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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年年初至今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或将维持疲弱态势。目前已有多家国际投行将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8%以下。实际上，中长期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难以避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自 2000 年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走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倒“W”形态。最新数据显示，2013 年一季度，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为 7.7%，与 2012 年三季度持平，已是近两年来的最低点。从发展的角度看，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随着人口及入世红利逐渐消减、原有的改革红利逐渐释放完毕，劳动力成本上升，基础设施投资潜力减弱，技术引进所带来的效益降低，资源约束逐步增强，中国经济自身已经进入从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向内涵式的结构调整
2、、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从政策刺激向内生增长转变的拐点。受内外部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从 2008 年初开始，实际上已经进入趋势性减速通道，这种减速是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下的自然减速。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增长拐点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9 年的经济反弹实际上只是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影响下的“昙花一现”，并没有改变经济下滑的整体趋势。从 2008 年底四万亿投资计划正式推出算起，到 2010 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 12.1%的次高点为止，四万亿刺激政策下的经济反弹仅仅持续了短短的 1 年时间。这正好说明政策刺激已经难以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实际性的拉动作用。中长期增长中枢
3、下移难以避免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大规模投资的建设高峰期已经基本结束。2009-2012 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2.3%、54.8%、54.2%和 50.4%，呈明显下降趋势。今年一季度，投资的贡献率更是跌至 30.3%，已经达到近几年的最低点。其次，受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攀升影响，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下降。国家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下滑，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同时，商业银行收紧地方政府平台融资，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再次，企业扩产的积极性不足，投资意愿下降。受经济放缓影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加
4、剧、盈利能力下降，对未来经济增长缺乏信心，主动补库存和加大生产力度的意愿不足，有的甚至仍处于去库存化的过程中，因此投资需求和意愿均有所下降。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难以改观。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出口贸易受到较大影响。2009-2012 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4.8%、7.9%、-5.8%和-2.2%，除 2010 年以外，都是负值。预计短期内，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改观。首先，发达经济体需求疲弱。美国经济虽出现改善苗头，但长期增长的势头依然微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实际改观，拖累实体经济。其次，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原有增长
5、格局的内在弊端和脆弱性，纷纷对各自增长模式作出调整。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泡沫破裂、虚拟财富缩水，使其长期负债的消费模式难以为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有所下降。发达国家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更多转向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再次，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价格上涨，我国外贸型出口企业受到“双重挤压”，势必削弱以成本优势为核心的“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多种因素叠加影响，短期内，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难以改观。尽管近期出口数据有所反弹，但对美欧日出口都处于负增长状态，而内地对香港的出口却大幅增长，表明中国实际出口的情况可能远弱于名义数据。短期
6、内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主导作用难以显现。2009-2012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2.5%、37.3%、51.6%和 51.8%。尽管 2012 年消费贡献率已经超过投资贡献率，但短期内消费仍难以发挥主导作用。中长期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收入分配改革和消费环境的改善，消费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但在短期内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主导作用还难以显现，原因如下：一是我国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还不完善，社保水平较低，居民防御性储蓄增加造成消费率低；二是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居高不下，这些硬性需求制约着人们的消费能力；三是收入分配不均衡，居民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居民实
7、际购买力提升乏力；四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困难，难以形成新的消费群体和消费需求。短期内，这些制约消费的因素尚难以解决。经济下滑考验决策智慧通常情况下，政府调控经济的最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实际上，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都属于过程目标或间接目标，而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则与人民生活及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属于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或直接目标。要增加就业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能够适当提高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足以支撑就业、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就会有所降低，这显然不是决策层所愿意看到的。尽管近年来政府对经
8、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有所提高，但“增加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实际上已经为经济增长划定了一条看不见的“底线”。从 2006 年开始，我国一些沿海地区逐渐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一些企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种新现象。由于缺乏有效的就业数据，目前尚不足以判断我国就业问题有所缓解，但这一现象客观上提高了政府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实际上，“民工荒”只是就业问题的一面，另一面还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二者并存。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在 7.5%左右，CPI在 4%（政府目标为 3.5%）以内或许就是决策层所能够容忍的“底线”。目前经济下滑的趋势已经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但决策层的选择空间却越
9、来越小。财政政策方面，有效投资不足，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巨大，虽有投资意愿但投融资能力受限。货币政策方面，在内外部需求低迷、国家严控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虽然降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振经济，但其所带来的信贷风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等副作用让决策层不得不慎重。在传统经济刺激手段日渐失效的情况下，各国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开动印钞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即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如此，欧盟如此，日本如此，中国亦然。虽然中国最近一直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但货币供应量却在迅速增加。据统计，2008-2012 年，中国货币供应量激增 50万亿元，新增货币供应量约占全球新增供应量的一半。2012 年末
10、我国广义货币(M2)97.4 万亿元，M2与 GDP 之比也由 2008 年末的 1.51 增加到 2012 年末的 1.88。在投资拉动作用减弱、出口低迷、消费增长缓慢而货币供应量相对较为充足的背景下，央行选择降息的空间已经不大。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决策层显然已有清醒的认识。近两年，中国政府主动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这表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高增长的不可持续以及经济刺激政策的局限性。李克强总理近期表示，当前经济发展形势错综复杂，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对以往
11、经济刺激政策所作的反思。下一阶段的政策方向从目前趋势来看，近期经济或将继续下滑。经济下滑的程度和决策层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底线”共同决定下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如果经济下滑程度仍在容忍范围之内，政府或将着眼长远，推动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如果经济下滑程度超出容忍范围，政府为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失速下滑风险，或将采取短期措施予以“兜底”。从长期政策选项来说，首要工作就是推动改革和创新，通过深化改革改善经济结构，增加供给、创造需求，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最大的机会，也是改变市场对经济下滑预期最有效的手段。首先，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对民营企业和民
12、间资本逐步放开投资领域，放开市场准入。要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企业、交还给市场，给予私有产权更好的保护，从而提振民间投资的信心。其次，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从而提升居民的消费预期和信心，推动有效消费需求的形成，积累经济发展的“正能量”。再次，加快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实现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做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最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土地流转、人地分离，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打造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从中期政策选项来看，要加快
13、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在动力，是推动各项改革的战略突破口，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新型城镇化重点应该由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城市化转变，转变的重点应该是在城市打工的广大农民工的市民化。据测算，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 1.6 个百分点；每转移 1 个农民工，大概需要 10 万元的投资。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如果经济下滑超出容忍范围，为避免下滑失速，则有必要采取相应的短期措施。短期政策首选仍是投资拉动，尽管并非最佳选项，但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仍
14、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短期内仍难以替代。投资的重点首先是重点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电力设施以及城市给排水设施建设等；其次是加大保障房项目建设；再次是加快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最后，适当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房地产业本身就是一个支柱产业，同时也是一个关联性非常强的产业，大概有五十多个产业与房地产业息息相关。虽然中央多次强调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但地方政府处于控房价和稳增长的两难境地，受多种因素制约，实际调控效果不仅难以显现，甚至适得其反。在现阶段的中国，房地产不仅
15、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房地产市场无论大涨还是大落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现在的房地产调控采用了很多限价、限购等行政手段，这只能是不得已的过渡措施，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调整的方向是差别化调控。首先是适当加大对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等。其次，加大对保障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对保障房要坚持限价、限购、限面积。再次，对高端住宅可以考虑放开，取消限价、限购，完全市场化，这不仅能够促进高端住宅市场的发展，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更多的富人将资金投向境外。最后，应尽快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改征收流转税为征收持有税，在做到保证税负公平的同时，鼓励交易、推动更多的存量住宅进入交易市场，进而推动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