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创作如何走向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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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文学评论责任编辑: 饶 翔 电话:(010) 65389196 电子信箱: 2010年9月22日星期三新观察新观察当前对类型小说的讨论,有两种主 导倾向。一种从传统通俗文学、大众文 学的角度予以概括、探讨;一种则主要 谈当前网络中出现的类型小说:玄幻、 穿越、盗墓等并给予评价。我觉得应把 这二者统一起来,用历史的、动态的观 点看待各种类型小说,以获得对类型创 作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首先,要对于类型小说有一种扩大 的、符合其普遍本义的理解。谈到类型 小说,以往我们经常谈到的多是侦探小 说、间谍小说、犯罪小说、武侠小说等 等,中国传统创作中也有公案小说、历 史演义小说,以及清官贪官、才子佳

2、人 等,这是一些沿革已久、比较成熟的类 型创作。但类型小说、类型创作仅限于 这些吗?鲁迅先生在 中国小说史略 中谈到明清小说四大派,我认为除人情 小说(红楼梦 金瓶梅)外,其余 三派差不多都可以归入类型化创作。同 样,在当代文学领域中,类型小说创作 也是主流。上世纪50年代末被称为是当 代长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战争题材 创作与农村题材创作这两种小说都取得 了突出成就,在我看来,大多数都可以 归入类型小说范围。战争小说,特别是 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如 平原枪声 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 队 战斗的青春等,其基本线索、内 容都相差无几。农村题材小说主要是表 现农业合作化的创作,大量的作品,其

3、人物谱系只要看一下其阶级或家庭出 身,例如贫下中农、富裕中农或地富分 子,主要人物便都可以在作品中获得定 位,类型显然更为明显。 “新时期”以来 的创作也有类型化的趋势。伤痕、反 思、改革文学,乃至现在流行的官场小 说,以及越来越多的家族小说,渐渐 地,也能看出一种类型的趋同性。由此 可见,类型化几乎是一种难以避免的、 必然、普遍的现象。我认为对于类型小 说应该有一种扩大的范畴或较高的视 点。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具体地研究一种 自己已认定的、更为成熟的类型小说。 在美学史上, “类型”概念的出现比“典 型”要早,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突破、 发展而形成的。但正因为二者存在联 系,一些类型小说中也能产生

4、典型 (如 像水浒传这样的“英雄传奇”) 。更重要的是,文学上类型的概念并不完全 是消极的,它本身也是一种概括,包含 着特定的内涵和某种精神品格的要求。 对于这种精神品格的审美认知与深入分 析,恰是类型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任 务。它自然也包括当前正在形成与兴起 的各种类型创作。 类型小说可以说是在一种类型的规 范内的创作,是一种业已形成的、具有 普遍性的社会审美意识范围内的创作。 在更多情况下,它又可以说是一种在传 统规范、传统审美意识下的创作。类型 创作与读者业已成熟和定型的审美心 理、审美要求是同生共存的,这正是它 易于和我们沟通并且拥有广大读者的原 因。譬如传统类型中的英雄传奇里,扶 危济

5、困、助弱剪强、一诺千金是它不可 更移的基本特征,你不可能颠倒地表 达。又如阿嘉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 罪犯总是隐蔽得很深,使你猜不到凶手 是谁,然而犯罪的根源又无例外地都是 为金钱与财富,没有一部小说写到为 “爱情”而杀人。因为若是后者,便会引 起一种尖锐的价值冲突,越出通俗侦探 小说范围,演变成类似爱米莉 勃朗特的 呼啸山庄 这样的作品。鲁迅先生曾 说:自有红楼梦问世,传统的小说 写法都被打破了。这是指它突破了以往 才子佳人的模式、规范, “爱而知其 恶” ,因而拥有谜一样的丰富的内涵。但 尽管如此,类型小说创作仍有着许多不 可替代的积极的意义。美国学者认为, 读阿诺德的“青年小说”(一种表

6、达勤 奋、个人奋斗以实现“美国梦”的小 说),你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和收获将超过 读马克 吐温、海明威、福克纳等的作品 加起来的总和。这当然不是指生活真实 与艺术真实的深刻性,而是主要指它们 充分反映了社会的精神生态与精神价值 取向。这种认识价值与情况也符合于上 述所提到的过去和现在中国的类型小 说。类型创作还具有鲜明道德倾向的创 作,在各种类型小说中,惩恶扬善,罪 犯总是得到惩罚,正义总是得到伸张。 类型小说总是符合、丰富、强化,有时 候又补充 (而不是颠覆) 我们已有的审 美意识,实际上便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基 础部分。 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现象,类型小说不仅拥有大量的读者,它自身也在不断 地发展,同

7、时形成不同民族各自的特 点。西方类型小说从最初骑士小说、罗 曼司小说渐渐演变,转向以金钱、财富 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多类型的创 作;中国有侠义、言情、公案、传奇、 演义各种类型,而从清官贪官到当今官 场小说,似乎也一脉相承。日本的推理 小说,如森树诚一、松本清张、石川达 三等人的作品揭露社会黑暗势力,揭露 财界与政界的勾结等,具有很强的社会 性,与“私小说”相对被称为“社会 派”小说。美国的各种畅销书,更具有 “与时俱进”的特点,由最初的黑手党、 美苏争霸、东西方间谍战,直至后来的 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电脑黑客,无不 被写入作品之中。一些被认为是类型小 说的创作,由于其突出的艺术贡献和艺

8、术表现,能与新的话语环境相结合,被 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接受,也可能成为 经典作品,这可以称之为通俗文学与类 型小说经典化的过程。譬如 水浒传 三国演义便是如此。而如克里斯蒂的 侦探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都经历了 半个多世纪以上的考验,或许也已可称 之为经典。约翰 勒卡雷的一部间谍小说 寒风孤谍(直译“从寒冷中归来”) 据该书前言介绍,这一书名短语现已进 入了英语大辞典,而这一点也正与第 二十二条军规进入英语辞典并成为大 众用语一样。钱钟书先生在为 译林 创刊10周年所作的题词中说: “译林 的特色是把通俗或眼前畅销的 作品和经典或高级的公认较经 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 介绍。 畅销

9、并不保证作品有无文学价 值。 经典或高级作品有些是一度 的畅销书。 文艺社会学阐明理解外国 当前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是较好的 指南。 ”从广义上说,我们都是读着各种 类型小说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能说自 己只阅读或专门阅读“纯文学” 。对于类 型小说的轻视,源于一种狭隘的文学观。 我们的审美意识具有继承性,且有一些 基本、不可动摇的部分。因此,现在的 问题与矛盾便不是我们是否承 认类型小说,而是认清类型小 说的性质、特征与局限,寻求 发展和提高。回到当前的类型小说创作。我觉 得,主要问题是我们目前尚缺乏一支优 秀的、成熟的类型创作的作家队伍。许 多作家事实上离不开类型化,却又贬薄 类型,认为它

10、是低层次的,缺乏对于特 定类型深入发掘的自觉意识。类型写作 需要不同的、丰富的知识储备,特定领 域生活的积累和认识,也要具备对于人 性的深切认知和艺术想象力,而我们的 类型小说主题宏大,却无法写出高于一 般读者想象力的作品。在西方的畅销书 作家队伍中,有文学硕士、前外交官与 情报部门官员、众议员、总统的夫人和 女儿 (如罗斯福夫人、杜鲁门的女儿) 、 获得爵士与院士称号的作者 (如克里斯 蒂、西默农) ,也有医生与律师 (如罗 宾 科克、约翰 格里森姆) ,当前网络上 流行的穿越、盗墓小说,可能受到丹 布 朗历史穿越创作的影响。以上所列是一 支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创作队伍。他们的 作品对于读者有启

11、迪心智、审美普及、 寓教于乐的作用;而这类作品与西方先 锋小说的分工和区别,似乎又有着保卫 西方文化传统的作用。我们也需要重视 与发展自己的类型小说,并在认识其规 律性的基础上寻求更高水平的突破。例 如,海岩的小说颇受读者欢迎,破案、 人性与爱情构成他小说的三要素,而三 要素的不同组合及情节的千变万化,则 体现了作者一定模式内的想象力。何家 弘是人大法学院教授,他写了一组书名 都以“人生”开头的犯罪悬疑系列小 说,专业、智慧、想象力以及对于社会 人生复杂性的洞察和对于犯罪心理的深 刻刻画,使他的作品比同类创作具有明 显高出一截的水平。麦家的暗算获 得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对于类型小说 前所未有的

12、一个肯定。但倘若读过他之 前所写的解密和之后的风声 ,便 能明了他的获奖并不是偶然的。文学当 然不会抛弃作为发展的基础部分的各种 类型小说,不会抛弃属于类型小说的最 广大的读者,不会抛弃传统审美意识。 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类型小说的理 由。类型创作如何走向经典吴秉杰乔叶的龙袍以一个返乡者的目 光记录了当下乡村动荡变迁的现实:生 “我”养“我”的故乡正面临拆迁、改 造,田亩废弃了,茅舍翻盖成楼房,村 办企业易主私人,土地也将被用做房产 开发,到处鼓噪喧嚣、人心浮动。作为 承载着“我”苦辣酸甜记忆的故乡,那 个熟悉的村庄正在消逝,而且这一过程 不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仿佛是在一夜 之间,历史前进的

13、脚步便陡然加快了, 村郭绿树消失了,阡陌纵横消失了,游 子返乡惟余伤感。 乔叶笔下的返乡者却不是一个单纯 的感伤者。 “返乡”作为文学叙事经典 的母题之一,它往往是以其带来的 “变”和“不变”的对比与冲撞实现其 主题表达的对返乡者而言,他眼里 呈现的是变,但心里固有的情感、回忆 维系和指向的却往往是不变,变与不变 之间便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冲突内涵。但 乔叶小说中的“返乡者”却不是纯然呈 现这一变与不变冲突的游子和旁观者, 在激变动荡的现实面前, “我”不是置 身事外者,而是属于这“激变动荡”的 一部分: “我”出身农家,靠读书和打 拼脱离了农村,但后来却以第三者插足 的方式成为了一个与我年龄相差

14、悬殊的大款的妻子,小说坦承“我”们的结合 完全是“一笔买卖”“我用青春的 硬件和老李金钱的硬件扎扎实实地签了 这一笔婚姻合同” 。 “我”这样的女性显然是为传统乡 村礼法所不容的,但传统乡村礼法这一 不变的伦理价值观念已经在变动的时代 里支离破碎了, “我”的离经叛道是礼 崩乐坏的结果,甚或是它的原因,然而 更无可质疑地是它的一部分。因此, “我”在这里已经无法再像鲁迅小说中 的“迅哥儿”那样,做一个忧郁而严厉 的审视者、批判者, “我”失去了这样 的资格。和鲁迅相比,乔叶及其同代人 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古旧的乡土中 国,他们面前所展开的时代现实远为纷 乱芜杂,所以我们看到,小说中的 “我”

15、无意于“迅哥儿”式的审视、批 判,她只源自本能地伤感于她在支离破碎的现实中感到的变化和失去,但在理 智上却更快意于这种变化和失去所换来 的酬报与实利。 当然, “我”无意于审视和批判并 不代表作者也无意于此,在对乡民自私 性格的描写上乔叶依稀承袭了乔典运、 阎连科等河南作家一贯的对于国民性的 批判,但与作品对时代现实整体的刻画 相比,这实在是无足道的。文化批判所 惯有的那种震撼力已经彻底让位于对纷 纭现实的忠实呈现这典型体现于 “我”与现实的那种熨帖而相得益彰的 关系。也许, “无意于”的说法对作者 而言并不准确,毋宁说,她是无力批 判。是的,面对“乡村该往何处去” 、 “乡村会往何处去”这样

16、的时代性困 惑,谁又能给出明确的回答? 在龙袍中,老忠是乔叶着意塑 造的人物之一,他表面上是历史错位造成的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喜剧人物,但他 的公正、善良却透出一种人性的温暖, 而他对集体主义和公社时代的愚忠和眷 恋也没有让我们觉得好笑,反而更让我 们看到了小人物身上那种对于生活的微 末的期盼和愿景,它是那么微弱,又是 那么坚韧,正是它的存在,如烛光一 豆,使晦暗荒芜的生世不致陷入永劫。 老忠的形象仅仅是作者充满感伤的童年 记忆的一部分,他的善良所换来的病疾 和落寞,只让他和他所在的乡村世界都 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寂寥与哀伤,凝聚不 起让我们感到温暖、鼓舞的力量。 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的“乡村”已 经成为当下乡村叙事的“主角” ,相应 被轻忽和偏废的则是人物,这一所轻和 所重并非有意,但却正让我们见出了当 下乡村叙事的一种无力感,它源于现实 本身的巨大与复杂,更源于叙事者在面 对这一巨大而复杂的现实时的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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