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60年(1949-2009)发展概况》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当代诗歌60年(1949-2009)发展概况（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中国当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 60 年（年（1949-2009）发）发 展概况展概况通常认为，1949 年为中国当代诗歌(在此特指中国当代大陆诗歌)的起始阶段。这种文学史(诗歌史)分期与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巨大转型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由此内在的规定着 20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当代诗歌整体上极为突出的政治化特征。具体说来，在 1949 年至 1976 年的近 30 年的时段里，中国当代诗歌的集体化写作倾向十分鲜明，诗人们在奉表现时代精神为圭臬的创作原则的强大规范下，对自己的诗歌写作从题材、主题以及语言形式和审美风格等各个层面，几乎均作出了颇为自觉而趋同性的调整与
2、处理。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坛，以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为代表的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坛，以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为代表的“政治抒政治抒情诗情诗”，以闻捷、李季、张志民、傅仇、严阵等诗人为代表的，以闻捷、李季、张志民、傅仇、严阵等诗人为代表的“生活抒情诗生活抒情诗”和以李瑛、公刘、顾工、韩笑、和以李瑛、公刘、顾工、韩笑、张永枚等诗人为代表的张永枚等诗人为代表的“军旅诗军旅诗”，此三种写作向度盛行其道，建构了此一时期的诗歌秩序，成为当时的诗，此三种写作向度盛行其道，建构了此一时期的诗歌秩序，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歌主流。但是，这种主流(主旋律)诗歌在体现政治正确性的同时，在艺术与思想层面上并未取得
3、相应的整体性进步，相反，出现了整体性的停滞与倒退现象。而这与诗人们对当代诗歌发展方向的认知与把握也存在紧密的关联。20 世纪世纪 50 年代末至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诗歌界内部发起了一场关于当代新诗发展道路的大讨论。年代初，诗歌界内部发起了一场关于当代新诗发展道路的大讨论。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民歌加古典民歌加古典”的当代新诗发展道路成为当时主导性的诗歌舆论。中国当代诗歌的当代新诗发展道路成为当时主导性的诗歌舆论。中国当代诗歌30 年年(1949-1978)的整体写作格局与面貌由此获得了理论上的的整体写作格局与面貌由此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合法性”。相形之下，此一时期
4、，那些诗歌理念与政治化文学思潮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着一定距离的“非主流”中老年诗人的创作反而有善可陈，其中，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何其芳的回答，蔡其矫的雾中汉水，林子的给他，曾卓的有赠，昌耀的高车、峨日朵雪峰之侧，郭小川的望星空、乡村大道、一个和八个，巴布林贝赫(蒙古族)的故乡的风等作品，具有某种代表性，它们具有一定或较高的思想艺术品位。这批作品的数量虽然较少，但它们对于当时泛政治抒情诗写作的诗坛格局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补充与丰富。 1966 年至 1976 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愈演愈烈，政治对文学(诗歌)的干预与渗透日益鲜明与强化，主流诗歌基本上等同于标语口号化的分行文字，连此前
5、大多数“政治抒情诗”所具有的“政治的直接美学化”的艺术境地也无法达到。与此同时，一批在当时的政治境遇中处于一批在当时的政治境遇中处于“边缘边缘”或或“异端异端”状状态的老中青诗人，开始创作出与主流诗歌极不协调态的老中青诗人，开始创作出与主流诗歌极不协调(和谐和谐)的的“地下诗歌地下诗歌”。这些。这些“地下诗歌地下诗歌”因为敢于程度不因为敢于程度不同的表达诗人个体性同的表达诗人个体性(个人化个人化)的情感而历史性的禀有的情感而历史性的禀有“另类另类”诗歌的性质。诗歌的性质。中老年诗人中，牛汉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穆旦的秋、冬、停电之后等，是“地下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北京的食指
6、和贵州的黄翔与哑默则是“地下诗歌”写作青年诗人中的出色代表。尤其是食指的“地下诗歌”写作，更具文学史意义上的影响力。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创作的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作，在一代青年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食指在此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对北岛等一批年轻的“朦胧”诗人在诗歌理念和美学趣味上都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被视为“新诗潮”(即通常所谓的“朦胧诗”)的先驱性诗人。“地下诗歌地下诗歌”现象的存在与出现，填补了文化激进主义年代诗歌创现象的存在与出现，填补了文化激进主义年代诗歌创作的空白。作的空白。 进入“新时期” (以 1978 年为开端)，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裂
7、变，长期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强力控制的中国当代诗歌开始了全方位的艺术性回归，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文学史意义上的历史“新时期”。在 20 世纪 70 年末 80 年代初，艾青、牛汉、绿原、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白桦、孙静轩、周良沛、梁南、赵恺、林希、林子、黄永玉等一批曾长期被剥夺了写作与发表权利的中老年诗人陆续重返诗坛，恢复了歌唱的自由，他们因此被命名为“归来的诗人”。由于自身独特的经历，这批“归来的诗人归来的诗人”在创作中整在创作中整体上倾向表现体上倾向表现“反右反右”及及“文革文革”期间个人及民族的创伤性情感记忆、心灵抗争与理性反思等主题内涵期间个人及民族的创伤性情感记忆、心灵抗争与理性反思等主题内
8、涵，艾青的归来的歌、 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公刘的沉思、哎，大森林，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邵燕祥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始，流沙河的故园九咏，梁南的我不怨恨，黄永玉的曾经有过那个时候等一批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标识性的诗歌作品，有效的恢复了诗歌与诗人的真诚品质，摆脱了此前诗坛流行的假大空的恶劣诗风。与此同时，一批与一批与“归来的诗人归来的诗人”相比显得相对年轻的中青年诗人，则把其关注目光更多的投向新时期相比显得相对年轻的中青年诗人，则把其关注目光更多的投向新时期的社会现实，他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普遍持有强烈的诗性诉求，对现实生活的的社会现实，他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9、的现代化进程普遍持有强烈的诗性诉求，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干预”与对未来的与对未来的“呼唤呼唤”成为当时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作成为当时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作“热点热点”现象。现象。其中，雷抒雁的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小草在歌唱、骆耕野的不满、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李发模的呼声、熊召正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等作品，都引起了较为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种创作流向实际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回响余波，从中反映出许多中国当代诗人身上的现实关怀精神、社会使命意识与“政治参与情结”。另外一批年轻的诗人则倾向从个另外一批年轻的诗人则倾向从个
10、人的生活经历与艺术趣味去选择诗歌的题材、主题与表达方式。人的生活经历与艺术趣味去选择诗歌的题材、主题与表达方式。例如，叶延滨、梅绍静、李小雨等青年诗人以“知青视角”表现对昔日生活的追忆与思考，其各自的代表作干妈、她就是那个梅、红纱巾问世之初在诗坛产生了不小的反响；陈所巨、刘小放、饶庆年、刘犁、刘益善、姚振涵等青年诗人则着力表现其熟悉的乡土生活，在审美性的乡土情结中试图揭示广大乡村在中国社会的改革潮流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其中，饶庆年的创作实绩值得关注，他的诗集山雀子衔来的江南成为新时期初期乡土诗创作成就的代表；新时期的少数民族中青年诗人则致力于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及其文化心理情感的展示与表新时
11、期的少数民族中青年诗人则致力于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及其文化心理情感的展示与表现，刻画出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本民族的精神境况。现，刻画出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本民族的精神境况。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对彝族风物及彝人丰富复杂精神状态的表现深刻而精彩，其代表性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体现了当代彝族诗歌在新时期文学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查干(满族)，晓雪(白族)等少数民族诗人本民族题材的诗歌创作也各具特色。值得一提的还有身处新疆、青海、西藏、甘肃等西部地区的诗人自觉或不自觉所进行的地域性诗歌写作，他们的创作因题材、主题和艺术风格的相近与趋同而被命名为“西部诗歌西部诗歌” (或或“新边塞诗新边塞诗
12、”)。“西部诗歌”整体风格上以雄浑、豪放、苍凉为主要美学特征，是对中国文学史上“边塞诗”的继承与发展。“西部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昌耀、章德益、杨牧、周涛、马丽华、魏志远、李老乡、林染等。从创作成就来看，昌耀无疑是“西部诗歌“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为新时期的中国诗坛奉献出了慈航、鹿的角枝、日出、河床等坚实有力、众口交誉的“西部”诗篇。当然，由于昌耀诗歌境界的博大与深邃，加之昌耀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都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活力，又使得昌耀本人的创作超逸了“西部诗歌”的范围，而在更深广的层面丰富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西部诗歌。 上述不同的诗歌创作流向为新时期的诗坛带来了生机，初步体
13、现出诗歌的多样化特征，但并未在诗歌观念与美学趣味上发生深刻的转型与变化。真正给真正给 20 世纪世纪 80 年代诗坛带来诗学观念与美学趣味巨大冲年代诗坛带来诗学观念与美学趣味巨大冲击和击和“革命革命”性变化的，是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具有探索性、实验性、先锋性特质的诗歌潮流，它们就是当性变化的，是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具有探索性、实验性、先锋性特质的诗歌潮流，它们就是当代诗歌批评界所指认的代诗歌批评界所指认的“朦胧诗朦胧诗”与与“第三代诗第三代诗”。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新诗发展史上，“朦胧诗”的“崛起”及其命名方式本身都蕴含了深刻而丰富的诗学话题。以北岛、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创作为标识的“新诗潮”
14、在面世之初，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重重阻力，围绕着这些青年诗人背离常态的创作，围绕着“懂”与“不懂”的常识问题，诗歌界内部爆发了长时间的激烈论争，当时整体上保守的诗坛对“新诗潮”基本持贬损、弹压的态度。那批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吸取思想与艺术经验的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与美学追求，由于其对“正统诗坛”所显示出来的大胆背离与挑战姿态，在当时一度被视为具“异端”色彩的诗歌潮流，被贬义性的命名为“朦胧诗”，但又戏剧性的获得了极为广泛的流布与传播。当时诗界的有识之士对所谓“朦胧诗”这一诗坛新生事物予以大力支持，表现出可贵的前瞻性理论眼光。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吴思敬、杨匡汉、李黎、朱先树、陈仲义、徐敬亚等诗评家纷
15、纷撰文对“朦胧诗”持正面的、积极性的评价，为“朦胧诗”的生存营造了一个有利的诗歌舆论氛围。其中，谢冕谢冕的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崛起的诗群是三篇影响甚大的是三篇影响甚大的理论批评文章，被称为理论批评文章，被称为“三个崛起论三个崛起论”，为，为“朦胧朦胧”诗群的诗群的“崛起崛起”产生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除前面提及的北岛、舒婷、顾城之外，梁小斌、江河、杨炼、芒克、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孙武军、骆耕野、傅天琳、李钢、岛子、多多、林莽、根子、严力、田晓青等诗人(其中部分诗人由“白洋淀
16、诗群”“自然转化”而来)加盟了“朦胧诗”的阵营，在规模上足以构成“崛起”的态势。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宣告、语言、触电，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神女峰、惠安女子，顾城的一代人、远和近、感觉，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星星变奏曲、没有写完的诗，杨炼的大雁塔、诺日朗，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雪地上的夜，王小妮的我感到了阳光，多多的致太阳、手艺、从死亡的方向看，林莽的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李钢的舰长的传说，严力的根等一大批影响广泛或艺术品质优异的诗歌文本，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朦胧诗”的思想艺术。风貌与创作实绩，构成了许多读者风貌与创作实绩，构成了许多读者(业余或专业业余或专业)深刻而清晰的文学史深刻而清晰的文学史(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