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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浅析清末外交中的李鸿章遵义县第二中学 娄方仁关键词 清末 外交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洋务派首领，全面推行中国近代化事实上的第一人，李鸿章从外交理论到外交实践都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他主持清末外交，从 1870 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一直到逝世，前后将近三十年。在这数十年里，李鸿章时刻以国家利益（不只是清朝最高当局的利益）为重，立足于中国国情，以自强为奋斗目标，抓住中国的当务之急实现近代化，奋力在战败的困境中与列强周旋，以便中国少受损害，争得一个发展自强所必需的环境。在这个目标下，他站在了战略的高度来主持清末外交，总揽全局。从其外交思想到外交实践，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依
2、笔者愚见，历史应该重新审视李鸿章在清末外交中的地位，还其一个真实的面目。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李鸿章提出了开拓性的外交思想一、李鸿章提出了开拓性的外交思想李鸿章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把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为清末的中国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外交思想。在 19 世纪后三十年，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日本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早就被列强的侵略和内战弄得奄奄一息的腐朽清朝，还是没有被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认识不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白日梦，说什么半部论语即可退敌，反对一切新事物。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把列强看成“夷人” ，把他们的侵略视为“犯顺” 。
3、他在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2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 。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 。为此，李鸿章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紧迫感：列强在华的地位和作用，完全“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3)” ， “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 ，要摆脱其控制，决不能等闲视之。中国要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得一等独立地位，实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各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事器机之精，功力百倍，弹炮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4)”
4、。中国与之相差大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5)” 。而采取任何无视现实的强硬作法，又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小不忍则乱大谋， “林、僧二公，逞一时之愤，几毁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6)？”所以，中国只有暂时忍辱负重，以割让空间来换取“变法” “自强”所必需的时间。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使国强民富，才能向外国侵略者“渐收利权” ，并与之“相为雄长(7)” 。为此，李鸿章立足于客观的时局，一针见血的指出：“战守无具，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8)” 。中国希翼求得生存和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求助于韧性的外交机制(9)”
5、 。他提出了“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10)” 、 “外须和戎、内要变法(11)”的以和局为主导思想的结“和” 、 “战”为一体的外交理论。实际上，早在 1853 年，美国人柏利打开日本国门时，日本就已经给中国作出了示范。她与美国等列强签定一系列不等条约，目的是争取和局以求得发展，实现自强，最终摆脱列强的控制。同样，李鸿章的“和戎”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和内容：“和”的初级目的，是要列强遵守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履行条约规定的诺言，使中国避免卷人战争，求得一个自强发展的前提和环境，而不是作为维持“有事则急图3补救，过则乃事嬉娱耳(12)”的懵懂状态之手段。成王败寇，中国作为战败者，要想求
6、得一个自强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采取暂时的“委屈” ，才能“求全” 。和局是不等的，取得和局必须付出代价。然而，这个代价的付出并不是一味的“遇事屈从” ，李鸿章认为，同外人交涉，亦应敢于抗争， “争得一分，即免得一分之害” 。相反，一味求和， “日必为外人所轻，临时只能拱手听命(13)” 。他的原则是：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14)。 “和”的终极目的是谋取发展自强。 “忍小愤而图远略，抑当事诸公之用心欤！” “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15)。 ” “明是和局，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16)” ，“若不赶筹发奋图强，后患何可思议(17)。 ”能自
7、强，中国才会有明天，不能自强就永远没有雪耻之日。李鸿章通过退一步的和局战术，来实现自强御侮的进两步战略。他为中国内政提出了跟上时代大潮流的艰巨任务。这个终极目的，已属于内政的主题。毫无疑问，这一外交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正确的、积极的、进步的。首先，从国家的社会职能（公共职能）来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以维持社会稳定、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通过民族自卫和国际合作来确保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特征(18)，所以，防止外部侵犯的职能是国家的社会职能。要设法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对于清末的中国来说，和戎与战争相比较，和局是有代价的，但战争的代价更大，李鸿章选择和局无疑是明智的。弱国无外交，
8、中国只有“委屈”妥协，这个妥协是迫不得已的。但它不是缘于“过是若无事，然有事则仓皇失措(19)”的积习，而是一种权宜之计，拖宕之术，旨在尽可能地维护签约后的现状，避免列强的进一步索要，从而赢得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保证国内“变法” “自强”运动顺利进行。其次，和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4和是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和就没有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发展，又是其拥有和的有力保障。所谓“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螫难消也(20)， ”中国不暂忍辱则无和局，无和局则无法自强，无自强则不能雪耻。李鸿章巧妙的把妥协、和与发展辩证的统一了起来。所以，这个妥协是积极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最关键
9、的是自强，更何况妥协是有限度的：“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 。第三，从战争的角度来分析，国家间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决定一国强弱的标准不是一战一役的得失。更何况战争无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都一样干扰正常社会生活，消耗国家实力，更不要说中国根本就没有战争实力。而且清末哪一次对外战争不是以弱抗强（除中法战争外）战败赔款让利的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等条约，就没有用战争这种方式，其决定因素是日本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真正摆脱列强的控制，也只有自强，李鸿章所谓“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尤为驭外良谟(21)”是矣。即使有实力也不能轻易言战，这难道不是一个客观规
10、律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2)” 。那些以主战著称，擅发“大言高论，不顾国家安危”的所谓“清流派”沙文主义士大夫，那些只要“恃民气”而无视敌我实力悬殊，企图把国家推向战争深渊的莽夫，分明就是以头抢地，饮鸠止渴。他们意气用事的态度，除暴露出了他们的“书生腐官(23)、 ”庸碌无知外，还暴露出了他们在战争失败后对李鸿章采取“落井下石”的险恶用心。在对待“邦土”上，李鸿章弃藩保本的主张也是积极的。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近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原构成中国屏障的朝贡国自然失去了作为中国防止外敌入侵的缓冲地带作用，不通过它们，列强照样能打进中国。所以李鸿章在 1
11、871 年与伊达宗城签署中日修好条约时，还坚持把“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结，不可稍有侵5越(24)”载入条约。但他认识到“朝贡关系在近代世界上的必然不可能性(25)”后，在日本吞并琉球，举国齐喊东征时，他却指出：“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唯不暇，亦且无谓(26)” 。他坚决反对动武：“目前兵船未备，饷源尤绌，刚尚难用，只有以柔制之，而力图自强，为日后强本。(27)。因为据近代国际惯例，宗主国对属国的内政外交，不但有干涉之权利，而且还有干涉之义务。中国对其属国却只维持了宗属之名，素不过问其内政外交。因此，据近代国家政府制度，中国的属国既然有其独立的主权，那么，时代发展的进程
12、就要求中国不再应该（当然也无能力）继续享有和承担维持朝贡制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打开了儒学一统帝国意识结构的缺口。因此，在对待朝鲜问题上，李鸿章就力主其开放。当有人以朝鲜开放后会不甘心于属国地位而表示反对时，他却认为“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不敢藐视，即西欧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然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28)？”李鸿章以务实的精神，认识到中国都是一具难保安全过河的泥菩萨，又凭什么去维持宗主国的虚名呢？缓冲地带的作用丧失，封贡制与近代国家政府制度又不相容，中国还有什么必要去维护这一不合潮流的虚名呢？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走出了天朝上国的樊篱，进入了近代国家政府
13、制度的新时代。李鸿章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战略性的目光，把中国外交带入了近代化，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认可和执行，结果在朝鲜问题上就演出了引火烧身的悲剧，真是枉费了李鸿章“丢卒保帅”的一蕃苦心。二、李鸿章的外交成就二、李鸿章的外交成就李鸿章为清末的中国在外交方面开的药方，在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尽可能的减少了列强的索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的洋务自强运动创造了必需的前提安全和的环境；在6这个前提下，以他为首的洋务派大力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李鸿章看到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 ，独中国“以守法为兢兢”(29)， “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和“亦不
14、可持久” ，那必然“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30)” ，他感到了“变法”的紧迫性。他的“变法” “自强”从洋务运动开始。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31)” 。为此，李鸿章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军事企业。随着他对西方接触的加深，他意识到国家只有“富”才能“强” 。 “西洋万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32)” ，而中国对之“罕有知其理者(33)” 。所以，他指出：“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睿饷源莫如振商务(34)” 。他因此大力倡导发展近代工商业，兴办了轮船招商局、开煤
15、矿、天津电报局等中国第一批近代民用企业。由于中国社会的主体（反近代化势力，其中还包括下层民众）反对近代化，李鸿章倡导的中国近代化举步维艰。 “差不多李鸿章每办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35)” 。因此，他每办一个项目， “从提议上奏到付之行动，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36)” ，中国因此坐失良机，与近代化失之交臂。而日本由于“上自大君主持而臣民一心(37)” ， “倾国考求西法” ，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以迅猛的速度奏完了整个近代化的乐章。“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38)” 。内政系一国发展自强的内因，是外交之基础；外交只是其外因，是内政之延伸。根据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的原理，就
16、李鸿章的外交为中国内政自强所应提供的客观前提条件，是办到了的。 “推行自强新政，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一般都需“百数十年”这样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更何况“中朝气太散，例太严，此等事（洋务引者）真不易为，为之亦不得力，徒唤奈何(39)！”因而，从中国来看，李鸿章给“自强”争来的有限时间和和空间，由于7反近代化势力的阻挠付之东流了。但就李鸿章个人而言，他开启了中国向近代渐进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切实从七十年代以前的“中体西用”论者，转变为了“西化论”者。七十年代以前，他还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40)” 。但作为“旧中国务实第一人(41)”的李鸿章，在七十年代以后，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深入认识，其思想观念发生了急剧转变：“综横各实，洋学实有窬华学者(42)” 。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他亦开始“留心咨访。 ”认为“西化（包括西方政治体制引者）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43)” ， “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旺日成之也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须迁延恶耐，逐渐加温(
