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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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科学院的答复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未刊稿钩沉摘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三联出版社年月）-【对科学院的答复】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 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 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 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 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 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 桎梏。 ”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 ，真理才能

2、发挥，受“俗谛之桎梏”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 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 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 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 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 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 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 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

3、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 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 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 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 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 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 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

4、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 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 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 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 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 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 昨天还

5、吐血。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 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 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 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老猫谨注】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 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 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同年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 ，并在中国 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

6、、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 、 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月中旬，陈的学生，时为北京 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签“钱”代“佥” 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陈与汪对话的最终结 果，便是月日由汪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首次将此文 公诸于世。王国维纪念碑：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寅 恪文集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 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 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

7、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 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 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 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其中“与 天壤而同久”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误作“与天壤而日久” 。立碑时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八年已巳（一九二九） ，先 生四十岁。研究院同学为静安先生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偏，乞先生

8、为王观堂先 生纪念碑铭 ，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 ”此碑由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 思成设计碑式。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 字样。资本论原文：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 ， 先生二十二岁。在德国柏林大学。春，游挪威，有诗纪之。秋，至瑞士。入瑞士苏黎士大 学。 ”王国维诗：寒柳堂集 （陈寅恪文集之一）载“寅恪先生诗存” ，其中挽王静 安先生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甲子岁冯兵逼宫， 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 ，意即指此。 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

9、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 耻令越甲鸣吾君 ，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 ）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 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又有王观堂先生挽词 ，文长不 录。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先生三十八岁。 夏五月初三日，研究院导师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排云殿前昆明湖中，终年五十一 岁。按赵万里所编静安先生年谱云：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 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指考新生试卷） 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

10、， 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园丁曾 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王先生逝世后， 先生作七律一首挽之。继又作王观堂先生挽词 。前冠长序，言王先生所以死之故。诗则仿王先生颐和园词 ，述清季掌故，致深切悼念之忱。两诗均见寅恪先生诗存 。又有 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 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四堂”：王观堂（国维） 、罗雪堂（振玉） 、董彦堂（作宾） 、郭沫若（鼎堂） 。韩愈、段文昌：韩愈撰平淮西碑事，见旧唐书本传：“元和十二年八月， 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

11、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 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 ，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 擒吴元济，李朔心功第一， 朔心不平之。 朔心妻出入禁中，因诉 碑辞不实，诏令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李商隐诗：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韩碑：“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 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豸区 豸区 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 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 朔心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 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帝曰

12、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於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 言讫屡颔天子颐。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 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 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 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呜呼圣皇及圣相， 相与火亘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 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苏小和补】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

13、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1953 年 10 月中国 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 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与陈寅恪不同的是，郭沫若和范文澜当时是激动的到任。后来我们看到，郭成了文 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只有未到任的陈寅恪到死都保持了知 识分子的气节。问题是，陈寅恪对气节的坚持，是有代价的。首先是他一直蜗居在广州，这段人生 中最后的时光，陈以一种彻底龟缩的状态，守着自己的心灵慢慢过完。全国一片斗争之声， 他的学术工作也只能彻底收缩，陈晚年缺少系统成果，就是这种收缩的

14、显然证明。让人不愿意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陈寅恪的死亡细节也成为他主动留守大陆的代价。 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 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 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 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一代大师如此 卑微、屈辱的离开人间，让人唏嘘。如果当初他接受国民党的邀请去台湾，或者移居香港， 我想大师的死亡仪式应该是能保持起码的尊严的。相比之下，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者，由于时间和地点的原因，就有尊严得多。傅斯 年是在 1950 年 12 月 20 日因突发脑溢血死在演讲台上的，虽然年仅 54 岁，但由于当时意 识形态灾难还没有全面兴起，他也算是享受了哀荣。胡适死在 1962 年 6 月 24 日，当时他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次酒会上，心脏病突然发作，就此离开人间，国民党给予了胡适极高 的葬礼待遇。如此看来，即使如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今天我们的学术环境，表面上似乎花团锦簇，其实比大师当年好不了多少，所以，在人生 重大决定上，我们还是视野宽阔，小心谨慎的好。 （文/苏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