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方法论

《历史研究方法论》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历史研究方法论（1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研究不仅不应排斥而且必须接纳和改造所有积极而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以为己用，这是历史学不断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史无定法”正是历史研究这种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但是，历史研究又有其自身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史有定法” ，中国的历史研究，更有自己的“家法”，这正是历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和稳定学科的保证。 “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均指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而不是指历史的本身。一方面，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研究的“定论”却存在被修正、被颠覆的可能。 “史有定论”只是相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阶段成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2、和前提；“史无定论”才是绝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无限过程，是推动历史研究的导向和动力。必须承认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1对我的1 胡适 1918 年 7 月 20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 31 号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的文章。文章对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解释：“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 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 ，那是做不到的事。 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

3、要叫一知 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 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 ，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 地抄录这段话，是因为我认为它在学术浮躁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重要影响。虽然这句话曾经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我认为恰恰代表当时的一些学者对空谈理论的不满。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年代，恰恰又是“理论”遭受普遍质疑的时代。或许是这些原因，使得我比较少关注“理论”而更多注重“实践” ，虽然也关注方法却极少谈论方法。其实，当前关于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各种学术流派并存的局面也正在形成，本文不拟再置

4、赘言，仅对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两对方法论命题略加讨论。一、关于一、关于“史无定法史无定法”与与“史有定法史有定法”“史有定法”本来是个毋须讨论的问题。每个学科都有本学科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赖以生存的研究方法或“本门功夫” 。哲学离不开思辨，文学离不开描述，社会学离不开调查，考古学离不开发掘，历史学离不开考证。虽然历史研究同样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证史料即史料学乃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或“本门功夫” 。如果不以史料学为基础，却试图以思辨、以描述解决问题，恐怕出来的成果很难说是历史学的主流成果，或许叫哲学或历史哲学、叫文学或者历史文学更为恰

5、当。而且，历史研究之以史料学为基本方法，并非是刻意的选择，而是学科性质所导致的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历史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谓“言必有据” ，此之谓也。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虽遭非议，但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不治史料而奢谈历史者，非史家也。史有定法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定位，都有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养成的习惯，都有受世界观影响而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 、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也容易形成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所谓“文如其人” ，此之谓也。但是，任

6、何研究方法乃至表述方法都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其他方法的挑战，都需要不断融入新的因素、接纳新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相互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西方历史学、海外中国学的各种流派及其理论和方法也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大陆学术界产生强势冲击，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历史研究已经进入各种学说并存的时代， “史无定法”成为共识也就十分自然了。1英国学者艾哈登在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1吴承明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指出：“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这当然不是说可任意判断，而是说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就方法论而言，

7、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分。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 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吴承明先生的这一观点， 不仅仅代表着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也是多数历史学家的共识。人类学科学范围之广以及它们与其他科学的分界线的模糊，使得对它们进行定义和分类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研究工作是没有也不顾及界限的。那些对此产生忧虑的，不应该是研究者，而应该是图书管理员和目录学者，因为他们经常搞不清楚应该把卡片放到哪个目录箱里，或者把书放在哪个书架上。1不仅仅是哈登所说的人类学，历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以“技术”为例。历史研究和其他社

8、会学科的研究一样，都需要技术。但历史研究采用的技术往往并不由历史学家发明，而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技术或成果。孟森先生在广泛考辩史料的同时，借用了医学知识，根据顺治帝死前的种种记载，认定顺治帝其实是得“天花”而死，从而排除了“出家”说。2美国学者施坚雅将苏州城 1229 年的石刻全图与 1945 年的航拍图对照，发现“城市形式异常稳定” 。3中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采用“抄卡片”的方式来收集和积累资料，但当计算机技术和各种数据库、系统软件开发出来以后，恐怕没有任何有条件的学者会坚持拒绝使用。运用数据库也正在取代“抄卡片”成为历史学的“本门功夫”之一。而现代考古学之区别于古物学和金石学，就是因为它

9、受到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脊椎动物学等的影响并直1 (英)AC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冯志彬校)第 3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2 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 ，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3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第 17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接采用了这些学科的成果和技术。美国化学家利比所发明的放射性碳测定即碳 14 测定技术，更成了考古学家进行绝对年代测定的基本手段，成为考古学的“定法”和“本门功夫” 。就“理论”来说。在中国，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学已经被或正在被海外的理论和方法改造或收编多次

10、。第一次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来自日本和西欧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改造和收编，于是有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新史学。第二次开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来自德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改造或收编，于是有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新史学。而目前，正面临着第三次被改造或收编，这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挟带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及诸多自然科学成果等利器的海外中国历史学。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大陆学者主动接受了改造和收编，并做出了重要的成果。1这种状况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历史学的悲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中国历史学的幸事。因为在每一次被改造和被收编、反改造和反收编的过程中，都给

11、中国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科学因素乃至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1 当然，另一种现象则当作别论：我们才刚刚抛弃那种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当标签和公式使用的老“八股” ，却又出现了将柯文、施坚雅的理论当标签和公式的新“八股” ；一些在中国历史学界早已是 尽人皆知的常识，却被当作海外学者的新论进行宣扬。甚无谓也。可见， “史无定法”几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也应该仅此而已，否则，将走向它的反面。马克思的一句话曾经令历史学者自豪不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1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却表达了一个令历史学者伤心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前，历史学称不上是科学。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

12、会变迁则煞有介事地宣告：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结论， “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 。3 其实，所谓“科学”方法相对地说更是一个时代范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科学观和研究方法。谁能说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法在两千年前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承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在探求社会变更、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动辄质疑前人的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谁敢保证我们的后人不来质疑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东西的科学性？同样，施坚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 ，但这句话在手稿上已被删去，可见马克思

13、另有考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而在恩格斯眼 里，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也是“历史的科学” ，因为：“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 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 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 ”(反杜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86 页) 2 国内各种版本的历史学概论毫无例外地要说到这个观点。由教育部委托山东大学历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合作编写高校历史专业教材历史科学概论(葛懋春主编)称：“我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学称之为历史科学，历史科

14、学和以往的种种历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历史科学所以能被称之为真 正的科学，关键在于它是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 ”但作者自己对于这一 认识也并不过于自信，所以又加了一段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是历史科学的根本特点，在这个前提 下，历史科学是会有不同学派存在的。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第 3 版，第 22-23 页)会有什 么“不同学派”？作者没有明说。如果也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那当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那么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哪些不同学派？如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派，则已经排除在“历史科学” 之外。 3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

15、迁第 22-23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雅对于近世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恐怕他自己也不会认为“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方法”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曾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会“彻底退出”的。所有曾经产生过影响并真正够得上是“科学”的方法，它们之间都有关联性，都有继承性和被继承性，而不存在后人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人的理论和方法的“消灭” 。1 就研究主体来说，一个学者如果真正能够恪守“祖宗家法”或“本门功夫” ，坚持论从史出、勤于爬梳并细致考辩史料、娴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同时关注当前的学术前沿动态，

16、同样可以做出重要的成果。关键是学者运用方法的能力和所付出的劳动，以及是否具备学术悟性。以“技术”而言，虽然碳 14 已是测定绝对年代的基本手段，但碳 14 又最忌讳污染，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污染，这就仍然需要用传统方法或本门功夫进行分析和判断。同样，计算机的使用和数据库的开发，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如果以为“全文检索”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却又是大错而特错。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是复杂的，1 列宁有专文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1-44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杨念群教授在“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中，对当前海外中国 学的部分学者和流派进行了分析，并一一指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源头。这项工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载新史学第 105-131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都有其种种存在的理由，或许这些因素缺少一个，事情就不可能发生。1因此，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全文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