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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人炒房故事多古人炒房故事多文张敏2012 年 05 月 05 日 18:50 来源：文史参考面对越来越高的房价，当人们把抱怨和愤怒指向炒房人时，不应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炒家。历史上多少炒房人，用他们手中的交易，维系市场的存在，推动市场繁荣，也用人生的悲欢，感受市场的冷暖，诠释市场的凶险。文史参考文史参考20102010 年第年第 5 5 期期每一波楼市行情，都少不了炒房客的身影。2004 年，房地产市场升温，温州“炒房团”大举入市；2007 年，楼市火爆，山西“煤老板”集体进京团购；2009 年，楼市复苏，炒房者卷土重来；2010 年 1 月 4 日，世界最高楼迪拜塔落成，中
2、国炒房团又潮涌般杀向迪拜面对越来越高的房价，当人们把抱怨和愤怒指向炒房人时，不应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炒家。历史上多少炒房人，用他们手中的交易，维系市场的存在，推动市场繁荣，也用人生的悲欢，感受市场的冷暖，诠释市场的凶险。古人炒房故事多古人炒房故事多在古代，城市人口较少，住房问题并不突出。但仍有一些皇族、官员和富商大贾广占土地、投资置产，然后转手卖出赚取利润。南宋李焘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写道：“诸王邸多置产市井，日取其资。”说的是宋朝宗室和勋臣多兼营房产，坐地收租。书中提到了大臣夏竦投资商铺的故事，夏竦是三朝元老，宋仁宗时期拜为副宰相，他的房产是很多的。朝中大员直接投资房产，攫取高
3、额利润，足见官商“勾结”程度之深。元末明初，出了一个靠房地产发家的大富豪，他就是号称“江南首富”的沈万山。史载他从“躬稼起家”，“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攻下金陵后，准备定都，决定扩建城郭，但府库空虚，一时找不出钱来。于是朱元璋找到沈万山，以允许他在南京城开发房地产为诱饵，要他分筑一半城池，结果，沈万山负责的东南城比明王朝负责的西南城还早完工三天，而南京城内房舍，半数出自沈万山之手。沈本想借此寻求朱元璋的庇护，以获取更多财富，未曾想反遭朱的嫉妒。朱心想你一介平民，竟然抢皇帝的风头，遂找茬修理。可怜沈万山最后落得个抄家夺产，充军云南的下场。到了清
4、朝，民间炒房日盛。乾隆十六年（1751 年），平民丁予范在天津刘家胡同二道街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处四合院，前后 10 间房，共花了 180 两银子。丁予范盖这套院的目的，就是想高价转卖，哪知没人接手，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 年），才低价出手，仅卖了177 两银子。丁予范花了几年工夫，不但没赚上钱，还倒赔了几两银子。可见当时炒房，风险着实不小。道光十八年（1838 年），天津又有一位炒房者，名叫任秀坡。他比丁老板精明，花了200 两银子把刘家胡同二道街的这套四合院盘下来，加盖 1 间客房、1 间门楼、3 间书房、3 间板房，院子中间用一道月亮门隔开，本来一望到底的低级四合院，变成了前后两进的高档
5、四合院。任老板为改造这套院，花了 150 两银子，加上当初的购买成本，总共投资了350 两，可他最后卖了整整 600 两，净赚 250 两。更厉害的一位是同治年间北京宛平县的缪子集老板。缪慧眼识珠，在同治十年(1871年)农历八月，瞧中了北京城区西坊二铺大马神庙西头一套四合院，花 150 两买了下来。他一不翻建，二不装修，只在大马路口张贴了几个小广告，就拉来很多买主。他让买主竞价，最后竟然按 600 两的高价卖了出去，不考虑税费的话，净赚 450 两，利润是成本的 3 倍！缪子集眼光之准，手段之辣，心计之深，与现在的炒家有得一拼。犹太人哈同、沙逊上海炒房犹太人哈同、沙逊上海炒房还有比缪子集更狠
6、的炒家，那就是在上海炒楼，成为远东首富的犹太人哈同。哈同，1849 年出生于巴格达。他幼年靠拾破烂、拣煤块为生，后来随父母辗转来到上海，替犹太老乡开办的沙逊洋行看大门。哈同为人勤快、谦让，加上平时省吃俭用，很快就积攒了一笔财富，他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零散的土地。哈同的“炒房”事业始于中法战争。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于广西镇南关接连挫败法军。上海的“洋大人”们坐不住了，他们担心清军打败法国后，接下来就会清理他们，于是纷纷逃离上海，上海房价因此暴跌。哈同的新婚妻子罗迦陵也劝丈夫暂时去香港躲躲。哈同却认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说服妻子后，哈同联络了周围的一批犹太人
7、，以每亩地 20 银元的低价收房。为筹集资金，他甚至把妻子的首饰也变卖了，筹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房屋土地。这是一场代价颇高的赌博，但是哈同赌赢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约。“洋大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场”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哈同则名利双收，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他占有了上海最繁华地段南京路地产的 44%，当时南京路两侧的大楼、里弄，凡是以“慈”字命名的，如慈淑大楼、慈裕里，都是哈同集团的产业。哈同成为犹太“炒房团”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被人称为“远东首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炒房团并不止哈同一家，即便在犹太人中，哈同也并不是最早的
8、。哈同之所以能后来居上，除了出色的判断能力外，还得力于他与政府官员密切的人际关系。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在上海的 3 个护军使，都与哈同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哈同也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1901 年，哈同结识了著名僧人黄宗仰，并请他为自己设计了爱俪园。1910 年爱俪园在涌泉路（今南京西路）落成。经黄宗仰疏通，孙中山、蔡元培都到过爱俪园，蔡锷将军曾在此养病，就连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婚礼也是在园中举行的。辛亥革命后，上海的 3 个护军使，也都与哈同关系密切。哈同炒房十分看重长远利益，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他曾在河南路口到西藏路一带买了不少房产地产，但当时的西藏路交通不便，上涨余地很小。哈同做出了
9、一个大胆决定，他向租界当局建议修筑马路，并自掏腰包 60 万两银子，雇人铺设马路。马路修好以后，这一带的房价涨了 10 倍多。另外，哈同很早就在静安寺以东的郊野买了 300 亩空地，购买时很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不值。后来，英法美在上海的租界不断扩张，哈同的这块地亦被征用，他又狠狠赚了一笔。1931 年哈同在上海去世，留下巨额财产让不少人垂涎三尺。哈同的养女、管家、亲戚，甚至日伪都卷入了遗产争夺。1937 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后，大力排挤各国商人，征用哈同集团的房产。爱俪园被日军占领作为营地，园内建筑被破坏殆尽，到 1945 年抗战胜利时，这个近代上海最豪华的私家园林仅剩几间洋
10、房而已。除了哈同，还应再提一个人物，那就是沙逊。跟哈同相似，沙逊也是通过在上海炒房发家致富的犹太人。沙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建筑上，最典型的当属上海外滩的“远东第一高楼”沙逊大厦。它是哥特式建筑，面向黄浦江，屋顶有 19 米高，瓦楞紫铜皮覆盖，相当气派。建成以后，外滩一带的地价一路飙升，势不可挡。到民国十三年，这块地估值竟达 220 万两白银。河滨大楼是沙逊的又一得意之作，大厦建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位于北苏州路，与繁华的南京路仅一水之隔。沙逊看准上海人口激增地产猛涨的趋势后，将原先的宝康里全部拆除，兴建中档的旅馆式公寓。大楼建成后全部包月出租，房租收益巨大。以整个南京路外滩产业为例，从民国四年到十五年期间，沙逊共获租金 105 万两白银，其中河滨大楼占很大比重。靠这些高层建筑发财后，沙逊乘胜追击，接着又造了几件传世之作，包括位于黄河路的卡尔登大戏院和南京西路上的仙乐舞馆。抗战期间，沙逊的财产遭到日本人的野蛮掠夺，集团开始走下坡路。1945 年后，沙逊陆续抛售自己的产业，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伦敦，并将集团总部迁至巴拿马的拿骚。二战后，绝大多数犹太人离开上海，前往美、苏等国和新建立的以色列，到 1953 年，曾有数万人的犹太社区只剩 440 人。在这次犹太“移民”后，犹太“炒房团”基本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