百年多前，德国李凯尔特在进行学科分类时认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在于： 前者是从个别之中提取普遍的概念，后者是对特殊个别进行描述。换言之，前者的知识产 品是普遍命题，后者的知识产品是对特殊的叙述。
4、此后，英国沃尔什认为，历史学虽也能 获得普遍命题，不过自然科学的普遍概念属于“开放的类” ，而历史学的普遍命题只是“封 闭的类” 。 虽然许多学者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研讨仍有重要的价值，至少说明 历史学所获得的知识产品远比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要复杂多样，而沃尔什所说的“封闭 的类” ，确是历史学特有的一种知识产品。历史学中最常见的知识产品是“特殊事实” ，如秦始皇生于某年某月，赤壁之战发生在 某年某地等等。沃尔什所说的“封闭的类” ，是指称特定时空范围里的某种流行事实，即历 史上的某种状况或一般常态。比如“清朝人有发辫” 、 “秦汉间人视死如生” 、 “汉人迷信看 相”等等，都属于此类事
5、实。金岳霖的知识论对此也有专门的论述，他说：“清朝人有发辫”这一命题，在清朝时候可以随时证实，在清朝版图之内也可以随地 证实，虽然我们可以想出例外，然而这一命题底证实大致可以如此说。这类命题虽比 普遍的命题接近事实些，然而它既不表示普遍的事实，也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这 样的普遍命题实在是历史的总结。（清朝人有发辫）虽不是一普遍的命题，也不是一 特殊的命题，显而易见，它不只是说清朝人中的张三有发辫，也不只是说清朝人中的李四 有发辫。它是介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命题。它是历史上特殊的事实底结合。本段叫它做普 通命题。“普通命题”所指称是历史上某时某地普遍流行的历史事实，它不同于特殊时 空点上的“
6、特殊事实” ，也与普遍的事实相区别。 “清朝人有发辫” ，只是指清朝（这一时期及其版图之内）人流行着发辫的事实，而不是当下中国人仍然流行的事实。所以，沃尔什 称其为“封闭的类” ，而不是“开放的类” 。金先生特别强调，此类命题只是历史的总结， 而“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 ”换言之，虽然“清朝人有发辫”命题总是从清朝的张三、 李四有发辫这样的一些“特殊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但它不径直等同于清朝的某一个张三、 李四有发辫。这是历史学的特征。文学创作可以“普通事实”为依据来塑造“特殊事实” ， 即从“清朝人有发辫”出发去塑造清朝某一特殊人物有发辫。历史叙事则处处要以实在的 “特殊事实”为根据，虽然
7、有时也要从“普通事实”来推断某一“特殊事实” 。但这只能是 推论，而不能考证坐实。从“普通事实”出发去考实某一具体的事实，有时还是会出错。通常我们总是认为，历史叙事只是将特殊事实串联起来，将它们联结成一个可理解的、 有意义的故事。其实，一个完整的、可理解的历史叙事，不仅要联结特殊事实，也要使用 “普通事实” 。历史叙事自然离不开“特殊事实” ，尤其也离不开“普通事实” 。比如，下文 是一段有关西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叙事，从中可以看到“普通事实”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性：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继位。此时西汉开国已有六七十年了，经过汉初以来的轻徭薄 赋，与民休养，到武帝当政时，人口增值，经济富庶，国家
8、强盛。史书的描写是：“民则 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 。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然而，也是在 这六七十年间，西汉社会积聚了多种矛盾：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繁盛之中隐含着深刻的 社会危机。正所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除了划线的两句外，中间的大段叙述，几乎 都是在讲“普通事实” 。我们不妨说，历史叙事是由“特殊事实” 、 “普通事实”一起构成的， 缺少了“普通事实” ，历史叙事几乎不可能。史学家吕思勉曾说，当代史学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 ，他说：“求状况非求事实。 这不是不重事实，状况原是靠事实然后明白的，所以异于昔人的，只是所求者为“足以使 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
9、的事实” ，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已。所以求状况的 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 ，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 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 。 这里 所说的“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 、知其“风化”然后知其“山崩” ，实在就是借助“普通事实”来解释“特殊事实” 。对此，吕先生曾列举过二个案例：楚汉 战争时，韩信率兵背水布阵。背水布阵乃兵家大忌，然后韩信之军最后大获全胜，原因何 在？韩信说：兵法上云：置于死地而后生。我之所率领的兵，乃是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 众，如同在市集上临时把赶集的人聚拢来令之打仗一样，
10、不置之于死地，谁肯出力死战？ 到明朝，戚继光抗倭，组戚家军，严加训练。相传他的练兵，严厉异常，经他训练的兵， 能植立雨中而不动，故而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论者或谓：韩信能不择兵而用之，其将才 在戚氏之上；或谓不加操练而使之征战，也兵家大忌，韩信只是侥幸取胜。如何看待这二 件特殊事实呢？这就需要将之置于历史的一般状况中来加以理解。原来秦汉承战国之后， 而战国时代，本是举国皆兵的，故秦汉之初，临时聚集之乌合之众贾人、赘婿、闾左 等，对战斗技艺，也都相当娴熟，发出去皆可充兵，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够人自为战。 而到了明朝，中国统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对于战斗技艺，一无所知，若不加以训练， 置之活地，尚
11、不能战。故戚继光要严加训练。所以，要解释某一特殊史实，须知当时社会 的一般状况。特殊史实是“山崩” ，社会一般是“风化” ， “山崩”源于“风化”之中，若不 了解社会的一般状况的“风化” ，对于特殊史实之“山崩”也总不能有真切的理解。 这 颇类似于亨佩尔所说的“覆盖定律”的解释功能。 当然，借助“普通事实”来解释“特 殊事实” ，其适用范围不如亨佩尔“覆盖定律”那么大，它往往只能“覆盖”某一时段或某 一地域里“特殊事实” 。 二我们知道， “普通事实”都是以归纳方法从“特殊事实”中提取出来的。如果归纳所及 的“特殊事实”数量有限，且一无反例，我们就可以用完全归纳或枚举法来概括它，如 “汉武三大
12、将皆由女宠” 、 “东汉诸帝皆不永年” 、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如 果归纳所及的“特殊事实”数量无限，或有反例，那么我们只能用统计归纳法来概括它。 实际上，历史学中使用较多的是统计归纳，因为社会历史领域，总存在着个别的反例。获 取“普通事实”的目的是以理解社会的一般常态或一般状况，就此而言，个别或者少量之 反例，可以忽略不计。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是说西汉初年的将相大都出身低贱，这是 一般常态，以表明西汉初年统治阶层的更新，至于个别人物而有例外（如张良） ，自可忽略 不计。然而，在相当多的场合下，反例不为少数，忽略不计就容易出错。换言之，社会历 史领域里的“特殊事实”复杂多样
13、、正反并存，从中概括出的“普通事实”能否反映一般 常态就甚难断言。昔日罗尔纲曾写过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 ，他的老师胡适读 后大为不满。胡适批评说：“这样的文章做不得，这样的题目不能成立”：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 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 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 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 表士大夫。与之相似的，还有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一段论述的批评。 胡适说：梁先生认为“中
14、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 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定要求改造一个 局面。梁先生难道不睁眼看看古往今来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万的提倡醉酒的诗， 整千整万恭维婊子的诗， 金瓶梅与品花宝鉴 ，壮阳酒与春宫秘戏图？这种东西是不 是代表一个知足安分、寡欲摄生的民族的文化？只看见了陶潜、白居易，而不看见无数的 西门庆与奚十一；只看见了陶潜、白居易诗里的乐天安命，而不看见他们诗里提倡酒为圣 物而醉为乐境。 我们不妨说， “陶潜、白居易的乐天安命”是事实， “西门庆与奚十一的 贪图享乐”也是事实，但何者能代表社会历史的一般常态？甚至
15、从中可以归纳出民族文化 里的主导意识？论者一定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且我们也难以做出谁对谁错的检验判断。又如三国志诸葛亮本传载其上后主表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 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吕思勉有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 不别治生札记一则，说此事“读史者以为美谈” ，但在“当时能为此者，非亮一人也” 。 如夏侯惇、徐邈，如邓芝、吕岱等， “其所为皆与亮同” 。然其时也有“治生自治生，廉洁 自廉洁，二者各不相妨”的。更有借通财之名，行贪取之实。随身用度，悉仰于官，而无 所节度，结果是
16、贪奢者无不恣取，在势者每多畜聚。 总之，有“不别治生”者；有“治 生”而不与百姓争利者；也有“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又借其权势专与百姓争利者。如果我 们的研究是想求取当时官员“治生”的一般常态，那么面对各种不同的记载，我们就会犯 难：究竟何者可以代表当时的“普通事实” ，看作当时社会之主流常态呢？我们几乎无法做 出适当的判断。 三20 多年前，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曾说到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由此造 成了“典型性研究”上的特殊困难。他说：我们通常说的典型调查，解剖麻雀，意思是说 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调查研究去发现诸多事物的一般规律。这种研究的有效性，取决于典型 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质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学科研究，其典型研究的有效性有很 大的差异：生物学家为了研究麻雀的生理构造而解剖麻雀，只要在分类学上属于同一品种，就以个别麻雀代表诸多麻雀。因为同一品种的麻雀天然具有一致性，任何一个麻雀都能作为诸 多麻雀的典型代表。生物学家解剖任何一个麻雀都能足够认识诸多麻雀的生理改造。社会 现象却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